第二节 隋代闽中与流求的商业联系

隋炀帝派朱宽、陈稜探索东海的流求国，因而展现了福建与流求之间的海上航线。如果我们认同多数人的看法：隋代的流求即台湾，其时台湾与福建之间的商业联系也就清楚了。^[12]

不过，关于古流求国是东海上的什么岛屿，学术界争议不一。

一 隋书关于流求国的记载与学者的争议

《隋书》第八十一卷有《流求国传》，记载了一个与隋朝发生关系的海外岛国。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绳发，从项后盘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斗镂皮并杂色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佩，缀珰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有刀、槊、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箸，长尺余，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

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男子拔去髭鬓，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木汁为酢，酿米麦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

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沄、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其他有关流求国的史料散见于《隋书》各处。

《隋书·炀帝纪》记载：

大业三年三月癸丑，遣羽骑尉朱宽使于流求国。

六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隋书·食货志》记载：

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疾而死者十八九。

《隋书·陈稜传》记载：

炀帝即位，授骠骑将军。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稜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剌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稜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稜击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暝，将士皆惧，稜刑白马以祭海神。既而开霁，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渴剌兜率众数千逆拒，稜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稜乘胜逐北，至其栅，渇剌兜背栅而阵，稜尽锐击之，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剌兜自以军疲，引入栅。稜遂填堑，攻破其栅，斩渴剌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稜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自《隋书》中出现流求一名，关于它是在台湾还是在冲绳群岛，就一直存在争议。据陈侃的《使琉球录》一书，陈侃和中山国人都认为，将《隋书》记载的流求和中山国相比，其风俗相差很大。所以，中山国人不认为本国是《隋书》记载的流求国。19世纪末荷兰学者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在其《古流求国考证》一文中提出隋代的流求即为今日的台湾。日本学者村瓒次郎于1932年发表《关于唐代以前之福建及台湾》，其观点与施列格相同。^[13]而秋山谦藏主张隋代的流求即为今日的冲绳。国际学术界也有人赞同这一说法。^[14]不过，在日本学者中，以村瓒次郎占据主流。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从冲绳的考古来看，冲绳群岛在10世纪以前还处在渔猎时代，没有农业，也没有冶炼金属的技术，不可能是古流求国。就陈稜的航线来看，他出发的义安郡港口在闽潮之间，所以，陈稜所到的流求国应在台湾南部。

台湾回归中国之后，台湾学者成为研究流求问题的主角。但台湾学者中也存在着争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梁嘉彬先生极力主张古代流求即为今日的琉球群岛，它从来不是台湾！^[15]梁嘉彬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晚年定居台湾，他对东海岛屿史的研究成就卓著。但其人对台湾史的研究独树一帜。他从《隋书》中流求的树皮布入手，考证冲绳群岛的棕榈树即为隋代树皮布的原料，从而得出流求在冲绳群岛的结论。其后，研究琉球和台湾的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大致而言，赞成流求在台湾的学者多一些。这是因为，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在冲绳诸岛进行发掘，战后，这项工作又得到大力支持，进行了多处考古发掘。其结论是，冲绳的古文化属于东海绳文文化的延伸，现发现的古陶器，主要来自日本的九州。10世纪以前，冲绳诸岛尚处于渔猎时代，没有农业和冶金业，所以，隋军所到的流求不可能是冲绳群岛。自方豪先生以来，台湾多数学者认为“流求”即为“台湾”的古称，这一主张长期在台湾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台湾学者说：“流求是否为台湾尚有不同意见，不过‘大体台湾论者占优势，似已成定论’。”^[16]其实，台湾学术界还是存在反对意见的。近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台湾学者似乎更倾向于流求在冲绳群岛。^[17]也有人认为，隋军所到的流求群岛，其实包括台湾和冲绳群岛。例如，刘惠孙先生认为，隋代朱宽所到的东海岛屿是冲绳群岛的琉球，而陈稜将军所到的岛屿则是台湾。^[18]

