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青岛集中营

一 日伪青岛市劳务管理机构

青岛作为华北的主要港口城市，一直是日本掠夺中国劳工的主要基地。1934年日军御用的劳务机构大东公司组建后，即在青岛设立事务所，先后把恩县路28号和商河路9号作为办公地点和劳工集结地。负责发放从青岛乘船进入伪满洲国干活的劳工签证和“出国”证。垄断了劳工招募和出入伪满的特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相继沦陷，青岛也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7日，伪满洲劳工协会成立后，在青岛设立出张所，主任为仓田庄五郎。开始时同大东公司分头招募劳工，后来大东公司并入伪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出张所业务规模扩大，除原大东公司所属之商河路9号房产外，出张所办公地点迁至铁山路85号，其职员除部分杂役为中国人外，均为日本人。该所继续在青岛及山东各地骗招劳工。华北伪政权建立后，青岛先后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大陆华工公司。

1941年7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建伪华北劳工协会后，在青岛设立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青岛办事处接收原伪满洲劳工协会青岛出张所的房屋财产和业务职员后，由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重新组成。办事处长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委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兼任，赵琪调任伪华北劳工协会理事长后，由继任市长姚作宾兼任。但中国籍的处长并不到会办公，只是挂名而已。实权掌握在日本籍的办事处主任手中。办事处设主任一人，先后由佐佐木、浅川保充任。办事处下设业务课、总务课。业务课下设发证系、调查统计系、防疫系、写真系；总务课下设会计系、医务系。各课系中，除总务课长曾一度于1943年由中国职员（时任伪华北劳工协会理事长赵琪的侄子）充任外，均由日本人担任。中国职员只负责会计、庶务等，所有劳工招募、办证、发运等主要业务均由日本职员负责。

青岛办事处下设潍县、莒县、平度等办事分处，后因招不来劳工，“自由招募”改为“行政供出”，各办事分处无工可招，于1944年撤销。同年6月，成立劳务工作大队。为了向日本输送劳工，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组建了第一、第二劳工训练所，伪青岛市社会局劳工科组建了华工赴日事务所。由驻青岛的桐部队和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及伪青岛市社会局劳工科等共同管理。^[41]

二 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

为了向日本输送劳工，1944年，在驻青岛日军和日本领事馆及伪华北劳工协会的指使下，伪青岛特别市政府首先在铁山路85号，原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的旧址设立了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并把原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迁往陵县支路，后迁回商河路9号原大东公司旧址。在铁山路85号训练所改建完工前，等待外送的劳工先集中关押在大港火车站对面的保安客栈旅馆，因该客栈地处三楼，仅有一处通道，劳工无法逃跑，所以成了临时集中营。

铁山路85号占地5100平方米，原来院内有建筑面积为566平方米的大库房一幢和数间办公室，出境劳工均到此处办理出境证明，可自由出入。1944年10月，改为第一劳工训练所后，为防止劳工逃跑，日军修筑了3米多高、上架电网的围墙。还设立了审讯室、警卫室、办公室。门口有军队警卫，所外有警察巡逻，管理严密，戒备森严。还将大仓库改建成关押战俘劳工的宿舍，大通间的仓库设三层大铺，供劳工睡觉。平时关押战俘劳工在2000人以上。^[42]

据当时制定的《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劳工训练所组织要领》和《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揭示，青岛劳工训练所是专门关押和“教化训练”从华北各地训练所输送到日本充当劳工的“训练生”及通过“行政”手段“募集”供出的一般劳工的场所，由青岛日伪军警司法机关负责警卫。该训练所直属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职员由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训练班职员组成，有主任（日籍）一名，班长（日籍）一名，班员（日籍）10人，中国籍11人（内含医师一名）。所部设训练、审问、卫生三系。《青岛劳工训练所运营细则》则对劳工训练所的管理运营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使劳工训练所成了名符其实的关押、折磨、残害战俘劳工的集中营。^[43]

