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陈稜、朱宽赴流求的航路
隋朝军队进袭流求，其航路应与普通商人赴流求的航路有关，因此，详细考证隋军赴流求的航路，其时商人赴台湾的商路也就清楚了。[34]
一 陈稜和其东阳兵的始发港
《隋书·陈稜传》记载，陈稜于大业六年“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隋代的东阳郡在浙江省中部，即今日的金华市，义安郡即后日的潮州，隶属于广州，为何陈稜出征流求从义安郡出发，却率领一支来自浙江的东阳兵？质疑这一问题的梁嘉彬先生提出：义安郡古称东阳郡，所以，所谓东阳兵，即义安郡之兵。梁先生的观点也有其问题，因为，据隋代官府的统计，义安郡全部人口不过数千人而已，朝廷肯定无法从义安郡调出“东阳兵万余人”。其次，《隋书》是一部官书，它所记载的“东阳兵”，只能按照当时的政书记载，而浙江的东阳郡是当时的建制，于情于理，它所记载的“东阳兵”只会是来自浙江东阳郡的士兵。
朝廷以来自浙江的士兵远征南方，其实是有传统的。汉朝攻打闽越国之时曾经调发会稽郡之兵南征；三国时期，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三国时期的永宁为今浙江温州，而其讨伐的对象正是福建境内的商升。隋朝统一江南之初，一度撤销会稽郡和余杭郡，保留东阳郡，所以，当时的东阳郡，很可能统治了浙江北部的多数地方，只有这样，隋朝才能从东阳郡调出万余人的士兵。近阅宋代的浙江方志，得到几条有关陈稜在浙江沿海的史料。如岱山县岛上有陈稜庙宇。“岱山陈大王庙，在县北二百六十里。按，王名稜，姓陈氏，字长威，庐江襄安人。天资义勇，志在戡难。仕隋，高祖大业中，尝奉辞提师航涉海道，击流求国，俘斩颇众。事见《隋史》。故其威赫海上。今朐山有祠号陈将军，即王之别庙也。皇朝端拱二年建，绍兴十七年重修。有记。进士施知微撰。”[35]这是宋代的史料。据浙江的学者介绍，民国时期在衢山岛出土了《大唐古程夫人墓志铭并序》，其中说到程夫人墓的方位：“以其年□□月二十五日窆于明州
县蓬莱乡岣山，山号于郭端埭，坟已向，后囗峨峨之山，前临渺渺之水，东南有陈将军庙焉。正南二里道场，俗号东亭之寺。”可见，现有的考古史料和文献足以证明，唐宋时期的浙江沿海岛屿上，就有陈将军的庙宇。陈稜在征流求时，曾经刑白马祭祀海神，隋唐时期浙江东部的
县是历代朝廷祭祀东海海神的地方，这一祭祀仪式至今仍然保留于浙江的岱山县。所以，陈稜在流求所祭祀的海神，应为浙江舟山群岛一带的东海之神。按照当时的祭祀习惯，陈稜安全返航之后，还得向东海神庙还礼，这一典礼一定是十分隆重的，所以，当地民众对陈稜念念不忘，最终为其建庙祭祀。
陈稜在浙东的庙宇还证明陈稜的水师是从浙江沿海港口出发的。这有助于对陈稜水师航程的理解。史载陈稜率东阳兵出发后，月余方至流求。过去，人们都以为陈稜是从义安郡的港口出发，所以，对陈稜的航行长达一个月不理解，因为《隋书·流求国传》明确记载建安郡至流求只有五六天而已。如果懂得陈稜的东阳兵是从浙东的港口出发，这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从浙江宁波到义安郡的港口，就是一个漫长的航程，然后还要转向流求，前后用时一个多月，是可以理解的。
二 流求国与义安郡
《隋书》记载陈稜的航程：“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在《隋书》之后，历代的史籍写到流求，常会附带高华屿及
鼊屿，只是语焉不详，大多是照抄旧文。近来笔者反复研究南宋李复文集中有关宋代流求的史料，颇有体会。李复说：
某尝见张丞相士逊知邵武县日，编集《闽中异事》云：泉州东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无狂风巨浪，二日至高华屿。屿上之民，作
腊
者千计。又二日至
鼊屿，
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国。其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每秋天无云，海波澄静，登高极望，有三数点如覆釡。问耆老云，是海北诸夷国，不传其名。流求国，隋史书之不详，今近相传所说如此，去泉州不甚远。必有海商往来，可寻之访其国事，与其风俗礼乐，山川、草木、禽兽，耕织、器用等事。并其旁之国，亦可详究之，或得之。望录示。闽有八州，南乃瓯越，北乃禹贡扬州之地，山川奇秀，灵迹异事，彼所传者必多。使轺按部历览可见。因风望详书，以付北翼。深所望将以补地志之阙也。某又启。[36]