以下就梁嘉彬的观点谈一些笔者的认识。应当说，梁嘉彬研究东海岛屿史有不少发现，例如，梁先生指出，台湾南部住民的文化主要是渔猎文化，农业是很迟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更没有冶金技术，因此，《隋书》中的流求国不可能在台湾南部。这一观点十分重要。但是，梁嘉彬的时代，人们对台北的十三行文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其实在十三行文化传播的地区，本地居民很早就有了农业和冶金术。没有认真对待十三行文化的发现，这是梁嘉彬先生的遗憾。此外，梁嘉彬先生以为流求是在冲绳群岛，一直受到质疑。笔者细读梁嘉彬先生的论文，发现他的主要论据有问题，因此，“流求即冲绳说”是不成立的。^[19]

二 关于“闽川”一词的含义和朱宽出使流求的出发点

朱宽是隋朝派往流求的使者，他多次往来于流求及中国之间。朱宽是隋炀帝身边的羽骑尉，这是一个从九品的低级武官。因隋朝的海师（引航员）何蛮报告海外有岛国，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派朱宽及何蛮一起去探险。朱宽因语言不通，便在流求掠一个人归来。次年，隋炀帝又命朱宽第二次赴流求，将此人送回，并要求流求进贡。结果流求拒绝进贡，其后才有了陈稜等人讨伐流求一事。那么，朱宽是从什么港口到流求去？这里要使用排除法。隋代去流求的隋朝人，除了朱宽外，还有陈稜。一般认为，陈稜的舰队是从义安郡港口出发的，当时的义安郡隶属于岭南。所以，《隋书》记载流求国的方位：“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这句话应是指朱宽的行程。不过，《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诸书引述《隋书》记载流求国方位的文字后，都加了一个小注：“闽川之东也”。梁嘉彬先生认为，此文中的“闽川”即是指闽江，而《隋书》中的流求国位于建安郡东这句话，应当解释为：位于闽江之东。这证明朱宽出使流求，是从建安郡治闽县（今福州）出发的。基于这个认识，梁嘉彬先生提出，从福州港出发，水行五日至流求，恰与明清出使琉球的使者大致水行五日到冲绳相当，因而《隋书·流求国传》中的流求，即为后日的冲绳群岛。由此可见，将“闽川”解释为闽江，是梁嘉彬先生立论的主要根据之一。

就“闽川”二字而言，望文生义，可以解释为闽江。《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这三本书初版于唐宋之际，其时闽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应当多看当时的文献。只有综合当时文献的说法，才能准确判断唐宋“闽川”的意思。要综合唐宋文献所有的“闽川”记载做出研究，这在电子版文献问世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在今日却是轻而易举之事。就四库全书电子版的搜索而言，其中涉及“闽川”最著名的书籍是唐末福建名士黄璞所作的《闽川名士传》一书，此书今已散佚，但该传所涉及的50名闽川名士，大都保留于福建各方志中，其中主要人物是唐代的闽籍进士，以及具有进士实力，但一直未能考中进士的那些人。笔者写《福建通史》的时候，统计唐代福建共有61名进士，他们的籍贯大多是沿海各县，其中闽县21人，侯官6人，莆田6人，晋江5人，长乐、福清各为3人，长溪、仙游、同安等县都是2人，只有1名进士的县有：龙溪、漳浦、建安、建阳、南安、永春、宁化、连江。以上各县，除了闽县、侯官、长乐、建安、建阳、宁化、连江可以说是闽江流域外，莆田、仙游、晋江、永春、南安、同安、龙溪、漳浦都在闽江流域之外。可见，黄璞的《闽川名士传》不是专收闽江流域的福建名士，而是兼收福建各地的名士，其中著名人物如晋江的欧阳詹是韩愈的好友，莆田的林藻、林蕴是唐史记载的人物，他们都是黄璞《闽川名士传》绝对不会遗留的闽中名士。显然，《闽川名士传》书名中的“闽川”一词应是福建的代称，相当于闽中。在《闽川名士传》一书中，黄璞曾说：“在京师，闽川举子醵酒食会诸先达。”^[20]这句话中的“闽川”，明显是指福建。宋代陈思《书小史》一书的第十卷写到唐代书法家：“林杰，字智周，闽川人。精琴棋善草隶，俱自天然，不因师授。”其中的“闽川人”，应当就是福建人的雅称。又如《太平御览》引《北户录》：“贡送白虾肉薄而白莹如水精，广人偏食之，盖美而毒。询于闽川、吴中，悉无此类。”^[21]此处的“闽川”与“吴中”并列；再如南宋李元实送胡梦昱的诗中有“东西两浙及闽川，皆见鸳行有直言”^[22]。其中的“闽川”与“浙东”及“浙西”并列，都是宋代的省级单位。又如《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永丰县，故路通闽川，越客担荷麏至。”^[23]其中的闽川，也是作为福建的代称。

