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北抗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创作[1]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不忆起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不能不忆起东北抗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创作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光辉业绩，有过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2]事实正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积极创建抗日游击队，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如东北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自动组织的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等，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中共满洲省委于同年5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学习《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批判与纠正了“北方会议”（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加强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着手组建以党的抗日游击队为核心，有其他抗日武装参加的人民革命军。从1933年秋至1936年初，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四军、第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八军，顽强战斗，团结对敌，不断开辟和扩大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军队发出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号召，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八一宣言》中还表彰了为抗日救国而战斗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功绩，并着重指出：“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东北各抗日武装积极响应《八一宣言》的号召，着手组建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等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为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从1936年2月至1937年11月，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队伍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十一军，从而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配合全国抗战，东北抗日联军不断出击，沉重地打击日伪军，取得了节节胜利。此后，根据作战区域的划分，为适应东北地区三个省委（1936年6月撤销了原满洲省委，重新建立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的领导，将抗联的十一个军编为抗联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分别在南满、吉东、北满坚持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把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直至取得抗战胜利、迎来了东北光复，称为“东北抗联时期”。
文学历来是生活的反映，同样，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产生了东北抗联时期的革命文学，艺术地再现了抗联战士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在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心态，表现出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深切执著的爱国情怀和无往不胜的乐观态度。它为光复后的东北解放区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具有鲜明战斗性和广泛群众性的抗日诗词
抗日诗词是抗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抗联的斗争，记录了抗联的生活，而且更主要的是它鼓舞了当时抗日军民的斗志。他们高唱着慷慨激昂的战歌，同日寇浴血奋战，使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各地。”[3]由于这些抗日诗词大多是抗联干部所写，他们写的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所以具有鲜明的战斗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1936年6月，中共南满省委决定将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号召抗日官兵为了“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而英勇顽强、“冲锋杀敌”，为此，必须“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1938年5月11日，东北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在集安老爷岭五道沟再次会师。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干会议，就如何与战斗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抗日队伍联合团结协同作战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了决议。会间，杨靖宇创作了《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号召中朝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奋斗。这首歌词有力地揭露了“全世界上”“数头等”的“最大仇敌日帝”“焚烧掠夺，奸淫侮辱，亡国且灭种”的罪行，激励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勇猛冲锋”，英勇杀敌。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于天放、陈雷等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一边战斗一边切磋所写出来的《露营之歌》，反映了抗联战士的艰苦生活。为了“横扫嫩江原”，“夺回我河山”，不顾“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而李兆麟的《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则号召抗日军民“响应我国对日总抗战，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精诚团结，粉碎封锁线”。他们“厉兵秣马，慷慨赴火线。果敢冲锋，寇氛一扫光。”“高歌欢唱奏凯旋”。这些抗日诗词是在战斗中用心血写成，所以，其战斗精神永存。此外，像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宋占祥的《跃进呵，中国！》《轰杀》等诗，也都表达了“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夺回敌人“把持的世界”和“血沸哮，紧紧地背着枪曳着炮，跨战马冲向前哨！”瞄准敌人拼搏轰杀的战斗豪情。
