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工的制度化的工作变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Davis（1992）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国家”负责为每个城镇人口安排终身职业。在这种集体分配工作的体制下，个人偏好对个体职业生涯轨迹的影响甚小。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始于中国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宣告城市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事件发生在90年代。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是大势所趋，国有部门减员增效，很多下岗职工“被迫”到劳动力市场上自谋职业（Hebel and Schucher，2006）。这一改革事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在中国的进一步成熟。

然而，当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推动大量城市工人去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农民工却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他们长时间摸爬滚打在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相伴而生的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尤其集中在外资大量涌入、急需大规模劳动力的地区，例如珠江三角洲。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这些地区用工需求的不二选择。当然，农民工得以在那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首先要有户口制度的松动。作为一种社会的手段，这项制度曾在改革之前被严格地执行，1978年改革之后，政府放松了户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Liang，2001；Liang and Ma，2004；Wu and Treiman，2004）。总之，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与户口性质挂钩，所以，与城镇职工相比，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医疗保险、子女入学和其他方面遭遇不平等的待遇（Wu and Treiman，2004）。这种差别对待在工作上的体现就是，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的工作分配制度之外，他们的工作缺乏稳定性，而且报酬和福利水平也低（Yang and Guo，1996；李强，1999；Feng，Zuo and Ruan，2002；陆学艺，2004；Liang and Ma，2004；李培林，2003）。农民工是城市的“临时工”，换工作是一种制度化的惯例（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2006）。以本章使用的数据为例，截至调查日期74.71%的农民工至少换过一次工作。在这些换过工的农民工中，31.16%换过2次工作，35%换过3～10次，甚至有3.33%换过10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