从《闽中异事》记载的航程来看，从泉州到流求国，约需五日里程，与《隋书》的记载相同，表明这段记载依据的原始资料与《隋书》有关。但《闽中异事》的记载，更多一些内容，这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李复所引用的《闽中异事》一书最让人诧异的是，这段文字记载了流求国、高华屿和
鼊屿的具体情况，这是其他作品中所不见的。
首先让笔者想到的是，《闽中异事》所说的流求国，应当位于台湾的北部而不是冲绳群岛！《闽中异事》提到，从流求国向北方望去，有一些“海北诸夷国”，这是指流求之北的海面上有一些夷人居住的“岛国”，准确地说，这些“岛国”是流求人不太明白的“夷人”所居住的岛屿，实际上谈不上国家。这条史料暴露流求人对其北方的邻居不太了解。这种关系，应是台湾人与先岛群岛、冲绳群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冲绳岛与北方诸岛的关系。因为，台湾离冲绳群岛较远，在上古时代不太往来是可以理解的；但冲绳岛与北方诸岛相距不太远，视界内有一系列的小岛相连，而且离冲绳不远处，就是奄美大岛，所以，让冲绳人望北方，绝对不会回答游客：“是海北诸夷国，不传其名。”这就反证了流求国只可能在台湾的北部。在台湾的东北角向北望去，确实有可能看到距离不太远的与那国岛等先岛岛屿。
关于流求国的方位，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早期的日本学者将其定为台湾南部，是因为他们想到，陈稜率浙江的东阳兵到闽粤边界的义安郡港口再出发，其目标应是台湾南部，如果流求国在冲绳或是台湾北部，东阳兵都应是从浙江的港口直接驶向流求。如果流求是在台湾的南部，陈稜的航行路线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闽粤边境的义安郡离台湾南部较近。但是，陈稜的航行并非常规性的航行，它是一次探险，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隋书·流求国传》记载，陈稜舰队初到流求之时，流求人以为是前来贸易的船队，有不少人想与陈稜的部下交易。这一事实说明，实际上闽粤商人早就到过流求。研究闽粤航海史的人都知道，尽管闽粤许多港口都可对外通商，但经营海上贸易最多的是闽粤边境的闽南人，他们主要生活于福建的泉州、漳州和广东的潮州，其中又以泉州人最早以航海出名。福建方志往往将福建去流求的航路载于泉州的史料中，应当是事实的反映。陈稜去流求之前，一定了解到闽南粤东一带有商人到过流求，所以，他的舰队要先到闽粤交界之地，找到向导后再向远方出发，对一次大规模的远航来说，慎重是必要的。当然，只是为了找向导，并不是陈稜舰队先到义安郡港口的理由，因为当地官府可以将向导送到陈稜身边。更为重要的是，义安郡的某个港口，应是闽南商人赴流求的主要出发港。向导熟悉从这个港口到流求的航路，多从此地到流求。
隋代的义安郡，郡治在今潮州境内的海阳县，所辖范围除了粤东外，还有福建东南部诸县。关于隋代义安郡的来历，可以上溯到晋代。据《晋书》的记载，“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37]，可知义安郡始建于晋安帝时。又据《南齐书》，南朝时期的义安郡辖有：绥安、海宁、海阳、义招、潮阳、程乡等六县。[38]其中，海宁、海阳、潮阳、程乡都属于广东潮州，而南朝时期的绥安县，一般认为是福建漳浦县的前身。漳浦是福建漳州府的一个重要的县，曾经是漳州的郡治。唐朝重设漳浦县之时，漳浦县辖地达半个漳州，现今漳州市的漳浦县、东山县、诏安县、平和县及南靖县的部分，原来都是属于漳浦县。由此可见，南朝时期义安郡对绥安县的管辖，实际上意味着它管辖半个漳州。隋朝统一南方之后，裁并州县，依照当时的制度，绥安虽然被裁并，其土地仍归义安郡管辖。所以，隋代的漳州南部，应归义安郡管辖。粤东和福建南部，都是闽南人生活的地方。闽南人是中国的海上马车夫，闽粤一带远航的水手，大多是闽南人。所以，隋代到过流求国的，应是闽南人。由他们带隋军出海航行流求，他们只会从闽南或是粤东的口岸出发。因流求国位于台湾的北部，闽南人到流求国，最好是在南风季节由南部港口出发。依托南风向北航行，先到澎湖列岛的港口，然后再向北航行，就可抵达台湾北部。在义安郡管辖的众多港口中，又以东山港最为可能。东山岛古称铜山，历来是通往台湾的重要港口。郑成功的军队多次从这里驶向澎湖列岛，清代施琅进攻澎湖的福建水师，也是从东山岛出发。至于广东境内的义安郡港口，南澳港距大陆太远，汕头港一直要到清代才开发，有名的柘林港偏小，不利于大舰队停泊，所以，隋代抄掠流求国的隋军，最有可能从东山岛的港口发兵。[39]