第二，深切执著的爱国情怀。他们“逐日寇”是为了“复东北”，[4]高唱“民族自救抗日军，铁血壮志坚，杀敌救国复河山。”“救国重任万众担，势急不容缓，国耻血债血来还！”[5]他们号召：“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来，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6]生前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四团政治部主任的李斗文在《告于军兄弟书》一诗中，以满怀悲愤的感情描述了祖国东北被人宰割的现实和“有心人”——爱国者的不平：
……
但是，到如今祖国的山河被人强占，
主人变成了奴隶，
强盗大逞凶残。
同胞的尸骨抛满了南满和北满，
中华民族的鲜血洒遍了黑水白山。
日本强盗焚烧了我们的房屋，
霸占了我们的良田，
残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
又把我们妻女姊妹强奸。
有心人谁不流泪心酸！
有心人谁不目眦欲裂怒发冲冠！
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诫于军的弟兄们：
东三省这块丰富的地盘，
是祖宗给我们留的财产。
祖宗的坟墓在此，
亲戚朋友在此，
我们的子孙还要在此接香烟。
我们卧榻的旁边，
安能允许强盗无理的酣眠！
从而使他们认识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绝不能容忍：
日本强盗借着“剿匪”的名义，
使我们同胞兄弟骨肉相残。
他在背后笑得肝肠寸断，
他把你们看成走狗一般。
他把中国人看得不如牛马，
他把中国人看得比鸡犬还贱。
作者让伪军们认清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迷途知返，“救国不要再迟延”。这首长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之情，作者以质朴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是颇能打动人心的。
第三，无往而不胜的乐观态度。他们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常常是“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但他们仍然“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突封锁，破重围”，坚信终有一天会“曙光至，黑暗一扫完！”[7]他们懂得个人虽然青春易逝、流血牺牲，可换来的是冬去春来、祖国的新生。正如生前曾任中共宾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的吕大千在《狱中遗诗》中所言：“时代转红轮，朝阳日日新；今年春草除，犹有来年春。”东北抗日地下工作者履陞在《狱中遗诗》中写道：
马首龙沙垣，
血染嫩江边。
夙怀报国志，
黑发变苍然。
苍天何独恨，
被擒在济南。
今生一去也，
中华万万年。
这些诗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自然，这些抗日英雄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做指导，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请看生前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的《游击队》一诗：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英明的毛主席指引着前进方向。
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理论武器，
我们在各个战场上都打胜仗。
为了从祖国领土上赶走日本法西斯，
同志们不断地战斗在寒冷的疆场。
脚下的雪花越铺越厚，
霜雪凝成的冰溜越挂越长。
严寒不能把英雄们吓倒，
千万个神枪手挥动着步枪，
冻得麻木的手继续着射击，
尽管血水脑浆溅满了衣裳。
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
胜利火花闪耀着一簇簇红光。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因反满抗日而英勇殉职的金剑啸，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他所编的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上，发表了他的被称为“一曲东北抗联的赞歌”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叙说32个抗联战士在严冬季节转战于风雪弥漫的兴安岭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英勇地进行反击日寇的战斗。14个抗联战士虽然牺牲，可余下的18个战士仍然顽强战斗去夺取胜利。“冲过了雪的统治，又见到春天的明媚。看着树生了绿又成了荫。”诗人形象地写出了抗日武装力量复苏、壮大的情景，宛如冬雪一过，又出现了明媚的春天，抗联像春天的树一样生机勃勃地生了绿，成了荫，发展壮大起来。诗人这种对抗联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雄伟的气魄和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由于诗人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才真切地写出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战士的必胜信心。即或环境艰苦、斗争残酷，但正义战争必获全胜，正如诗人所言：“耐过严冬，不就是春天？穿过黑夜的暗网，不就是黎明的微光？”这“微光”“就是他们所有的希望”。
正因为这些抗日诗词是在战斗中产生，为激励抗联官兵和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而写，所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像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义勇军四季游击歌》《四季游击歌》《西征胜利歌》，李兆麟等的《露营之歌》和他的《第三军成立纪念歌》《追悼冯志刚同志》，冯志刚的《浪潮歌》（一说是高禹民所写），史履陞的《狱中遗诗》，等等，都被谱成歌曲在军队内外广为传唱，甚至有的流传至今。由于这些诗词内容适于群众的需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且韵律和谐，语言质朴粗犷，明白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很受群众欢迎。而这些诗词，就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宣传品，常常在联欢会上向群众朗诵，印成传单向伪军散发，瓦解敌人，壮大抗日队伍。像李斗文的《告于军兄弟书》，就是他当时写的诗传单，这里的“于军”指的是伪满于芷山部队，以此瓦解于军士兵，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日歌谣
