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方向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视角的拓展[1]
1993年是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也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51周年。《讲话》全面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文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实践证明，它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今天，《讲话》仍然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
当然，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全称《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重新解释和确立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同志的《祝辞》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特别是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是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而新时期文学正是在《讲话》和《祝辞》精神的指引下蓬勃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十多年来，新时期文学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小说而言，不仅数量多，只是长篇小说新作即逾千部，超过前半个多世纪长篇创作的总和，而且产生了使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新品种，诸如纪实小说、报告小说、文化小说、寻根小说、心态小说、荒诞小说、魔幻小说等各种试验小说，表现出小说审美视角的转换和拓展。这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贯彻“二为”方向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
一
新时期小说审美视角的拓展，首先表现在作家主体性的加强与文学是人学的回归上。“二为”方向的提出，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对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主张的实现，使文艺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的大好局面，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作家由于自我意识的增强，不再受制于以往的“工具论”而忽视了自己的主体性，重新肯定人的价值所在，肯定小说不仅有认识功能、教化功能，更具有审美功能，乃至自娱功能、宣泄功能等。从而以自己宽阔的审美视野观察生活，把真实的、具体的人作为自己表现的主体。以新的审美理想更好地体现“二为”方向，反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婚姻、爱情，他们的欢乐与苦难，揭示他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一反过去的“高、大、全”的虚假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对“瞒”和“骗”文学的反叛，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中的许多成功之作就是明证。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出了普通人痛苦的内心世界。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的涌现，不仅突破了往日的题材“禁区”，而且把笔触从十年动乱的表层伤痕追溯到50年代以来普通人的悲剧命运。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锲的《改革者》、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苏叔阳的《故土》、柯云路的《新星》、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等长篇力作，都以不同的审美视角，广泛地反映了城乡、部队各阶层人物的矛盾冲突和生活命运，从而体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
伴随作家主体性的加强，作家的反思意识也强化了。“十年浩劫”给人们造成了永世难忘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也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作家们痛定思痛，不能不对这段不平常的历史进行反思，以艺术的力量告诫人们不再重蹈覆辙。金河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就是以反思“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开始的，他的获奖短篇小说《重逢》便是一篇很有影响的代表作。“十年动乱”不仅使无知而又狂热的青年学生叶辉的身心受到残害，他为了保护市委干部朱春信而武斗伤人，沦为“打、砸、抢”罪犯，也使被保护者朱春信的心灵受到创伤；当年他也被迫参与了武斗事件，然而“文革”后却被提升为地委副书记。而无巧不成书，正是这个当年的被保护者朱春信，如今充当了清查他的保护者叶辉的审判人。可他为了保护自己，并不肯说出事实真相，只能暗中进行自我忏悔。小说写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情感。作家们不仅反思“左”倾思潮带来的危害，也反思传统民族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带来的危害。“左”倾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浩劫长达十年之久，除了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之外，也与民族心理中个体独立意志薄弱、主体意识不强等消极因素有关。“左”倾思潮的发展与泛滥往往正是借力于传统民族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宗璞的小说《我是谁》中那位女生物学家在横遭迫害之后非但不思反抗，反而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大虫”任人宰割。鲁彦周的《苦竹溪，苦竹溪》写的是一出悲剧，可这个悲剧竟然是一个优秀分子尚文芬，在传统民族心理消极因素的强大压力下自我丧失的悲剧。正是这种民族心理中的消极因素阻碍着改革步伐。为了国家的繁荣，也为了个人生活的改善，人们渴望着改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创新精神的遏制，以及小生产者的思想惰性，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安分分过日子的思维定式，从而变成改革的阻力。贾平凹的《小月前本》中的门门挣脱土地的束缚开始富裕起来之后，竟然遭到了诸多无端的指责，“勒令”“告黑状”接踵而来。一个老农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世事就是这样，街坊四邻的，处好一个人艰难，得罪一个人就容易了！谁也见不得谁的米汤碗里多一层皮！”正是这种“谁也见不得谁的米汤碗里多一层皮”的思维定式，使人们对哪怕是一点点的变革也望而却步。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社会现实，使“傻瓜”减少，“精明人”增多。因为正如李国文的《花园街5号》所深刻描写的，花言巧语、不干实事的“精明人”尝足了甜头，而苦干实干、锐意求新的“傻瓜”反而吃尽了苦头；从而使得苏叔阳的《故土》中的白天明，不得不违心地奉行“油瓶子倒了也别扶”的政策；使得《花园街5号》中的市委书记韩潮不无感慨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语：“为什么有这么多精明人？因为你尽给他们甜头嘛！为什么傻瓜越来越少？因为你尽给他们苦头嘛！”可“一个精明人太多的社会，是值得忧虑的呀！”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曾发出“多几个呆子”的慨叹，他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2]他又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3]实践证明，世界正是由千千万万不求个人得失只求社会进步的“呆子”、“愚人”、“傻瓜”支撑着。问题在于这种陈旧的思维定式，传统民族心理的消极因素，并不那么容易清除。即使像《花园街5号》中那个改革的拥护者和支持者韩潮，在心灵世界中也存在旧的心理因素的杂质，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心理结构，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对于改革的支持付诸行动。
作家主体性的加强、对人的价值重新肯定，使文学真正回复到人学的固有地位，同时也重新肯定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不再被视为小说创作的“禁区”，从而使新时期的小说充满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深情厚谊，充满人间真情，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它不仅表现在对不幸者、弱者的同情，如金河的小说《在密密的森林里》《老小青年》《哑巴》就对“四清”、“文革”中受了内伤的人表露出一种深切的人道主义关注；也表现在对普通人中的人情、人性美的张扬。轰动一时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不但以美取胜，以情动人，而且对社会现象有精辟的见解，疏导了人们积压在心胸的某些不满情绪，净化了感情，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加强文学的主体性，并不满足于一般地写人，而是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主体性的确立并不能离开客体——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主客体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乃至“寻根文学”的相继出现，正好说明新时期文学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
