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文化一枝花 花开朵朵遍天涯[1]
——略论继承苏区文化传统、坚持先进文化方向的巨大现实意义
一 文化与文化选择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塑造着人。这是一个同步的双向发展的流程。”“人是凭文化来塑造自身的，人是用文化装备起来的。”“人从什么时候离开了动物界而成为人，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文化选择：既包含人对文化的选择，又包含文化对人的选择。”细言之，“人类是自然选择这个考场和战场上的胜利者。他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如云敌手，包括宇宙的种种‘天上的势力和障碍’，动物界的种种‘地上的劲敌和侵害’，以及植物界的种种‘地表的陷害与干扰’，不是凭着上帝的旨意，或者别的什么力量，而是完全靠着自己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却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锤炼和习得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人类在几百万年以前，取得一点文化，就取得一点力量，就前进一步、提高一步；然后，又凭借这一点点儿的文化，作为手段和中介，对大自然进行‘有文化的’、‘文化性’的选择；于是便又前进一步、提高一步；于是便又增加一份文化；于是再凭这‘增加了的一点点儿’文化去作进一步的文化选择。就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一步步走向文明，从远古时代走向现代。……在这个漫长的途程中，前进的凭借、中介、杠杆，就是文化选择。人类有了文化选择，才得以成为人类；人类有了文化选择，才得以一步一步前进。”[2]著名学者彭定安的如上论述深刻地启示我们：1.文化的重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3]反之，不注重文化建设，就会阻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2.文化选择的重要。不同社会、不同阶级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文化塑造着人”，不同的文化对人的塑造自然是不尽相同的。必须选择先进文化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新人的塑造。
二 苏区文化一枝花
江西，这块红色的土地，中国革命的摇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升起第一面八一军旗，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建立，土地革命的逐步开展，创造了崭新的苏区文化。
苏区文化的诞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有的是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与半封建文化，用封建思想、道德奴役群众，特别是奴役工农大众。而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更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4]只有反映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化，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反映工农大众的思想、意志、情绪与他们的战斗生活。工农大众不仅是苏区文化的服务对象，也是苏区文化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概括说来，苏区文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苏区的文化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具有鲜明的革命性。1927年9月，江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颁布“行动纲领”，宣布“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平民”，工人农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在文化上，“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极力增进工人农民及一般平民的知识和娱乐，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报室、科学讲话、电影、新剧等）”。1929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乡苏维埃设文化委员，区以上苏维埃设文化委员会。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在闽西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其中关于文化宣传工作，决议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并对一些人忙于对敌斗争，建立政权，对文化工作有所忽视的现状，特别指出：“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总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有的学者概括了三个“第一次”：“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确立了文化宣传工作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认识了文化宣传工作在‘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提出了开展文化宣传工作的原则和方法，这就为苏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5]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使中国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化教育工作领导机构，中央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各县设有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各区、乡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和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和大纲，指导和推动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如湘鄂赣、闽浙赣、湘赣等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有关加强文化工作的决议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发布的《训令》，以及先后制定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俱乐部纲要》《儿童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规章，都是加强文化工作的具体措施，显示了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说明我们的党和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一贯重视“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概括的“四个在于”：“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动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一切为了广大的劳动群众，一切为了革命斗争，这就是苏区文化的革命性所在。