抗日歌谣，在东北抗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广大抗联战士在战斗之余把亲身的感受写成顺口溜、快板诗，印成传单，广为传播。而有的歌谣就出自群众之口，情感真挚，明白易懂，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这些歌谣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它谴责了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的不抵抗主义，赞美了军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就把东北军调到关内打内战，致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本进攻东北以可乘之机。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大量增兵、步步进逼时，蒋介石则“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又明令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并要求“国民”“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8]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蒋介石的投降主义政策，激起了军民的极大愤慨。一部分东北军，违背蒋介石的意志，联合抗日民众，组织各种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有些人便成为后来的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在抗日队伍中流传的《上起刺刀来》就充分表现了当时的真实面貌：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我们不要人家一寸土，
也绝不让强盗踏上我们的地界。
我们愿受上边的命令，
可是不能无缘无故被调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守土抗战谁说不应该！
碰着日寇只有跟他拼，
告诉你，
中国军人不尽是奴才！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杀！
而《组织起来去冲锋》这首歌谣在历数“九·一八”事变日本强盗未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东北，使百姓生活在“苦海”中之后，愤怒谴责不抵抗主义：“可恨蒋介石，调兵逃了生，卖国卖民求贵荣。”同时热情歌颂：“前有义勇军，后有老百姓，组织起来去冲锋。”为的是“收回我土地，拯救老百姓，风吹云散天气晴。”
其次，揭露日寇侵略罪行，表现群众团结抗敌的决心。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许多歌谣以铁的事实进行了血泪控诉。《“九·一八”小调》《东北四省》《归屯歌》《贫农四季歌》等，回顾了关外生活的凄凉，这里“打下的粮食全部归出荷”，“每人配给几两粮”，使得“人过六十都得吃糠”。这里的苛捐杂税猛如虎，抽丁归屯难忍受，苦难中的东北同胞，真正是“如同囚犯坐监牢”。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大家齐心上火线，杀尽日寇奏凯旋，我们才能见青天。”只有“军民协力齐抗战”，才能“叫鬼子全完蛋”。所以，才决心“打倒日本鬼，拿起刀枪拼着干”。
再次，歌颂党的领导和抗联战士的壮志豪情。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代表全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立即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彻底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同年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分析了东北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明确了我们党的任务，制定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随后于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为了组织抗日武装，作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指出：“党应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发动他们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反抗国民党长官之一切命令的斗争，以至叛变。”随之，东北三省的党组织派出干部到军队和农村中去，开展军运工作和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宣言和决议，大大激发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抗联战士更加满怀战斗豪情投入战斗。许多群众歌谣都表现了这一主题。请看《共产党有主张》这首歌谣：
共产党有主张，
领导群众把日抗，
工农的武装一齐上战场。
百战百胜，
铁的红军真顽强。
定要救回我们东三省，
要把日寇杀个光。
中华民族齐解放，
大家来把凯歌唱。
常胜的红旗，
到处飘扬！
在抗日斗争中，他们“不后退，不投降，炮火虽猛烈，队伍坚似钢。振山河，守四方，雪国耻，复边疆，万古把名扬！”（《抗敌》）《长白山歌》唱道：“男儿壮，男儿壮，团结起来赴战场，壮士发冲冠，气贯太平洋！军威远，红旗飘，但知救祖国，誓死振家邦，驱贼滚出鸭绿江！”这些气势磅礴的诗句表现出抗联战士的壮志豪情。
最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思想。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必须团结各个阶层动员所有力量共同对敌。特别是要启发引导伪军认清自己的处境，懂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伺机反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伪军自叹》以伪军自己的口吻叙述了在伪军中“长官甘心当走狗，拿着士兵当马牛”以及“无钱捎家养老幼”，“一家大小犯忧愁”的境遇和“死后还把骂名留”的自省。《劝亲日士兵反正》描述了奴隶兵的悲惨下场，号召他们“杀死狗官长，携枪来反正，参加抗日军，齐心向敌去冲锋。”“七·七”事变后，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全国抗战歌》高唱“国共合作一致把日抗，团结紧，意志强，脚步合脚步，臂膀挽臂膀。救危亡，救危亡，领导民众赴战场，不分各党派，集中我力量。”热情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全民抗战思想。
抗日歌谣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些歌谣有的是利用民间流行的传统曲调填写新词，如《四季新歌》《革命十二月》等，由于曲调在群众中早已普及，新词也就迅速传播开来；有的采取曲艺的优长进行创作，像《国耻纪念歌》《满洲游击队歌》等，就是以七言五言排比句贯穿始终，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是以词曲的语言格式填进新的内容，如《满江红——从军》等。因此，这些歌谣谱曲（有的用旧曲调）后，也就成了颇受群众欢迎的抗战歌曲。诸如《国耻纪念歌》《上起刺刀来》《奋斗曲》《欢迎歌》《莲花泡战斗》（歌曲改题为《镜泊湖战役歌》）《追悼歌》《红旗歌》《少年先锋队歌》《囚牢吼声》《归屯歌》（歌曲改题为《归屯叹》，并增加了一段歌词）及《贫农四季歌》《革命十二月》《儿童抗日歌》《骂老廉》《伪军自叹》（歌曲改题为《亲日兵自叹》）《劝亲日士兵反正》（歌曲改题为《劝亲日士兵反正歌》）等等，这些歌曲后来都被收入李敏选编、哈尔滨出版社于1991年6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流行）歌曲选》。
三 戏剧、小说与散文创作