二
新时期小说审美视角的拓展，还表现在创作方法的开放性与艺术技巧的多样性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提出，打破了被狭隘理解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乃至后来走向极端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桎梏，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文艺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无疑，“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内涵和外延比之“无产阶级”和“工农兵”要宽泛得多。固然，在理论上也曾把知识分子划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从实践上看，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日里，却把知识分子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甚至视为批判对象。至于《讲话》中所确定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其命运也是如此。“中间人物”论等之所以横遭批判皆源于此。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同了。它当然不能脱离政治，正如人民无法脱离工农兵一样（因为工农兵本身就是人民的中坚部分），然而，文艺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政治宣传的舆论工具。这个“二为”方向要求文艺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需求和为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服务。
有了“二为”方向，就必然要求创作方法的开放性和艺术技巧的多样性。因为人民大众包括各个阶层，其艺术口味不一，这就要求文学特别是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化。其实，生活本身从来就是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反映生活的小说也应该是品种繁多、百花争妍的，以满足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幼，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民大众的不同需求。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开放式的、勇于汲取世界上一切精神文明滋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这样的人民大众和这样的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自然要求艺术技巧的多样性、艺术技巧的成熟，而创作这种文艺作品的作家也就自然要用多种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是时代的要求，而正是这个时代又满足了这样的要求。首先，改革开放的时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作家们眼观世界，耳听八方，国外书刊的译介、国际的文化交流、出国考察、观光旅游、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自然使得他们视野开阔，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经验、方法。其次，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环境宽松，做到了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4]真正有了创作自由。即使出现了问题，也能按照“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5]的原则妥善处理。再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代作家经历了繁杂多变的生活，“十年浩劫”自然是一场灾难，他们被推向乡间山野、边塞林区，在那里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然而也正是这一段苦难生活，使他们更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认识了善良与邪恶。人民给他们以营养与哺育。他们真切地体验着《讲话》中所说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体验着《祝辞》中所指出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欢呼、振奋，于是，“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6]，从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远的不说，以辽宁省青老年作家而论，没有西藏奇妙生活的熏陶，就没有马原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康平那一段下放劳动，就没有里扬的长篇新作《白桃》；如果马秋芬不远离城市，走进北疆塞外深山老林，就写不出《远去的冰排》《阴阳角》《山里山外》《雪梦》《那刘哥》……也就得不到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的光荣称号。
真理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文学是人学”本来是高尔基的命题，为了阐述这一真理，50年代中期钱谷融先生曾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可当时却被当成谬说加以批判。时隔30载，它才被重新肯定。同样，50年代至6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了“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由于“左”倾思潮作怪不幸夭折。“文革”之后人们才明白，现实主义本来就有广阔的道路，它也需要逐渐深化。“文革”十年是对现实主义的扼杀，“假、大、空”使文学变成了空洞的躯壳，那些缺乏真实性的所谓艺术品倒尽了读者的胃口。所以，新时期文学的起步首先是现实主义的恢复和深化，给文艺作品注入鲜活的生命——真实。在小说创作中，首先表现出对普通人的关注，曾被称作“中间人物”而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的芸芸众生，在新时期小说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表现出众多人物的真实面貌。其次是让英雄人物走下“神坛”，不拔高，不“神化”，使其恢复新人形象的本来面目，一反其“三突出”、“高大全”的弊端。与此同时，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也不人为地“鬼化”，而使其成为作恶多端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的形象。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创作精神。它要求作家勇敢地直面人生，真实地反映生活。然而，现实生活具有众多的真实面，不同作家审美视角不同、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真实面的层次和程度不同，决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形态和特征，诸如大量存在的传统的追求现实生活的社会真实面的社会现实主义，追求主体心理真实的心理现实主义，追求历史真实的历史现实主义，追求文化真实的文化现实主义。特别是对外开放以来，国外文学思潮和文学形式全方位传入中国，这不能不影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更新，于是出现了借用现代派手法的现代现实主义（有人把它称为“新现实主义”），借用魔幻手法的魔幻现实主义等。从而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封闭走向开放，更具有青春活力。与任何事物一样，现实主义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都不能不注意从传统的、外来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思潮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身。所以，在伟大变革的新时期，现实主义从封闭走向开放是顺理成章的，实践证明，它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开放性，必然要求艺术技巧的多样性。这也正是《讲话》和《祝辞》的要求。《讲话》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7]（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在这两个“一切”中自然包括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祝辞》就讲得更为明确了：“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祝辞》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以便经过自己的努力，“攀登上艺术的高峰”。[8]总结十多年来的文艺实践，的确出现了一批“敢于创新”的作家，真正做到了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在我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从来没有像新时期这样重视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这样广泛地汲取外来营养，诸如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精神分析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以及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现代派等，都给予新时期小说创作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丰富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象征、隐喻、变形、夸张、讽刺、幽默、对白、独白等表现手法，甚至变换了结构形态，扩充了语言符号系统。一句话，新时期小说更新了形式——技法体系。尽管在探索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有失败，但总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满足了求新者的需求，有利于“二为”方向的贯彻。