明白唐宋时期人们用“闽川”一词的习惯，就可知道，在唐宋之际，“闽川”一词基本上就是福建的代称；梁嘉彬先生以为闽川可作为闽江的代称，实际上，闽江在福建，很长时间没有统称。各地民众对境内的闽江支流，各有叫法，如南台江、乌龙江、建溪、沙溪之类，很少有统称的时候。即使偶尔出现统称，也是用“建江”一词，极少用闽江一词。闽江一词，直到民国以后才开始流行。本体尚不清楚，自然不会有代称。所以，唐代的闽人，不太可能以“闽川”代称“闽江”。

明白闽川在唐宋之际真实的意思，就可知道，梁嘉彬对闽川一词的分析之后，将隋代朱宽出使的港口定在福州是有问题的。那么，究竟朱宽在什么港口出发？笔者认为应到福建相关方志中找线索。隋朝对流求的认识，应当通过某种形式流传下来，若能找到相关记载，便可破译朱宽出使的始发点港口。《隋书》记载朱宽及陈稜等人到流求共有三次，首先是朱宽及“海师何蛮”共同探险流求，发现流求后回到大陆，向隋炀帝报告。而后隋炀帝命朱宽正式出使，要求流求国进贡。流求国不肯，隋炀帝便派出陈稜、张镇州的大军讨伐流求。陈张讨伐流求的航程《隋书》有记载：“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可见，他的出发港口是义安郡的某地。就此而论，《隋书》记载建安郡至流求的航程，就是朱宽的航程，而不是陈稜的。可惜的是，《隋书》仅记载这一港口在建安郡，不知其具体地点。搜索涉及这一事件的史志，《新唐书·地理志》云：“自（泉）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所记与《隋书》同，而将隋军在福建的出发点定为泉州。大致相同的史料又见于宋代的《舆地纪胜》：“海道，唐志云：自泉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鼊屿，又一日至流求国。”^[24]相关内容还见于明代的福建方志。明代弘治《八闽通志》一书，在论述泉州海口时，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岱屿，在府城南永宁里二十二都，突起海中。介于石湖、北镇两山之间。自州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鼊屿，又一日至琉球国。”^[25]如上所记，岱屿是泉州海口的一座小岛，也是泉州对外里程的始发点。这一点，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于史籍。如《梦粱录》记载：“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26]以上综录了隋、唐、宋、明有关史料，大致可以证明，《隋书·流求国传》所载建安郡至流求的航线，是从泉州岱屿门开始计算的。梁嘉彬将朱宽出使港口定为福州不能成立。

隋朝的时候泉州仅设南安县，晋江出海口的晋江县，要到唐代才设立。不过，南安县很早就成为南方沿海的重要港口。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曾到南安县的建造寺等候去印度的船只，想搭船回国。天嘉三年（562年），拘那罗陀在此乘船入海，因风向不顺，漂回广州，终老于岭南。这些记载表明，早在南朝时期，南安县的沿海区域已经有远航印度的船只。当地民众擅长航海是有名的，所以才会让拘那罗陀来此地等船。其时，福州的对外联系也很发达，但福州的港口有个缺点：它是一个江港，而在闽江的出海口有许多礁石，著名的五虎礁让人谈虎色变，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船只毁于这一带的礁石。受港口条件的限制，福州的对外航运一向不如泉州所辖的港口。宋元以前不如泉州港，明清时期不如厦门港，至今仍然如此。郑麟趾的《高丽史》记载了北宋从福建来到朝鲜半岛的商人，其中泉州客商明显多于福州商人，可见，自古以来，泉州的对外贸易就胜于福州，朱宽出使流求，由泉州的港口出发，是可以理解的。