在抗联文学中，不仅有抗日诗词和抗日歌谣，而且有戏剧、小说和散文。在戏剧创作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杨靖宇创作的三场话剧《王小二放牛》和朝鲜族抗联战士创作的多幕剧《血海之唱》。前者通过王小二一家的悲惨遭遇，形象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地歌颂了东北抗联战士的斗争精神。而后者着重讴歌了在抗日战争的广阔背景下，中朝两个民族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这两个剧的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里，我们略加分析杨靖宇创作的《王小二放牛》。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剧情虽然简单，但发人深省，激人向上，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才有活路。第一场写的是东北某地山村王小二一家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这个王姓一家四口，老两口领着两个孩子，大女儿十七八岁，小儿子十五六岁。在那凉秋的深夜，一家四口只有一床破麻花被遮体。雄鸡叫了三遍，催促老太太起身做饭，通过她的自言自语：“咳，这年头真没有办法，日本鬼子成天讨伐，也不知道讨伐个啥？他们到哪里，哪里可就遭瘟了，抢东西，烧房子，糟蹋妇女，杀害百姓……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结尾处写饭后王小二拿起鞭子去放牛，老头腰里别把斧子上山砍柴。从老太太望着老头和儿子，姑娘高兴地喊着爸爸和弟弟的神态中，看到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心情。第二场写的是日本讨伐队给王小二一家带来的灾难。一个日本指挥官带着几个日本兵闯进了王家。他们抓鸡，老太太阻拦，被日本兵一脚踢倒，藏在屋里的女儿挺身而出，营救妈妈，日本指挥官乘机调戏她，她和妈妈不畏强暴，奋力反抗，姑娘被日本兵抓走，老太太又一次被日本指挥官踢倒。第三场写当天晚上父子回家，见此情此景，气不打一处来，王小二拿起镰刀，老头操起斧头，要去找敌人算账，老太太极力阻拦。正在他们全家人走投无路时，抗联部队捣毁了伪警察署，消灭了讨伐军，活捉并枪毙了日本指挥官，救出了姑娘，送还给了王家。老头和老太太以及全村父老都对抗联战士表示敬意。这场戏以王小二参加抗联队伍，父母和姐姐与他依依惜别而告终。这个剧从1936年冬到1939年春，共演出过四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金剑啸以多种文艺形式从事抗日宣传，不仅写诗歌、小说，也从事绘画，写剧本，导演戏。他曾组织过“抗日剧社”，创作并演出了多幕话剧《海风》。剧本描写了日本海轮“海风号”上的中国船员，反对为日本帝国主义运送军队和武器装备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当这艘轮船驶入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时，我国船员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破釜沉舟，与敌人同归于尽，使观众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1933年，他在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上发表了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本《穷教员》和《艺术家与洋车夫》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穷困潦倒和不满现实的苦痛心情。与此同时，他还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独幕剧本《黄昏》《母与子》《幽灵》等，表现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揭露了日伪反动统治的黑暗及其法西斯暴行。1935年冬，金剑啸利用纪念《黑龙江民报》发刊2000号之机，组织“白光剧社”，在齐齐哈尔博济工厂礼堂演出了他的话剧《黄昏》《母与子》等，演出时观众达1000多人，挤满了礼堂，轰动了北满，以致日伪反动当局勒令“白光剧社”停演，并派特务进行监视。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年，他还发表了反映下层人民生活贫困、有钱老板奸诈刻薄、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极端黑暗的独幕喜剧剧本《谁是骗子》。《咖啡店》是他牺牲前所写的最后一个独幕剧，通过女招待玲玲的爱情悲剧，鞭笞了日伪统治下的罪恶社会，剧本发表后三天他便被捕。从1931年至1936年的短短五年中，金剑啸一共创作了八部独幕剧，在反日宣传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此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还组织过半公开半秘密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并亲自担任导演与舞美设计，联合舒群、白朗、萧军、萧红等人，演出进步剧目，为东北戏剧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于1936年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
舒群早在30年代初就读中学期间便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他于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斗。1932年3月，他参加了第三国际一个组织的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年底，他被派到洮南任第三国际所设交通站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直到1933年秋。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结识了金剑啸、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战士，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用“黑人”笔名，在《国际协报》《大同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诗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星星剧团”的演出活动，并在以后与罗烽等人合作创作了独幕剧《过关》、多幕剧《台儿庄》和《总动员》等，宣传了团结抗战的思想。
1929年9月下旬，在北满成立了最早的产业支部——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此时罗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同志担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当时在铁路工作的罗烽被任命为铁路特别支部书记。1932年夏，罗烽任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哈尔滨市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此后他便一直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33年，《大同报》副刊《夜哨》创刊，他就在创刊号上用“洛虹”这一笔名发表了独幕话剧《两个阵营的对峙》，它以某疯人院为背景，描写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不幸遭遇和愤怒反抗，巧妙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与此同时，他还报道了他与金剑啸在哈尔滨组织“星星剧团”的情况，使沦陷区人民从这里看到了社会进步的希望。他除了与别人合作创作多幕剧《台儿庄》《总动员》外，还发表过独幕剧《现在晚了》《过关》，四幕话剧《国旗飘扬》等。
