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

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设在济南火车站附近的小纬北路北头的原济南美孚洋行的汽油仓库，是临时短期关押战俘劳工的集中营。设立时间比救国训练所要早，1939年这里就开始关押战俘劳工。

美孚洋行的汽油仓库又称亚细亚油库，油库周围有围墙，围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门口由日军持枪站岗。院内有一栋用于存放汽油桶和汽油罐的大铁皮房子。房子从墙壁到顶棚没有一块木料，固定房屋的是几根纵横的铁轨，人在屋里可以攀登铁轨到房檐处，房顶与墙壁没有接合封闭，空出道缝隙，扣着大铁锁的两扇大铁门的顶端也有一道大空隙。因为房顶和墙壁都是铁皮的，所以到夏天太阳一晒，非常闷热，而又因为墙顶四面透风，到冬天又非常寒冷。战俘劳工押进来后，几百人关在一栋大库房内，既没有铺也没有盖，只能无可奈何地蹲坐或躺在潮湿、肮脏、散发着油污气味的地面上。每天只给吃两顿饭，有时吃发了霉的小米饭，有时吃用发了霉的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吃起来发苦，里面还有许多蛆虫及蛆虫屎。

据李树军回忆，他1939年11月在沂蒙山区作战被俘后，被押到济南的亚细亚煤油库房，该库房共收容了数千人，每50人为一单位，在地下排列成行，作为睡眠之地，每日吃饭也不叫出门，用汽车装来半生不熟的小米饭，发给每个人，战俘劳工没有碗筷，只能用衣服和手接过来捧着吃。几千人在一个大仓库里，小便也在仓库内，空气混浊，条件恶劣，集中营发生了传染病，死亡人数逐渐上升，一个月后，日军将这批战俘劳工押至阜新煤矿，后又送到虎林要塞当劳工。^[28]

据白敬喜回忆，1939年秋他在新乡被抓，修了一段飞机场后，被押上闷罐车，经开封、徐州被送到济南。当时住在一栋二层楼里，楼上楼下住了300人，在此住了一星期后，经青岛乘船到大连送抚顺煤矿当劳工。白敬喜回忆说他在亚细亚洋行关押过，他说的两层楼是否为原美孚洋行的办公楼不能确定，因为当时济南没有别的集中营，肯定也是临时俘虏收容所。^[29]

另据张云秀、张伯铨回忆，1942年秋，日军“扫荡”莱芜山区作战后把大批战俘押到济南俘虏收容所临时关押，张云秀等被送到鞍钢、兴凯湖、抚顺等地当劳工。张伯铨则在临时俘虏收容所住了很长时间后，被送往阜新、虎林、抚顺当劳工。^[30]张伯铨回忆，他们从济南火车站下车后被带到一处房子前，院子很大，进院后被带进一座很大的房子里，屋面全是白铁的，听说此处原来是石油仓库，现在是俘虏收容所。收容所人很多，绝大部分是穿灰色、黄色军装的，有国民党五十一军的，有吴化文新四师的，有八路军，也有老百姓。进去后每人给一条毛毯、一条毛巾，毛毯白天披在身上，晚上两人一铺一盖，抵足而眠；毛巾除擦脸外，还可包在头上御寒。敌人白天管得较松，晚上不准出屋，有一两次开门让出去大小便，但每次不能人多。米饭做得半生不熟，按人分发，饭量小的还勉强，饭量大的长期挨饿。战俘劳工只能从井里打凉水喝，所以病号不断，拉肚子的人很多，每天往外拖死人，最多时，一天死十几人。八路军战士滕振戈进去一个月就病了，但并不重，还能在院子里走。一天中队长登记，说要去医院看病，他们中被汽车拉走了几十人，但却没有再回来，后来风闻这批人被拉到千佛山杀害了。^[31]这件事后来被担任俘虏收容所所长的难波博证实了，他在1954年战犯审讯时交代：

1942年11月末，我担任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时，最初在收容所里关押的俘虏约有900名，其中最多的是八路军，还有100名以上的农民及一部分抗日军。我把这些人关押在济南一个美国的石油仓库里，让俘虏睡在地上，只给一条破毯子和一些干草，到冬天仍是穿着破烂的夏衣，没给冬衣，也不给柴火取暖，每天只给两次小米饭，每次一人能分到的是约三两小米饭和咸白菜，没有开水喝，只让俘虏喝生冷井水，卫生设备和医疗条件可以说没有。由于这样的虐待，这些俘虏普遍生虱子，病者增多，回归热也流传起来。因此病人愈来愈多，而我们只是看着这些俘虏中的病人死去。死后由济南市公署用俘虏用的毯子包去埋掉，也不通知家属，这样虐待而患病死亡的俘虏约有十七八名。

到1943年1月间，在俘虏收容所里流行着回归热病时，我接到第十二军司令部的命令：“把重病患者挑选去杀掉……”我想能够多杀掉几个可以防止传染，因此我欺骗所里的中国医生说：“把俘虏中之病者挑选出来，准备送到医院去。”于是挑选了80名俘虏，由司令部小岩井部队杀掉了。我听说小岩井部队是强制这些俘虏站在坑前，进行齐射，没有射死的也踢进坑里活埋了。^[32]