在以上记载中，笔者已经探讨了朱宽赴流求的航线，朱宽的航线应是从泉州港的岱山出发，然后到澎湖与台湾；那么，为何陈稜的舰队不走这一条路，而是从义安郡出发？笔者认为这与风向有关。隋代的帆船航行主要靠风力，陈稜在冬末南下义安郡，又于初春北上澎湖及流求，他们南下时是顺着北风，而其北上时是乘着初春的南风。澎湖位于泉州的东南面、东山岛的东北面，若是从泉州港出发，他们先要逆风到澎湖，而后再转向北方的流求，以古人的航海技术而言，逆风出海，不是不可能，但比较适宜小型帆船；对大型船队而言，一定要求顺风，逆风出海，会给船队带来许多麻烦，因此，陈稜的船队在初春时期选择义安郡的东山港出发，则可一路北风抵达澎湖与台湾。陈稜的选择符合当时的气候条件。
三 关于高华屿和
鼊屿的推测
陈稜赴流求的途中，经过高华屿和
鼊屿，对于这两座岛屿究竟是何地，学者之间的争论已经很久了，但谁也不能说服谁，其关键原因还是相关史料太少，研究者推测的多，有根据的东西不多。笔者认为，《闽中异事》的发现，使我们了解流求国在台湾的北部，下一步的研究就容易些了。对照《隋书》相关记载：“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如果明白义安郡及流求国之间的水程，就可知道，他们一定会经过澎湖列岛，因而，高华屿和
鼊屿之间，必有一个是澎湖列岛的岛屿。
据《闽中异事》一书，高华屿距泉州沿海有两日路程。而《隋书》记载了从高华屿到
鼊屿的水程，却没有直接记载从义安郡到
鼊屿的水程，人们估计，《隋书》记载建安郡到流求的水程为五天，减去高华屿到
鼊屿的两天及
鼊屿到流求国的一天，这应当就是隋军从义安郡到高华屿的水程。也就是说，从义安郡到高华屿，应当是两天。这样说来，高华屿距离泉州（隋代一度称为南安郡）和义安郡分别有两日路程。而其岛上1000多民众以渔业为生，每年都可制造大量的咸鱼。就此而论，高华屿的所在地已经很清楚，它只可能是澎湖列岛！因为，古代福建人口稀疏，人均占地面积较大，澎湖列岛中只有主岛才有可能居住上千户从事渔业的人家。所以，综合以上史料，只有澎湖岛最适合高华屿的条件。如前所述，澎湖岛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彭湖屿。此前曾有日本学者提出，高华屿应是澎湖列岛的“花屿”，然而，澎湖的“花屿”是一个很小的岛屿，它位于澎湖列岛的南部，因岛屿太小，不能保护入港的船舶，所以，它自古不是一个良港，更不宜大队船队停泊。而且，就其地方来看，也不可能居住1000多从事渔业的民众。
那么，从泉州或是从义安郡的港口到澎湖为何要两天？按清代的航海技术，清代泉州港或是漳州东山港的帆船到澎湖只要一天时间，而高华屿距离泉州有两天的水程。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当这样看：古人的航海术是在逐步进步中，清代一天的航程，在明代也许就要两天，在宋代也许要三四天，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宋代的《方舆胜览》记载澎湖：“泉之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40]明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记载泉州府的山川时说：“澎湖屿，出海门舟行三日始至。”[41]而万历《泉州府志》记载本府的山川时则说，到澎湖屿，“舟行二日始至”。这都表明，在明朝中叶以前，木帆船从泉州海口到澎湖列岛需两三天时间。陈稜的船队若是从东山岛出发，遇到顺风，可能会快一些，两天内到达澎湖的某个岛屿是可能的。从航程来看，以上史料记载的高华屿，应是在澎湖列岛之上。
确定了高华屿及古流求国所在地，则可通过以上史料来找
鼊屿所在地。
鼊屿位于流求与高华屿之间，如果我说的流求国在台湾北部、高华屿在澎湖列岛的观点成立，那么，
鼊屿位于何处？这个问题使笔者疑惑很久，笔者一度以为
鼊屿是北部的一个岛屿，而流求是在台湾的东北角。以后觉得这一想法有内在矛盾。近两年来，笔者反复看台湾的古地图，终于有个体悟：古人眼里的台湾分为南北两部，分别是
鼊屿和流求岛！
就台湾地图而言，今人所见的台湾地图像一个番薯，两头尖，中间粗。古代的台湾却不是如此。台湾东高西低，西部平原是由玉山山脉流下的溪流冲积而成。了解这一自然过程就可知道：在1000年前的古代，台湾岛不会有现在这么“胖”，是溪流带来的泥沙使台湾平原不断向西扩展。尤其是台湾中部的平原在数百年前还是一片港湾，这些港湾中沼泽遍布，长满水草，船舶很难深入，对他们而言，南台湾的海岸在此处向东方延伸，而到北台湾一定要驶过这片海湾，这一情况会使他们将台湾看成两个岛屿。事实上，一直到明代中期，中国的地图还是将台湾岛画成两截，北部往往被标为流求，南部为
鼊屿，另一个群岛是澎湖。这样看来，隋代史料中所说的高华屿即为澎湖的主岛，而
鼊屿是南台湾，流求位于北台湾。