三 关于流求“树皮布”与金荆木

《隋书·流求国传》记载流求国的纺织业：“织斗镂皮并杂色纻及杂毛以为衣”，可见，其特色为以苎麻及树皮混纺。《朝野佥载》对这种布的记载更为详细：“留仇国。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即后流虬）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27]如其所载，这类布的特点是以某种树木的皮和苎麻混纺而成，相当细白，是一种不错的布料。梁嘉彬先生考证这种辟镂树即为冲绳常见的棕榈科“蒲葵”，因而，《隋书》中的流求国即为今日冲绳群岛。可见，辟镂树即为“蒲葵”，这是梁嘉彬先生立论的主要根据之一。梁先生是这么说的：

《隋书·流求传》云：“男女皆以白纻绳缠发……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辟镂皮并杂色纻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编纻为甲，或用熊豹皮。”明刘仲达《刘氏鸿书》卷八夷俗云：“大琉球之衣以辟镂。”此辟镂树（biro）为琉球之名产，亦名蒲葵，《隋书》传写误为“斗镂树”，宋《太平御览》东夷流求传谓其“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纷然下垂”者也。琉球辟镂树（biro蒲葵）之叶甚大，叶条有裂片，条纤下垂确与橘类相似也。亦唯蒲葵皮，乃可以织衣耳。清汪楫《使琉球录》谓：“家织蕉布，非此则无以为衣也。”皆指此辟镂树而言。此棕榈科植物（综纻）纤维织出之布，中国人或韩国人多称之苎布、纻布或麻布。《辞海》释“纻”字云：“麻属，所以缉布也。见玉篇。《文选·魏都赋》：油，油麻属。韩注：纻似麻，可以为布。”清季李鼎元《使琉球记》云：“取似昨所购布，一米色，曰蕉布，乃沤芭蕉抽其丝织成，轻密如罗；一白而细者，曰苎布，可敌棉布；一白而绵软者，曰丝布，乃苎经而丝纬，品之最上者；一米色而粗者，曰麻布，品最下矣。国人善印花，花样不一。”可知道自隋至清，琉球人皆织辟镂皮以为布矣。《隋书·流求》又云：“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而日本小叶田淳辑《李朝实录·中世琉球史料》，朝鲜明宗大王实录卷三述琉球国事云：“有草如芭蕉（案：即辟镂），大者如栋柱，刈去外皮，取内皮为三等布，以皮之内外而布之粗细异焉。其最内者极为细润，色洁如雪，妍密无比，女服之好者以此为最云。”此色洁如雪妍密无比之蕉布即《隋书》所谓罗纹白布，李鼎元《使琉球记》所谓丝布也。^[28]

梁嘉彬这段话自以为论证了《隋书·流求国传》的“辟镂树”即是后日琉球的蒲葵树，琉球人一直以蒲葵树皮为原料，织就各色布匹。实际上，在纺织史专家看来，他将蕉布、苎布、棕须全部混在一起，全都弄错了。蕉布曾是中国南方常见物品，在明以前的地方志中是常见之物。它的原料不是蒲葵而是芭蕉茎，或是香蕉茎。蕉布在中国闽粤各地都有生产，见载于各地明代的方志，并不稀罕。苎布的原料则是苎麻，织成的苎布，又称夏布，它的特点是通风，穿着凉快，它是南方常见的布类。至于棕榈科的“蒲葵”，也是南方常见的树种，现成为南方许多树园的景观树，大家都很熟悉。它的树叶像手掌，很大。过去人们用蒲葵叶制造“葵扇”，或称“芭蕉扇”，是一种很普通的日用品。成年的蒲葵树会长出很多棕毛，农家用以制成蓑衣，所以，在南方民间，许多人称“蓑衣”为“棕衣”。蒲葵树的毛是棕色的，绝对不会有“细白”这一特点。实际上，中国人的所谓“棕色”，本来就起源于蒲葵树的棕毛。从棕色这一词的起源，就可知中国人对蒲葵是十分了解的。南朝梁顾野王所著《玉篇》一书中，即有关于棕榈的记载。顾野王曾在建安郡居住很久，福建出产棕榈，所以，他会将棕榈写入《玉篇》这种著作。唐宋人为其作注，明确指出棕榈就是“蒲葵”。其次，晋代王羲之很喜欢南方的蒲扇，而蒲扇是以蒲葵的叶制成，这也说明早在晋代，中国人就知道了蒲葵，根本不会将其当作一大发现。况且，棕榈树之“皮”，只能做棕衣，棕毛太粗，完全不适宜做衣料。梁嘉彬出身于广东十三行梁氏世家，自然不会穿着棕衣这类下人的雨具，加上他不懂纺织业，所以会闹这类笑话，将只能作棕衣的蒲葵皮当作布料。