从各地运到青岛的战俘劳工大都是经铁路转运而来，又经水路用轮船送往而去。凡被关押到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的，都在青岛大港火车站下车，由军警押送到相隔200余米的铁山路85号。战俘劳工被关进训练所后，首先将衣服和携带财物交出，由训练所的看守统一“保管”，再统一给配发旧军装。然后由日军和日本职员予以审问，填报个人情况登记表。并对劳工身体状况进行检查，个别年老体弱患病者予以退回，其余劳工则等待运往伪满或日本本土。

日本爱媛县和平联络会议的《别子矿山中国人俘虏殉难者资料》中，关于青岛集中营关押人员情况，曾有如下记载：“第三次是昭和二十年（1945）5月，这次由矿山方面派主管人员到青岛，在该地劳工协会训练所接收了400人。这里的人们都是由当地宪兵队强制收入的，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还有病人、少年等很多。从年龄上说，最高年龄有68岁，最低年龄有14岁。”^[44]

据日伪档案和劳工训练所职员揭露，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收容劳工2000余人，宿舍“四壁窗户全部封闭，室内空气腥臭异常”，卫生条件极差。“劳工每日只三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两碗，午饭及晚饭每人分玉米面窝窝头一个，每人每餐约摊食品四小两，且无饮料。后来虽然供应饮料，但经常只提供凉水，并且不允许多喝，防其小便。有的劳工因缺水而自饮小便。”据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岩手县釜石矿业所的《事业场报告书》关于青岛集中营的记载讲：“那是临时木板房间建筑，在40～50坪（1坪为3.3平方米）的地方挤入700～800人，无采暖等设备，因为疲劳与寒冷，疾病频发，从而出现死亡者。”也就是说在3.3平方米的地方，要挤入16个人，其拥挤程度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45]

据日伪档案记载，自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曾发生过4次暴动。其中，1945年2月的劳工暴动规模最大。

2月26日晚，严冬未过，寒气袭人。关押在铁山路85号的战俘劳工，因为集中营日本人未发给棉被，令其穿着现发服装睡觉，而将其脱下的旧衣服及旧被褥都堆放在院内，并借口没水，没给战俘劳工做晚饭。战俘劳工饥寒交迫，忍无可忍，至凌晨两点，奋起暴动。拆下窗子上的铁棍和院内的砖石，蜂拥挺身，冲向该所门口。他们先用砖石铁棍击打值班的伪警，值班的6名伪警见势不妙，即开枪射击，然而战俘劳工们不惧枪弹威胁，挺身向伪警夺取枪支，夺门而逃。该所的日本职员闻讯也赶来开枪镇压，但战俘劳工全然不顾，在一番搏斗后，终于砸开训练所铁门冲了出去。

暴动中，3名伪警被劳工打伤，1名劳工被打死，数人被打伤。仍有114名战俘劳工砸开铁门逃走。日伪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宪兵和警察，分别在市北、台东、市南等区各处搜索追捕，2名劳工在日伪军警追捕时被打死，15名劳工被抓回，重新落入魔掌，其他97人胜利逃亡。^[46]

三 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

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是1944年11月设立的。由于华北各地的劳工陆续押往青岛，等待送往日本。铁山路85号第一劳工训练所已经人满为患、无法容纳，驻青岛日军和日本领事馆指令伪青岛特别市政府将位于汇泉广场的体育场（又称汇泉体育场）借给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作为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而后，凡是送往这里的劳工，大都在青岛大窑沟下火车，再用汽车押送到汇泉体育场关押。

汇泉体育场始建于1933年，是当时青岛最大的体育场，看台上可容纳10000余人，看台围墙高6米，看台下有148间专供运动员休息的地下室。早在1942年，日军发动“胶东大扫荡”时，曾将抓来的数千名抗日军民关押在这里，除少数人被青岛各界民众组织的慈善机构营救外，大部分押往伪满当了劳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第六十六旅团第七十九大队五中队曹长大野贞美就日军抓劳工时曾谈到这个地方。他说：抓劳工，“并非以战斗为目的，而是以掠夺物资与征集人力为目的，从1942年10月至12月末两个月期间，一直是这样进行的。被征集的中国人，收容于青岛大体育场内，但因那里装不下，所以押进了第一公园的赛马场。其人数不知有几千或几万。他们从青岛押上船，去向哪里就不清楚了”。^[47]

