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华院战俘劳工的反抗斗争

不甘屈服的战俘劳工在集中营多次反抗和斗争。主要活动就是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在外出做工干活时，怠工、破坏。当然，这样做被敌人发现，就会遭受更残酷的迫害，除了打骂，还被刑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或被扔进水牢。万盛街有位铁路工人，被无辜抓进集中营后，因与其他难友商量利用干活机会逃跑，被日军发觉，即用铁丝穿透双手，吊在树上毒打、放狗咬，又被日军剥光衣服，押到无影山下，逼他们自己挖好坑，被日军刺死，推到坑里。1944年，有两个战俘劳工难以忍受虐待，想逃跑求生，结果被烧死在电网上。有的逃跑未成被日军抓进院部让狼狗咬死，但反抗逃跑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反抗斗争最活跃的，是被俘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

1943年冬天，日军在山东清西地区“扫荡”时，抓捕了清西八路军数百名军政人员，后都关进了新华院。为了弄清这些人被俘后的情况并进行营救，清西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韩本聪（又名李万顺）派地下党员张建忠（化名张新山）趁济南集中营找织布机修理技工的机会，打入济南集中营。当时，集中营关押着三四千名战俘劳工，仅织布厂的新工厂就有四五百人。

张建忠14岁就在织布厂当学徒，19岁又到济南一家织布厂做工。他对济南的情况很熟，也有一套织布的技术。到集中营织布厂后，工头分配他担任一个班（100多人）的技术指导，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面教战俘劳工织布、修理机器，一面借机观察战俘劳工的表现。同时在下班离开集中营后，把集中营的情况及时向隐藏在济南的城工委负责人李万顺汇报。为了疏通关系，张建忠把自己每月发的五条香烟，分送给纺织厂的翻译李子贤、工头陈明远和其他指导工，还用自己每月七八十日元的工资给他们买礼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又团结了张景田、曲子清、吴如新等一批正直的指导工，使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接触战俘劳工的机会也更多了。

张建忠通过个别聊天，先后认识了许宜亭、夏方明、孟庆复、甘文瑞等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初步摸清了渤海区（包括原清河区）200多名被俘人员的情况，其中直接联系的有57人。他一方面帮他们向外界联系，鼓励他们坚强地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另一方面用各种办法解决受难者的实际问题，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张建忠用自己的工资，买一些咸菜、大葱、大蒜和常用药品送给难友。党员甘文瑞因顶撞班长，患一般小病眼疼就被送进病号房，张建忠听说后，马上找翻译李子贤说情，几经周旋才把甘文瑞救出来。短短一个月，甘文瑞已被折磨得不人不鬼，出来时人们都认不出他了。

清河军区的共产党员夏方明，1943年11月在反“扫荡”作战中被关进集中营。一进去他就想发动难友进行暴动，冲出牢笼。原国民党军队的第十五旅投降日军，该旅特务营不服，被送进集中营。这些人看到集中营的情况，感到生命无望，很多人想越狱逃生。夏方明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串联了张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动计划和行动暗号。但因特务营长告密，在暴动前几小时，敌人突然宣布集合点名，把几个策划暴动的骨干拉出去，用刺刀刺死，致使暴动流产。

这件事后，夏方明想单靠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于是他又串联共产党员陈万舜、张勋朋等人，于1944年4月前后成立了一个秘密党支部。并研究确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务：第一，抵制日军奴化教育；第二，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接受过去的教训，注意了斗争策略，把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后来，他们又通过打入集中营的地下党员张建忠，同清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曼村取得联系，向根据地党组织汇报了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可惜的是夏方明并不知道张建忠的身份，未把所建党支部的情况，完全告诉张建忠，因而这个地下党支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直到日本投降，夏方明才和难友们走出集中营，回到解放区。^[26]

孟庆复原名孟庆新，参加革命后化名张新，被俘后改用他死去的二哥的名字叫孟庆复，家住山东邹平县焦桥乡刘桥村。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0年9月入党，在中共清河区党委机关报《群众报》工作，1943年11月初，日军“扫荡”垦利县时被俘，和他一同被俘的有报社的张立三、李振林、张协、阎一民等十几人，加上区党委其他机关人员共100多人。被俘后他们先被押到利津县监狱，又被转到张店集中营，随后被送到济南新华院。刚进新华院，情况不熟，他装傻卖呆，以免引起日特怀疑。经过10天观察，摸清情况后，他就琢磨如何编假口供应付敌人。因为被俘时他穿得是老百姓的衣服，所以审讯时，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木匠，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孟庆复心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为党工作，同敌人斗争。即使在人间地狱新华院，也应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于是他注意与同铺的战俘搞好关系，借古喻今地讲历史故事。用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苏武牧羊”的故事，启发大家的爱国情感，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树立信心，坚强地活下去，从而逐渐改变了战俘们消极沉闷的精神状态。1944年，日军在新华院对门建立了纺织厂，利用战俘的无偿劳动为日军生产袜子、手套、毛巾及裹尸布。孟庆复也被分配到织布班，负责打浆糊浆线。劳工们白天在纺织厂干活，晚上回新华院睡觉，往返虽有日军押送，但比过去还是有点自由了。在和打入纺织厂当指导工的张建忠认识后，孟庆复工作得更加主动。

