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剥夺、社会网络和权益受损

——珠三角农民工集体行动研究

陈小娟 刘林平 陈 澄^[1]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斯科特，2001）。与此不同，波普金则提出农民是经济理性主体，其行动主要受个人利益驱使。由此引发一场争论——斯科特把小农的集体行动大多看做反抗性的，是针对传统的生存权利所遭受的攻击的回应；波普金把小农运动看做有远见的，因为小农行动者估计各种行动对他们将来的利益产生的效果，从而作出有关其政治行为的决策（李丹，2009）。

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已有学者提出，农民工是一个坚守“生存伦理”的群体，无论其外出务工的动机还是在城市生活的策略，都是以生存理性为主（杨正喜、唐鸣，2006）。那么这种解释是充分的吗？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因为打破了他们维持生存的底线，还是出于长远经济利益的计算？因此，本章力图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对上述争论进行回应，为农民工集体行动逻辑的探讨作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