二是注重革命实践，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明文规定：“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施行教育，使教育与斗争联系起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1933年发出的第四号《训令》中指出：“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7]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要求剧团“用表演戏剧等的艺术宣传，参加一般的革命战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在当年的苏区主要是军事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8]所以苏区文化教育，特别是苏区文艺必须首先为革命战争服务。为了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苏区军民编写了许多表现反“围剿”的革命戏剧和歌舞，到处演出。如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活捉了任前线总指挥的敌师长张辉瓒，俘敌九千，震惊了世界。就此苏区军民写了东河戏《活捉张辉瓒》、京剧《龙冈擒敌》、活报剧《活捉张辉瓒》等，揭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演出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增强了群众的斗志。毛主席挥笔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更是千古绝唱、历史的见证。至于广为传唱的红色歌谣，无不充满着战斗性。龙冈战役之后，苏区人民情不自禁地唱道：“红军到处打胜仗，龙冈活捉张师长，东道打败谭道源，两师白军尽缴枪。”“两师白军尽缴枪”是指龙冈之战一举围歼了敌军主力张辉瓒师和谭道源师。红军五天之内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吓得敌军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溃不成军，就此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战火纷飞的苏区，即使是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也渗透着革命的内容、战斗的气息。这里仅举几例：
绵水清，绵水浅，水清水浅我的哥，你去参军莫忘我。
绵水长，绵水深，水长水深过几春，不立功劳不成亲。
——《绵水清》
上只山坡过只排，看见妹子送军鞋，哥哥心里好喜欢，一定多打反动派。
——《一定多打反动派》
桂树开花香喷喷，香过满院香过村，千香万香我不想，单爱情哥当红军。
——《绣花枕》
“送郎当红军”，成了苏区情歌的重大主题。如歌谣所唱：“山歌不是靠声音，总爱革命情意深。革命不是取人貌，总爱勇敢杀敌人。”这正表现出诗歌、歌谣的时代特色。总之，“苏区情歌情意深长，激荡人心，没有伤感哀愁，没有缠绵情调，他们把澎湃的革命热情、坚强的革命意志、远大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革命情操、深厚的革命感情、坚定的革命信念，都灌注在情歌之中，使苏区情歌具有奋发向上、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9]
诗歌和歌曲，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不仅是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武器。被誉为“红军年代的宣传鼓动家”的彭加伦同志，在中央苏区曾教唱过《上前线去》，它雄壮威武，气壮山河，歌中唱道：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地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人决死战！
正是这支革命歌曲鼓舞战士英勇投入战斗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请听他的一段回忆：
我记得在反击敌人五次“围剿”的一次战斗中，敌人死守着一个制高点。我们的部队总攻不上去，伤亡很大。我们另一个部队奉命拿下这个制高点。他们在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喊过战斗口号后，接着就响起了雄壮的《上前线去》的歌声。在一声“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的歌声下，战士们像一群猛虎冲上去。枪声震动天地，歌声响彻云霄。最后歌声被稠密的枪炮声淹没了。敌人垮了，我们夺取了制高点。
这一生动的事实，正是苏区文化特别是苏区文艺为革命服务、为战争服务，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最好注解。[10]
三是工农当家做主，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2]“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13]“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14]能否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是革命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先进文化与非无产阶级文化的重要分水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文化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与日常生活相结合，高度强调文化对工农大众的思想教育作用，宣传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更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广大群众不仅是先进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创造者，真正体现了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群策群力，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先进文化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中国共产党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曾发布《宣传动员令》，列举了十二条对白军宣传口号，如“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来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等等，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官长，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条口号，他们不但在屋外写，还要在屋内写，工友、农友在自己的屋子内，红军在宿营地屋子内，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茅厕内都写满了宣传口号。别看这普普通通的十二条宣传口号，“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1931年2月5日，江西省赤色工会发布宣传动员令，就曾指出：“第一次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活捉张辉瓒，打败谭道源，敌人说，红军固然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15]工农兵群众的积极参与，显示出宣传鼓动工作的广泛性。据史料记载，赣西南的群众在对白区的宣传中，还发明了河流宣传和空中宣传的方法。所谓河流宣传，就是用木板制作标语牌，写上宣传标语，放在各处的河流里，标语牌随流水流到吉安以及其他地方去；所谓空中宣传，就是制一孔明火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任它飞去，有时从吉安的对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里去。[16]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打动人心的宣传内容，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比如在赣东北，苏区群众组织了对敌军的宣传游戏站，使一般白军士兵易于接受我们的宣传品，于是一班一排以及零星的哗变来当红军的，不断涌现，有一个警察队前来投奔红军时，还带来一百多条枪。[17]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在文化宣传方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一真理。