1944年改建劳工训练所后，青岛大体育场成了名符其实的集中营。为防战俘劳工逃跑，除在体育场的几个大门设有警卫外，又将地下室的门窗全部用铁棍封住。劳工就睡在里面，如同活地狱。

据日伪文献记载，1944年12月时，汇泉体育馆分别由三个单位管理使役，即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伪青岛市劳工科领导的华工赴日事务所、海州矿工株式会社，关押战俘劳工多达数千人。^[48]

第二劳工训练所条件更加恶劣，饮食卫生还不如第一劳工训练所，劳工缺衣无被，睡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水泥地上，备受摧残。曾在石门劳工训练所供职，1944年被调到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的日本职员仓田讲：被关押的人，即使是冬天，也是围着一条毯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睡觉。因食物极坏，每日都出现死亡者。在这里究竟死了多少人不清楚，死尸由市警察局处理。^[49]

战俘劳工在送往日本前等船时，每天还要在当地进行劳动。经常被驱使到青岛大港5号码头装卸货物，或押到汇泉山修筑军事工程。每次押送劳工外出干活，日军都荷枪实弹，将所经过的街道戒严。每当有船只前往日本时，日军就逼迫劳工到码头装运煤炭、矿石或生铁块，等装满船后，便将劳工押进货仓，一同运往日本。

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许多战俘劳工罹患疾病。但训练所日本管理人员又以经费少，无钱买药为由，拒不给予治疗，导致战俘劳工大量死亡。云南路有个人力车夫叫李兴玉，就是专门从集中营往外拉尸体的。劳工尸体蓬头赤足，衣不遮体，极为悲惨。原劳工训练所医生王培易揭发：“劳工训练所曾发生了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两次传染病，死亡约五六百人。”^[50]原伪青岛特别市政府劳动局劳工科科员栾嗣修1945年5月，关于“办理劳工协会收容各省、县供出过青劳工之一部罹灾病者经过报告”中记载：本年3月“该协会（指伪劳工协会）除数日间已病死三百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八百六十名，罹灾者（即患病者）尚有三百三十七名。沉重者二百名已送传染病院，轻病者七十三名当即督率各医分别诊察……查出五十名较重者饬令送院，经研究病源，多系缺乏饮食所致”。

“传染病院仅以监视与大部工人隔离性质之收容，并无任何救治设备，又值本市水荒及缺乏西药、饮食、医疗，该协会与医院均难施行，致逾数百罹灾者焦头烂额，奄奄待毙，怨气冲天，令人目不忍睹。”因为日本当局并不真心给劳工治病，只不过是为防止丧失更多的为其卖命的劳动力而已，所以传染病院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收容劳工场所，也可以说是集中营的一部分。

从到传染病院帮忙的伪劳工协会职员1945年3～4月所作的“日报”上不难看出战俘劳工患病后的遭遇：

因饮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合为一餐）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且无饮料，致彼等因饥渴成疾者较近日为多。

彼等俱系由“劳工协会”送交，在未送来前曾在该会数日缺食，此亦致病原因之一。

三月二十九日正午，由专拉埋死亡者李××以大车拉死者十口（三日内死亡数）由院里经过，被职发见，惟头臂半露草席以外，殊碍观瞻。

曾因锅灶不敷使用，数次向“劳协”负责人要求添设，彼总是理也不理。

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

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

查各病舍空气污浊，不宜病人。

小野先生将职呼至说：“你们是来帮忙的，不要多说话……现在劳工很享福，你们可以回去了。什么市长、科长，我不知道，我叫你们回去就得回去。”

“劳工协会”中国职员贾某，对病人等，时因细故而加毒打。

由三月二十二日至本月（即四月）二十五日，累计收容病工三百五十七名，经救治而出院者一百八十六名，死亡五十七名，潜逃六名，现下住院一百零八名。……

也就是说，这批劳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经市政府所派医生诊疗和转送传染病院治疗，还是死亡了近400人，占这批劳工总数的1/3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青岛市新疆路挖出数十箱尸骨，就是死亡战俘劳工之一部分。^[51]