6月，张建忠要回家过端午节，孟庆复便在厕所里给党组织写信，由张建忠把信缝在鞋底下，巧妙地带出去，送交中共渤海区清西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给孟庆复回信，指示狱中的同志们“要变当囚犯的思想为当先遣军的思想”，把同志们团结起来，设法麻痹敌人，安全地活下去，利用合法的形式积极开展狱内斗争。还规定了联络暗号为“一〇三”。看到组织回信，孟庆复不仅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而且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增添了斗争的勇气。他把组织来信，向狱中的许宜亭、甘文瑞、夏方明等同志作了传达。这样，战俘中党员们开始活动起来，把原来自发的斗争，变成了自觉的斗争。

9月，张建忠借中秋节回根据地，孟庆复又写信向组织汇报了集中营的工作，城工委复信要他们建立狱中党小组，指定孟庆复任组长，夏方明任副组长，具体领导狱内的斗争，为了隐蔽目标，地下活动要分散，不过集体组织生活。不久，李万顺又化装成孟庆复的表兄弟来新华院同孟庆复直接联系，传达中央城市工作的“六五”指示精神，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扩大活动范围，积极争取国民党被俘人员，为里应外合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为了便于和新华院地下组织进行联系，张建忠的父亲也充当了城工委的交通员，借到新华院看望张建忠，传递情报，传达党的指示。从此，新华院的地下斗争，有了领导核心，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阶段。

1944年冬天，张建忠看到很多战俘劳工赤着脚扫雪，脚都冻烂了。他便发动战俘劳工捡破布包，他又通过孟庆复弄了些擦机器的破布和糨糊，打成“袼褙”，准备做鞋子，结果被日本人老佐藤发现，一个汉奸工头也说他经常接近八路军战俘，因而引起日特怀疑，将张建忠关了起来。幸亏翻译李子贤从中说情，才获得释放。

张建忠、孟庆复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人，保护同志。张建忠原想从集中营营救一批同志，并造了一批假良民证，但通过实践证明，不经过大的暴动，或没有合法手续，根本就出不去。张建忠和孟庆复商量后认为，当时能做的工作，就是不让同志们病倒，在集中营为革命积蓄力量，到必要时再配合部队组织暴动。为了使集中营里的人员能直接与外面党组织取得联系，就得有人能自由外出。党组织认为孟庆复是合适的人选，于是，党组织一方面要求孟庆复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敌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让张建忠千方百计为孟“搭桥铺路”。

经过张建忠做工作，让翻译李子贤在日本职员田代和老佐藤面前说话，终于在1945年3月使孟庆复由一般战俘变成管一点事的人员，取得出入集中营大门的自由，并借买菜种的机会，回了一次家，向城工委汇报了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并接受了党组织关于组织地下先遣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八路军收复济南的任务。

敌人为了笼络人心，分化战俘，有时候会组织一些取得“自由”的战俘，外出看戏。日本头目田代还公开许诺“犯人”看戏可以不买票，如果戏院不让看，打死几个没关系。当时维持治安的宪兵队和执法队多是汉奸，他们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更看不起战俘劳工。因此，战俘外出看戏时经常与之产生摩擦。于是，张建忠就借机挑动战俘与宪兵队、执法队的矛盾，使其发生械斗，借此打击汉奸。

一次在北洋大戏院看戏时，40名战俘劳工手持木棒铁棍与宪兵队、执法队打了起来，当场打死两名宪兵，并把尸体藏了起来。张建忠还趁混乱之机放走17名战俘劳工。事后，田代把带队的指导工叫去，追问“17名苦力哪里去了？”他们就按事前约定的口供一齐说“被宪兵队抓去了！”集中营的日军到宪兵队要人，宪兵队的日军到集中营要人，双方互相争吵谩骂，几乎动起武来，后经日军参谋部调停，才暂告罢休。

张建忠利用在集中营做工的机会，除了用自己的工资给集中营的难友购买医药食品外，还筹措经费给根据地购买了武器子弹等急需品。由于工作活跃，引起了汉奸的怀疑和注意，于是在1945年4月，他借口不愿受车间工头欺负，找到日本职员说明情况，公开撤离集中营，到山水沟街元祥织布厂做工，负责孟庆复与城工委的联络工作。后因中央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改变了夺取大城市的计划，济南集中营里应外合配合解放济南的大暴动没能实现。^[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