在苏区，广大群众结合生产、查田、扩红、扫盲等普遍开展了红色歌谣运动，呈现出“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的动人景象。群众参与创作除了革命歌谣外，还突出地表现在戏剧活动中。据刘云同志统计，仅在中央苏区上演的话剧就有《战斗的夏天》《年关斗争》《沈阳号炮》《揭破鬼脸》《松鼠》《大铁锤》《父与子》等百余部；活报剧《武装保卫秋收》《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富农婆压迫毒打童养媳》《反对资本进攻》《蒋介石出卖东北》《工农骂蒋》《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工作在箱子里》等30余部；歌剧《志愿当红军》《拥军优属》《位置在前线》《送哥哥上前方》《工农兵团结》《大放马》等20余部；戏曲、曲艺《活捉张辉瓒》《打宁都》《空山计》《相声双簧》《赶快来看》《送郎当红军》《龙冈擒瓒》《几家欢乐几家愁》等20余部。此外，还有舞剧、木偶戏、皮影戏等。[18]这些从多方面反映中央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戏剧、戏曲等，主要是工农兵群众自己创作的，大多数是他们直接登上舞台，不仅自编而且自演。其广泛的群众性可见一斑。
三 花开朵朵遍天涯
苏区文化正因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和广泛的群众性，真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枝鲜艳的花朵，所以它常开不谢，延续至今。从中国整个版图上看，苏区虽然是片片的局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必然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苏区文化特别是群众创作也还显得不那么“正规”、精美，但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丁玲当年所言：“这初出的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不能餍足高等博士之流的幻想，然而却实实在在是生长在大众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途是无疑的。”[19]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区的文化传统始终被继承，这枝鲜艳的花朵开遍了海角天涯。就东北文学而言，它的影响所及不仅是东北抗联文学、解放区文学，而且也影响着当代文学。仅以东北抗联文学为例：无论是诗词、歌谣还是戏剧、小说、散文，也都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强烈的战斗性和广泛的群众性。笔者在《略论东北抗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创作》一文中已有所论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东北抗联文学作为东北文化的精英，与苏区文化虽然南北相隔，却遥相呼应，虽然战斗环境不同（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是对日本侵略者），但它们是一脉相承，本是同根生，这“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哺育。而作为东北先进文化一部分的抗联文学只是苏区文化影响所及的另一枝艳丽的花朵而已，实际上在中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都流动着苏区文化的血脉，具有先进文化的萌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扬光大。仍就东北而言，随着解放战争而产生的解放区文化（尤其是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当代文化——文学，实质上都是对苏区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从而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与作品，被称为乡土作家的原沈阳市文联主席刘文玉就是典型一例。
年逾七旬的刘文玉，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他曾先后出访过12个国家和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他出版诗集、长诗十余部，大、中、小型歌剧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歌词二百余首，不仅有《刘文玉诗选》《刘文玉歌词选》，而且有《刘文玉歌剧选》和《刘文玉中短篇小说集》，他创作的歌词《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迎宾曲》《满载友谊去远航》等随着音乐的翅膀传遍了全国，飞向了国外。其中《迎宾曲》荣获了辽宁省政府奖和“音乐生活”奖，也成了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保留节目。他的诸多作品不无革命性、战斗性，就以广泛的群众性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的，具体表现在东北地区的乡土味上。那么，他的创作何以充满了乡土味，为群众所欢迎？在为他的长篇叙事诗《黑土壮歌》而召开的研讨会上他道出了肺腑之言：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与农村有不解之缘。
当我爬出娘胎吸进的第一口空气，便是农村腐草和马粪发出的清新、幽淡的乡土气息，这种气息充满了我的神经，也充满了我的诗行。
当我睁眼能辨别事物时，我认识了妈妈的乳头，爸爸的镢头，眼前的山头和那满山遍野的红高粱的穗头。
当我懂事时，我懂得农民把土地当做命根子，而我深深懂得农民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农民抓一把土，从中能攥出一捧汗、一捧泪、一捧血、一捧恨、一捧情……
红高粱的滋养，关东浓烈醇厚的风土人情化作了一句句泛着土腥味的诗行。请看他的《五挂大车去送亲》：
“同志，同志你告诉我，
你赶的是什么车？”
“我赶的是送亲的车，
五挂胶皮轮，
拉着五车幸福歌。”
“同志，同志你告诉我，
新人坐在哪辆车？”
“新人坐在红马车，
绿花袄，新球鞋，
哪个俊俏是哪个。”
一问一答，极具乡土味，而“绿花袄，新球鞋”，又点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特色。再看他的《父亲画像》：
腰上扎根草绳子，
他说他能把东北风挡住，
肚里满是苞米面糊糊，
他说吃饱了劲头更足。
汗珠子摔八瓣，
泪珠子咽进肚，
像燕子在风雨里衔根小草搭窝，
全家十口挤在“马架”（按：马架是东北山区里的简易房）里住。
明白如画而又意味深长，几句诗行便表现了东北贫苦农民的生活境况。刘文玉的诗很有民间文学特别是东北二人转的味道，俏皮、明丽、风趣、幽默。比如他在《夸桃》中写道：
这是咱二道沟的桃，
不用你去喊，
百八十里地都知道。
这是咱二道沟的桃，
像画上画的，
歪歪个嘴，
一疙瘩红，
粉嘟噜的馋人的水蜜桃。
当然，它和一般的方言、俚语不同，而是经过加工的、艺术的文学语言。从刘文玉的诗歌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当年苏区文化、苏区文艺的传统，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与发扬。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区文化这枝花，的确在被不断发扬光大，呈现出“花开朵朵遍天涯”的美好景象。