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也发生过多次暴动，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5年1月。1月13日，280多名战俘劳工由第一劳工训练所转到第二劳工训练所，16日晚上8时50分，这些劳工团结一致，奋起暴动。他们用石块投向日伪警卫，伪警鸣枪镇压。因战俘劳工人多势众，即将汇泉体育场南铁门砸坏冲出，有的则翻越围墙逃走。日伪军警开枪镇压，打死劳工24人，打伤多人。日军桐部队以及宪兵、伪警察局当晚便分头出动，缉捕逃跑劳工。但是，除了未及跑出和受伤者17名，以及被日伪军抓回的20名外，其他240余名战俘劳工逃出了魔窟。^[52]

四 华工赴日事务所

青岛集中营（原汇泉体育场）遗址

华工赴日事务所成立于1944年7月1日，专门办理青岛市辖区劳工赴日募集、征雇及联络等项事务。因为建立后，只向日本输送过一批劳工，故于1944年12月21日改名为劳工事务所。

华工赴日事务所成立之初，就制定了组织规则、办事细则、征雇华工办法等文件。按组织规则华工赴日事务所设所长一人，事务主任一人，下设庶务、会计、募集、监护四系，并设系长四人，事务员若干人。该所由伪青岛特别市社会局领导，并由社会局劳工科科长李明得担任。华工赴日事务所输送的劳工，由市辖胶州、即墨、崂山三个行政区办事处招募征雇，实际上是强制摊派。建所时决定向日本供出华工5000人，1944年7月决定，第一期征募2000人，因各地民众抵制，到1944年8月才送来1020人。

华工赴日事务所设在汇泉体育场，强制的劳工也关押于此。为便于管理，他们把劳工编成青岛勤劳工作团，每500人为一团，准备交给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送往日本。但因日军在青岛的军需工业、埠头搬运和军事工程也需要大批人力，所以华工赴日事务所只在1944年向日本输送了一批劳工104人，其余劳工都在青岛服苦役。据档案记载，第一批劳工送到后，又押往青岛埠头当搬运工500人，到日本人办的青岛制铁株式会社炼铁300余人，其他陆续强征的劳工还押往汇泉山、太平山、塔埠村等地修建军事工程。

从日军开始征抓战俘劳工之日起，青岛劳工的自发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有的对集中营设施进行破坏，有的在外出劳动时，对敌人的劳动工具和设备进行破坏，逃跑事件也时有发生。具体来讲，劳工们有时会乘骤雨之际，将院内旗杆铁绳折断，拴于墙之垛口，顺墙而下；有时会乘看守不备，将厂内木窗毁坏潜逃；有时会在外出劳动时乘工场、车站人迹纷乱溜走；有时则会在山林处藏躲，使得日伪军警摸不着头脑。其中较为大规模的逃跑在1944年8月，日军从青岛附近各县抓来大批劳工，准备押往日本。临走前，劳工们被押赴大港六号码头卸食盐，尽管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但每天仍有很多人逃跑。据统计，10～15日，共有85名劳工逃跑；19～25日，又有405人逃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有这么多劳工逃跑，日伪当局大为恼火，于是一再饬令对劳工逃跑要“严加防范”。

1945年8月3日，在日本投降前夕，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放出患病劳工10余名，他们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身患重病”，有好几名倒毙街头。因伪华北劳工协会不给一文，所以活下来的劳工无钱购买车票回家，不得不流落街头，奄奄待毙。根据南京国民政府获得的情报，日本在修筑青岛太平山火药库完工之后，将350名劳工悉数杀害。^[53]

日本从青岛招募强掳了多少中国劳工？根据青岛档案馆馆存资料，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境”月报表，以及据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统计，仅1940年1月至1944年5月，日本由青岛输送到伪满洲国和伪蒙疆等地的劳工就达743477人，其中以团体形式输送249385人，以单独身份输送494092人，加上相随家属342151人，共计输出1085628人。^[54]

另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在1943年开始向日本本土输送中国劳工后，往青岛第一、第二劳工训练所训练后送往的共有七批计2500人。由各地送往青岛，再转送日本的劳工共计14174人（含前边七批）。^[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