三
思想解放，创作自由，打开眼界，学习西方，这些本来是有益于文艺发展的重大措施，由于某些人对此有片面的理解，新时期以来，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出现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真所谓成于斯，往往又会败于斯（当然是局部性的）；利于此，又常常弊于此。对此，早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在文艺方面，“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自我表现’，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他还指出，一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二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这是产生上述各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既有理论上的偏颇，又有创作上的失误。前者主要表现在有的人力图用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修正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妄图以此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无疑，吸收现代派文学的某些艺术手法是正确的，然而，想用西方现代派文学来改造，甚至取代中国当代文学，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违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理想、艺术经验和欣赏趣味。这就是所谓国情不同。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革命兴起之日，正是本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崛起之时，但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五四”作家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反倒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颇大。对这种现象，当年的鲁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9]可见，不脱俗，为人生，“‘有所为’而发”，充当“改革社会的器械”，这就是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相通的基点。这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方现代派文学固然可以作为发展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参照系，但不能作为主要的更不能作为唯一的参照系。在多元并峙而又多元融汇的变革时代，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一种最主要的审美理想。当然，这种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形态的。如前所述，这种现实主义是经过改造、产生变异，注入了新的活力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对外来的东西，我们的作家是很善于吸收、消化进而变成自己的东西的。《人到中年》中也曾借鉴了意识流结构方式，可它却塑造了陆文婷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真正地反映了现实，表现出“东方意识流”的特色。同样，《减去十年》中甚至借鉴了荒诞的黑色幽默式的手法，然而却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问题，给人以教育和启迪。可见，在中国，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替代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创作上的失误。比如俗文学虽然满足了一些群众的需求，也出现不少优秀作品，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俗文学作品，情节荒诞，趣味低下，不适当的性描写，甚至充满色情，以至于不得不一再开展扫黄活动以清除书刊中的污垢（当然不仅仅是书刊，也不仅仅是俗文学作品，但从总体上看俗文学作品居多）。雅文学中由于有些作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表现自我”，钻进“象牙之塔”中去“玩文学”，远离生活，淡化政治，追求“空灵”，坐在房子里胡编乱造，表现出一种十足的贵族气。这样的作品，群众读不懂，当然也不会受欢迎。就连黑格尔也懂得艺术与人民的关系，他指出：“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而是为一般听众，他们须不用走寻求广博知识的弯路，就可以直接了解它、欣赏它。因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修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它也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的，也用不着凭广博的知识就可以懂得清清楚楚。就可以使我们感到它亲近，而不是一个稀奇古怪不可了解的世界。”[10]而我们的有些作家却正是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打转转。所以过分强调“自我”便会走入歧途。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11]由于有些作家脱离现实，缺乏生活实感，从他们的作品中，自然听不到时代的涛声、历史的脉动。总之，新时期的小说与过去相比，也可以说是变化空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巨变时代的要求看，称得上黄钟大吕之作的还为数不多，也还未能出现如一代文豪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那样的大作家。
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影响、商品经济的冲击、作家的素质等等，但从作家本身来说，归根结底还是贯彻“二为”方向问题。如果心中时时想着人民、想着社会主义，问题就好解决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作家成长的最好机遇。这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各个领域的新人新事不断涌现，都需要作家们去描写、去反映。以农村生活为例，农村和农民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表现这种变革的鸿篇巨制也还不多，也还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作。再就不被重视的城市个体劳动者而言，也需要在新人画廊里有他们的位置。报载：据最新统计，全国个体劳动者现有县级以上人大代表5144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7239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5887人，各级先进劳动者313586人，有50人被评为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有7万人见义勇为，33人英勇献身。到1990年底，党员近20万，团员近40万。[12]可见，个体户的形象已大大改观。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特别是长中短篇小说更应该给予关注。这些，都有待于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何况古往今来的人间世事，又都是艺术骏马驰骋的广阔天地呢！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有更多的无愧于伟大变革时代的杰作问世，以繁荣文艺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
[1]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2] 转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第96页。
[3]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365页。
[4]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第220页。
[5]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第184页。
[6]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第183～184页。
[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862页。
[8]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第183～184页。
[9]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90页。
[10] 转引自何镇邦《我答》，《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1期。
[11] 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43页。
[12] 《我国个体户到底何形象？》，1992年5月5日《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