隋代的史料表明，闽中位于泉州湾的岱山港及东山湾的东山港都与被称为流求的台湾岛有航道相连，应有商人驾驶帆船从这些港口出发，抵达台湾贸易。《隋书·陈稜传》记载：“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表明在隋军抵达流求之前，流求与闽浙粤沿海一带很早就有贸易关系。
小结
福建史学界认为南朝陈及隋朝时期活跃于台湾海峡的“游艇子”实为闽越遗民的一支，他们以船为家，乘“了鸟船”漂泊于闽浙粤沿海，对海峡各地都很熟悉。隋军远航流求，应与他们有关。对于古流求所在地，学术界长期争议，经对十三行文化的分析，笔者认为古流求不是在台湾的南部，也不是在冲绳群岛，而是在台湾的北部，即十三行文化所在地。台湾的北部气候类似福州，冬春多雨而寒冷，所以，当地居民一带要穿衣，这使他们不同于台湾南部的部族。十三行文化的主人喜欢来自大陆的物品，在隋军抵达流求之前，闽人一直与流求保持着商业联系。朱宽、陈稜探航流求的航路，实际上是闽人与流求的贸易线路之一。朱宽所走的海路是从泉州湾到澎湖，再到流求国；陈稜的舰队始发于义安郡的港口，笔者认为这一港口应是漳州东山岛一带的港口。研究这些港口可知，古代的泉州与漳州都与台湾保持着经常性的商业联系。附带要说的是，厦大周运中博士说：“徐晓望先生认为陈稜从浙江东部出发去流求，而非义安郡（今潮州市）。”[42]看来是没有详细读笔者的论文。笔者的观点是：陈稜的舰队始发于浙东港口，而后南下义安郡，再从义安郡出发，北上台湾（流求）。有2011年的论文可证。[43]
[1] 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2] 徐晓望：《六朝时期的疍家海洋文化》，《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第92～97页。
[3] 刘纬毅等：《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85页。
[4]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风俗》，第129页。
[5] 令狐德棻等：《晋书》卷一三《天文志下》，中华书局，2000，第381页。
[6] 沈约：《宋书》卷一《武帝纪》，第4页。
[7] 令狐德棻等：《晋书》卷一百《卢循传》，第2634页。
[8] 沈约：《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第1509页。
[9] 福建省博物馆、连江县文化馆：《福建连江发掘西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2期，第95页。
[10] 李延寿：《北史》卷二九《杨素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12页。
[11] 魏征等：《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中华书局，1973，第1824～1825页。
[12] 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13] 〔日〕村瓒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台湾に就いて》，日本《东洋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
[14] 〔日〕秋山谦藏：《隋书流求传再吟味》，日本《历史地理》第五十四卷第二号，昭和四年八月一日发行。
[15] 梁嘉彬自1954年以来发表多篇论文，力主《隋书》的“流求”即为今日的琉球。其代表作有：《隋书流求传逐句考证》，（台湾）《大陆杂志》第四十五卷，1972年第六期，第1～38页。梁嘉彬先生有关流求的论著很多，辑成《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一书。
[16] 刘益昌：《史前时代台湾与华南关系初探》，载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第1页。
[17] 翁佳音：《荷兰时代——台湾史的连续性问题》，稻乡出版社，2008，第1页。
[18] 刘蕙孙：《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开始远在明代以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19] 徐晓望：《梁嘉彬“流求论”的成功与失误》，2010年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参会论文。
