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泛舟:闽台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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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台湾海峡的“游艇子”

东晋时期,台湾海峡有卢循所率领的数十万船民在活动,隋代又有“游艇子”参加反隋斗争。这一海上族群又被称为“疍家人”,他们的海上活动是两岸关系发展的背景。[2]

疍家人古称“白水郎”或“泉郎”,相传他们是古代闽越人的一支。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3]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福建史籍记载他们是卢循的部下:“泉郎,即此州(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4]可见,若要知道沿海疍家人的来源,必须对卢循有所认识。

卢循是东晋时期五斗米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东晋末年,道教的流派之一五斗米教在东南滨海传播,其教主为孙泰、孙恩父子。后来,五斗米教因谋叛而受到朝廷的镇压,孙泰被杀,孙恩下海,他纠集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袭击江南,一度八郡响应,拥众达数十万人。其后,东晋大军南来,孙恩率20余万人下海。此后数年,孙恩以海岛为根据地,以船为家,频频袭击东南沿海、沿江城镇。失败后自杀。余众推卢循继为统领,“元兴元年正月,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5]。文中的晋安郡即为福建沿海区域。

东晋元兴年间,东晋大将刘裕率晋军南下征讨卢循,“循奔永嘉,复追破之,斩其大帅张士道,追讨至于晋安,循浮海南走”[6]。《晋书》云:“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7]从进入晋安郡到被刘裕击走,卢循在晋安前后一年时间。后人将福建沿海的疍民称为“卢循之余”,说明当时晋安郡有许多船户加入了卢循的队伍。其后,卢循从海道入广州,北上湘江、赣江,分两路攻打晋朝的城镇,最后一直打到建业城下,几乎夺取了东晋政权。但卢循在这里被刘裕打败,以后一蹶不振,最后在退往岭南的道路上彻底失败。卢循未入建业城以前,南方许多官员都受其控制,《宋书·张茂度传》记载:“出补晋安太守。卢循为寇,覆没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孙蚪之并受其符书,供其调役。循走,俱坐免官。”[8]可见,卢循在闽中的影响是较大的。卢循及其部下长期活动于台湾海峡,肯定是得到了这一带船民支持的。他的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则是台湾海峡航海术的一个飞跃。卢循之部在赣江时,曾造巨舰,乘洪水而下,直逼金陵。这是中国历史上海上力量第一次在国内战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反映了当时的航海力量。

就卢循与福建沿海船民的关系来看,卢循不过是某一时代出现的人物,而福建船民应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北方汉族不同,应当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看,与古代越人的生活方式极为相近,史称越族人“习于用船,便于水斗”,福建沿海船民的生活正反映了这一特点。1975年,在福建连江县境内鳌江下游距入海口10公里处,出土了一艘古代独木舟。据报道,这艘独木舟舟体长7.10米,前宽1.10米,残高0.86米,两舷由前向后斜起,最高处为0.60米,舟首翘起0.22米,尾部略呈平圆。舟内结构,距离首部1.80米处的两侧,有对称凹槽,可以放置横格板,供放置东西或给人乘坐。凹槽后1.93~2.80米处的底部,凸起一块下长0.83米、上长0.70米、下宽0.49米、上宽0.40米、高0.22米的木座,估计是划桨人的座位。没有橹位或摇橹的痕迹。[9]连江位于福建沿海,一直是疍家人活动的区域之一,这只小艇两头翘起,很可能就是2000年前疍家人所用的船只。他们原为闽越人当中的一支,闽越国被灭以后,他们仍在福建沿海活动,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晋末,他们参加了卢循领导的五斗米教起义,失败后,仍然活动于福建沿海。所以,闽人称他们为“卢循之余”。

隋朝灭陈之际,沿海船民再一次出现于史册。其时,隋朝大将杨素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10]其中的游艇子,便是后世的疍家人。其后,疍家人进入隋朝的水军,他们帮助隋军领航,有的人被称为“海师”。《隋书》记载何蛮:“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11]当时的流求国即为台湾,它说明疍家人对隋朝发现台湾有贡献。

从中古闽人的航海技术而言,台湾岛必定在他们的航线上,当时民众对台湾有所认识。笔者认为,古文中的流求国即为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