四 再谈文化选择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如今已迈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讲，文化主流是健康的，出现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和文艺作品，正沿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先进文化方向前进。但也不可否认，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繁荣，某些文化的商品化，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文化表现上有一种反传统之风不断袭来，他们把从“五四”新文化到苏区文化传统，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优秀文化传统，几乎全盘否定，以“重写文学史”为名，否定坚持正确方向的丁玲、赵树理、老舍、柳青、何其芳等作家，而他们所主张的则是全盘西化，于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引进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原则、唯美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及性开放意识等。有人甚至提出“告别革命”、“远离崇高”、“玩文学”等错误主张，以此作为创作的原则。近些年来，在文学评论中，文风不正也相当严重。有的文章玩弄新名词、新概念，实则言之无物，连作者自己也没弄明白：或隐晦生涩，故作深奥，令人难以卒读；或信口雌黄，无认真研究而又大言不惭，妄做论断。表现在校园文化上竟然出现灰色歌谣。有一首歌曲，其旋律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插曲，而歌词则另有“创造”：“有一个地方，那里不穿衣裳，这里就是洗澡堂。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当间隔着一道墙……”有的小学流传这样的歌谣：“春天不洗脚，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有个老头心挺花，弄个姑娘带回家。老伴生气打老头，写个休书休了他。”[20]孩子们还有许多令人惊诧的歌谣，不便一一列举。更有甚者是广告文化的失真与堕落。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繁荣的广告文化，对促进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鱼目混杂，有些广告却失掉了诚信与道德。君不见，夸大其词的虚假广告，布满报刊和电视屏幕。沈阳的一家医院为了招徕患者公开打出“花一百元省一千元”的广告，一家老年报上刊登了“免费治疗食道癌、贲门癌”的广告，这些广告明显地不合情理，难以使人相信，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炒作而已。在一家洗浴中心门前的大幅广告牌上，竟然写出“满意性服务，震撼性优惠”这样几个醒目大字，并配以按摩女为男性“服务”的画面。[21]显然这是一种精神污染，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误导，从而引起了群众的非议和报刊记者的注目。事实说明，在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至上的当今社会，继承和发扬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的苏区文化，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上述事实不能不使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文化的选择。“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22]杰姆逊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特征。他说，“电影集中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因此电影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文本’。”杰姆逊认为，“在继‘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不仅表现于一切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各个精神领域，甚至‘理论’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人们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由‘商品化’了的广告、电视、录像、电影所构成的形象的汪洋大海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这些形象的模仿和复制。在这样的社会，上层建筑起着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等概念则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正是对于这些特征的概括。”（按：重点号是原有的）虽然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及其概念内涵，至今还有很大争论，但是，杰姆逊所提出的那些文化现象却是实际存在的。它的世俗化、金钱化、商品化、“工业化”、低文化品位化，已经发展到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的地步。[23]这当然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现状，但也提醒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文化的选择。当务之急就是要继承包括苏区文化在内的优秀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文化建设，以推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为我们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1] 本文写作中，参考和引用了《江西苏区文化研究》一书汪木兰、郭荣华、牧南、黄淑明、黄保华、刘云等人文章中的有关资料，特致谢意。本文曾收入《苏区文化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本次入集略有删节。
[2] 彭定安：《文化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第1、2、4页。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688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688页。
[5] 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第51页。
[6]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46、12页。
[7]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46、12页。
[8]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65页。
[9] 牧南：《苏区文艺是战斗的号角》，《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第83页。
[10] 参看黄淑明《红军年代的宣传鼓动歌——评介彭加伦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诗歌》，《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第308页。
[1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1031页。
[12]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790页。
[13] 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53页。
[14] 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1943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
[15] 参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98页。
[16] 参看《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60页。
[17] 参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01页。
[18] 刘云：《中央苏区革命文艺的特征》，《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第124、125页。
[19] 丁玲：《文艺在苏区》，1937年5月11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3期。
[20] 《“灰色歌谣”污染稚嫩童心》，2004年7月10日《沈阳晚报》。
[21] 《街头广告，你该系好“衣带”》，2004年6月18日《沈阳晚报》。
[22]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3页。
[23] 参看彭定安《文化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