南方可用树皮制造纺织品的植物其实很多，最有名的是树皮布。它的制法特殊。海南的黎族至今还保存着树皮布的制法，并且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制作树皮布的原理很简单，将纤维素较多的树皮泡入水中浸烂，然后用石头捣烂，再浸泡。经过反复加工，就有了树皮布。在台湾的圆山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过捣树皮的石块，这表明圆山文化的主人也曾制作树皮布。至于树皮布的原料则有多种，据说，海南黎族以箭毒树的皮为主要原料。但这些物种与《隋书》中辟镂树的特点：“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都有一定距离，目前还无法断定《隋书·流求国传》中的辟镂树究竟是后日什么树种。但辟镂树肯定不是蒲葵。蒲葵的长相最不像橘树。其他可用于织布的树皮，则有芭蕉、葛、苎麻等多种，在明以前的方志中，常见蕉布、葛布、纻布之类的记载，都是南方常见的纺织品。连横的《台湾通史》记载，晚清台湾的番族有一种布，“以苧杂树皮为之，长不满丈，台人购以为袒，善收汗。而水沙连番妇以苧麻杂犬毛为纱，染以茜草，错杂成文，谓之达戈纹。”^[29]清代台湾这两种“番布”的风格，倒有些像隋代流求的混纺布。

纵观梁先生的论文，将辟镂树考证为蒲葵，是其流求为冲绳之说的主要依据。否定这一点之后，其实否认了梁先生的主要依据。

关于朱宽在流求得到的金荆木。

唐代《朝野佥载》一书还记载朱宽在流求得到金荆木：“留仇国。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即后流虬）还，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按，清代的《广群芳谱》第七十九卷在引用《朝野佥载》这段话时，将“金荆榴”改为“金荆瘤”，这一字之改，让我们明白所谓“金荆瘤”应是金荆这种植物结出来的“瘤”。

关于金荆木是什么树种？学者中有争议。有人以为是樟木，梁嘉彬先生对此极力反对。他的意向是指金荆木为辟镂树。

按，台湾与冲绳在地质年代的上古时期都曾与中国大陆相连，在物产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植物。今人所谓金荆，是一种南方灌木，它的高度有限，不可能长成大树，也很难有什么“金荆瘤”产生。但据《植物志》之类的书，中国南方还有一种野生的金荆树，可长数丈高，但十分稀有，很难见到。南朝时期，著名文士江淹的《闽中草木颂》曾提到此树：“江南之山，连障连天。既抱紫霞，亦潄绛烟。金荆嘉树，涵云宅仙。”^[30]周硕勋的乾隆《潮州府志》曾解释江淹所说的金荆树：“江文通赋：‘金荆佳树。’金荆木坚有文彩，潮人呼为黄柞。”^[31]如果周硕勋的解释可靠，所谓金荆木，就是后人的“黄柞”。从文字上看，其木质细致而有纹理，似乎接近今人的“黄杨木”，但这个问题要留给植物学家考证。古人很看重这一树种。杜实的《大业拾遗录》记载，隋朝在南方设立林邑郡（今越南南部），“其地东西一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海水四绝。北去大岸三百余里。或云马援铜柱尚存。地暑热，多大林木，高者数百尺。有金荆生于高山峻阜，大者十围，盘屈瘤蹙，文如美锦，色艳于真金。中夏时有于海际得之，工人取用，甚精妙，贵于沉檀。”^[32]可见，金荆木既产于福建，也生长于越南，只是大树难得。因南北朝时期的上层人物过于重视金荆木之瘤，导致福建等地的大金荆树都被砍伐，所以，隋代的上层人物要找金荆木，就得到海外的流求及林邑了。朱宽得到金荆瘤，应是大功一件。

这样看来，金荆榴也不会是辟镂树。

总的来说，梁嘉彬先生是流求为冲绳论的主要主张者，但细观其文，其主要观点并不成立。因此，笔者倾向于隋代的流求即为台湾这一观点。^[33]不过，对这类文字的分析，倒使我们知道了隋代大陆民众对流求的什么商品感兴趣，例如细白的苎布、蕉布，金荆木的木块，在中原市场上都会有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