[20] 郝玉麟等：雍正《福建通志》卷六十六《杂记·泉州府丛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页。
[21] 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三《鳞介部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页。
[22] 李元实：《再作十绝寄胡伯员兵侍仲方尚书》，载胡知柔编《象台首末》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
[23]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江南西道五·信州》，第13页。
[24]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影印影文选楼影宋抄本，第3736页。
[25] 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26页。
[26]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页。
[27]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蛮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页。
[28] 梁嘉彬：《论隋书“流求”与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见》，《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东海大学，1965，第284页。
[29] 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六《工艺志》，商务印书馆，1983，第452页。
[30] 江淹：《江文通集》卷三《闽中草木颂十五首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页。
[31]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九《物产志》，光绪十九年珠兰书屋重刊本，第16页。
[32] 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布帛部七》，第12页。
[33] 徐晓望：《梁嘉彬“流求论”的成功与失误》，2010年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参会论文。
[34] 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35] 张津等：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昌国县》，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4901页。
[36] 李复：《潏水集》卷五《与乔叔彦通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
[37] 令狐德棻等：《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第468页。
[38] 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263页。
[39] 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
[40] 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二《福建路·泉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本，第141页。
[41] 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地理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第126页。
[42] 周运中：《夷洲与流求新考》，载王日根、张侃、毛蕾主编《厦大史学》（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第175页。
[43] 徐晓望：《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