在这之前，难波博还用笔供交代，这次下令屠杀伤病俘虏的，是十二军司令部后方参谋、俘虏收容所管理负责人铃木少佐，枪杀地点为济南市丁家山山下。^[33]

同时难波博还交代了关押人员的身份和劳工输送的去向：“另外还把农民当作俘虏关押，到俘虏收容所解散时才释放的还有五六十名农民。我任职期间还送过两次俘虏到伪满去做劳工，每次约150人，两次约300人。这些人都是我挑选后送到碳矿及伪满的秘密军事阵地做苦工，后来听说被杀掉了。其中有一部分，听说是送到石井细菌部队当实验品杀掉了。在济南时我曾把约100名俘虏送到货物场去做苦工，我当时命令警卫：‘如果他们企图要逃跑可以射杀’，而在某次奴役中，说有2名俘虏企图逃跑被射杀了。”^[34]

1943年，新华院设立后，日军在山东作战的战俘大多送往新华院关押，临时俘虏收容所主要关押从山东、河南、河北、苏北等地伪劳工协会抓骗来、作为行政供出经济南转车去青岛送往日本的短期停留的劳工。

据朱凤山回忆，1944年9月，日军把郾城集中营的500名战俘送往日本神户、东京、七尾等码头当劳工，在济南转车时曾被关押在济南临时俘虏收容所。^[35]

据何万灿、吕明义、秦宝珍等人回忆，1944年秋天从河南获嘉、辉县、新乡抓来的200多名劳工，被押往日本大江山当劳工。他们在济南换车时，在这里关押了三天。有些人看到房檐处有缝隙，就想趁夜间爬出去逃走。第一天夜晚几个劳工商议后，就沿铁轨爬到房檐下，因缝隙窄出不去，他们就脱掉厚衣服往外挤，最先爬上屋檐的两人，身子刚翻转到屋外，人们就听到了枪声。霎时鲜血染红了他们的裤腿，俩人躺在屋外的灯光下，呻吟了一夜。敌人的子弹没有阻止人们逃生的欲望，第二天夜里，又有人企图从两扇铁门顶上爬出去，结果身子夹在大门顶端与房壁之间的夹缝里，出不去回不来，日军警卫看到又是两枪，逃跑者的肠子被打得流了出来。

在仓库没法逃跑，人们就想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逃跑，结果敌人为防止逃跑，把劳工们捆了起来，一根绳子捆四人，两人在前，两人在后，相邻的左右臂捆在一起，成两路纵队行走，两侧由日军和警察押着上了火车。他们在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的逃跑计划未能实现。^[36]

据郭善兴回忆，1944年10月下旬，日军从河南浚县、滑县、淇县抓来一批劳工200多人，从河南运到济南被关在一个大铁屋里，他们在屋里挖坑道，准备挖出去逃跑，结果关了三天，敌人就把他们转往青岛集中营，后送日本北海道芦别矿当劳工。^[37]

王方岭、杨秀芝是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人，1944年11月12日在本村当民兵站岗时被红枪会骗抓。据他们回忆，他们被押送到济南市里一处可能存放煤油的仓库，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那气味闻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饿得肚子咕咕叫，但也不想吃饭。嘴上干得都起了泡，冒了鲜血，痛苦难忍，无法形容。不久二人便被送到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煤矿当了劳工。^[38]

据李绍海、张令修、袁子河等人回忆，1945年2月，从山东新泰、齐河等地抓来一批劳工，在此关押了20多天，一天两顿饭，每顿饭只给两个小窝窝头，根本吃不饱。等听说要押往青岛、送日本当劳工时，李绍海和王一轩等人就商议，借押解开门时冲出去逃走。第二天早饭时，门刚开了一条缝，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两块砖头，从房门往外冲，敌人用大刀在门口砍伤几个劳工，但后边的又冲过去奋起还击，打倒卫兵，冲到院子里，翻墙外逃，这时敌人开枪射击了，砖头顶不过真枪实弹，结果只有3人逃走，一人被打死，其他人又被关押起来，也不让吃饭，不久便把他们裤腰带解下来，两个人捆在一起。就这样战俘劳工们一只手被捆着，一只手提着裤子，600人列队被押上火车，送往青岛。这批劳工在济南的暴动刚开始就被镇压了，但他们的斗争精神并未泯灭，到日本秋田当劳工后，他们又参加了著名的花冈暴动。^[39]

另据贾明群回忆，他们一批劳工400多人，1945年5月中旬，从石家庄被押到济南临时俘虏收容所，每天吃住拉撒不让出屋，只好把屋子分成两部分，一头吃喝睡，一头解手。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窝头。关押了5天后，押往青岛乘船，被送往日本四国别子铜矿当劳工。^[40]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济南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关押机构不如救国训练所和新华院那样严密，也没有什么训导和劳动，只是临时关押转送战俘劳工，除了在当地使役战俘劳工外，前期主要送往伪满，后期主要送往日本。但因设立时间长，劳工周转快，所以关押的劳工较多，具体开设时间笔者未能查清，劳工回忆最早的时间是1939年，那么到1945年则长达7年之久。按幸存者的回忆分析估算，7年间关押人员在两万人左右，死亡人数按20%计算，约有4000人。它和救国训练所、新华院一样，同为济南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也是日军在华北所犯重要罪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