总之，我们在论述抗联文学的戏剧创作活动中，不能忘掉共产党员作家金剑啸、舒群、罗烽等人的功绩，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所以，他们的作品，是东北抗联时期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讽刺剧、木偶剧和皮影戏等民间戏曲，它们大多是抗联战士从群众的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集体创作的，随编随演，机动灵活，起到了战时宣传鼓动作用，受到群众的欢迎。这里不再详述。
从各个侧面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小说、散文，也大多是共产党员作家和爱国进步作家所写，诸如金剑啸、舒群、罗烽、白朗、萧军、萧红、山丁、陈隄等都在当时的长春《大同报》副刊《夜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大北新报》副刊《大北新报画刊》和《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以及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小说和散文。有的还出版过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合集单行本。这些作品的母题都是反满抗日，只是由于个人经历不同而选材不同。在日伪统治下，他们常常用隐晦的笔法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的黑暗。金剑啸的小说《星期日》，描写生活贫困的小知识分子文明星期日与一位小姐相约，一路上看到反动当局的警士随便殴打开车工人，可工人却敢怒不敢言。作者通过文明自问：“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对检查警士打人？”暗示人们对日本侵略者更要联合起来进行顽强的反抗斗争。小说《云姑的母亲》记述了云姑母女俩的悲惨遭遇：云姑早年丧父，哥哥被抓走，找不到独生子的母亲由于精神受刺激而变疯。她们在“死的恐怖”下都想自杀而又互相救助，结果疯母亲出走，云姑眼角流下了红色的泪。作者以疯女人的嘴痛骂日伪反动统治是“杀人的世界”，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从而使读者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而他的散文《谣》，则以曲笔讽刺日伪当局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的卑劣行径。罗烽的小说《口供》《胜利》，白朗的小说《只是一条路》，舒群的散文《一周间日记》《踉跄的步子》，萧军的小说《疯人》《下等人》，萧红的小说《王阿嫂之死》《夜风》，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陈隄的中篇小说《棉袍》等，都程度不同地揭露了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了东北人民的觉醒、反抗和斗争。这些革命作家写出大量反满抗日的作品，因而受到日伪当局的迫害，他们不得不相继进入关内坚持创作：舒群于1934年初去青岛，被捕出狱后去上海，创作了充满时代精神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于1934年6月被捕入狱，1935年春获释后于这年5月同夫人白朗一起去上海，创作了小说《第七个坑》等抗日作品；萧军、萧红夫妇也于1934年先去青岛投奔舒群，后去上海投奔鲁迅，在鲁迅的关怀下，1935年出版了名扬海内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山丁由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诗集《季季草》，特别是长篇小说《绿色的谷》等反日作品而被搜捕，也于1943年逃亡关内。在北平山丁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年》等作品。可见，他们虽然暂时离开了东北这块土地，但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金剑啸于1936年被捕入狱光荣殉国。而曾经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文学秘书的陈隄，也在“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中于1942年元旦被捕，在日伪监狱中被关押四年之久，直到东北光复才得以出狱。当然，从事抗日宣传的作家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只是众多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创作的充满爱国主义、“不容于‘满洲帝国’”，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9]的作品，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广大的抗联战士。罗烽在《忆在哈尔滨从事反日斗争》一文中回顾了抗联战士们渴望得到登载抗日作品的刊物的情景，他说：“当时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战士，曾想方设法弄到《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在军营中传看，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支援和鼓舞。”[10]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同样，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如此。无论是产生于抗战官兵的抗日诗词、抗日歌谣，还是产生于革命作家的戏剧、小说、散文、新诗，都有力地配合了抗联战士的武装斗争。而东北解放区文学，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发展。所以，抗联文学是永远值得人们记忆和赞颂的。
[1] 收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论集》第四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1034、1035页。
[3] 李延禄：《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序言》，《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59，第2页。
[4] 李兆麟等：《露营之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59，第6页。
[5] 李兆麟：《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59，第10、11页。
[6]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59，第2页。
[7] 李兆麟等：《露营之歌》，《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59，第6、7页。
[8] 参看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反抗运动》。
[9]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28页。
[10] 《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七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专辑），1985年内部出版。
[1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