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结论
对于农民工的外出打工决策和在目的地的适应等问题，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然而，对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模式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而这类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研究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农民工获得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重要途径。此外，工作流动模式受到宏观的市场力量的影响，对它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微观过程和宏观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结论部分，我们将着重讨论三个发现及其意义，并以未来的研究方向作为本章的结束。
第一，我们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有过换工经验，有些人甚至换过很多次。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作上的稳定性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城市劳动力市场建立之前，由于工资水平是由政府统一制定，而且各种福利在不同的工作单位之间的差异也不是特别大，换工作是没有必要的（Davis，1992）。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组成了这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面相。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性机制包括职业中介机构、人才市场，以及传播工作信息的社会网络。另外，大众媒体通常把农民工塑造成一个温顺的、愿意接受低收入工作的群体。与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媒体对农民工的这种刻画不够精确。本研究发现，样本中75%的农民工至少换过一次工作，并且鉴于我们发现自愿换工可以带来更高的工资，这种高流动性对于改善中国农民工的境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本章发现的高工作流动性及其带来的在工资上的改善为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农民工的福利状况提供了些许积极的论调。在市场经济中，自愿换工作常常起因于个人对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追求和对个人偏好的满足。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也是成立的。至少本章的数据显示，对于第一次换工者来讲，换工作可以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报酬。我们认为在自愿工作流动率的增加以及换工后带来的工资改善的背后，反映出“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给农民工提供了一种很重要的行动策略。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讲，“用脚投票”是农民工的无奈之举，但是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它确实显示了积极的效果。
第三，工厂投资者和管理者一直认为在中国沿海有无限的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但是这种假设从2004年开始站不住脚了。这段时间前后，大量工厂都有招不到工人的经历。那么，这些一直占据学术讨论中心位置的无限量的农民工去哪里了？尽管“民工荒”的原因足够写一篇学术论文，但本章的发现也让我们对这一现象得到一定的认识。数据表明，工作流动的概率在2004年和2005年显著地增加，而2004年和2005年正是“民工荒”开始出现的年份。由此我们提出，工作流动是“农民工短缺”这个复杂现象中的一个环节。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工人辞职离开一个工作之后，劳动力市场就会产生一个空缺，而样本中75%的农民工至少经历过1次工作变动这一事实意味着农民工换工作会产生大量的空缺职位。当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决定离开同一间工厂的时候，这间工厂就有可能感受到所谓的劳动力短缺。我们提出，不断提高的工作流动率是导致“农民工短缺”的因素之一。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章考察了农民工的第一次换工经历，然而农民工频繁换工的事实要求我们应该使用一种可以把全部换工经历纳入模型的方法，即将工作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与只研究第一次换工的效果相比，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更精确地考察换工对工资或职业地位的影响。其次，在本研究中，除了工作流动的时间趋势之外，我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个体层次的因素上。但是，公司性质、经济部门和工作类型这些更宏观的变量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劳动流动率。未来的研究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另外，尽管本研究发现了换工概率的时间趋势，但是也仅止于指出了结构性变迁和换工率之间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如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这些时间模式背后的因果关系，相信可以有更有意义的发现。
备注
1.根据官方2002年的界定，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惠州市区、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和四会市，总人口4230万，土地总面积41698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的最早的受益地区之一。它在地理位置上与香港毗邻，吸引了大批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的投资（Shen，2002）。由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便宜，这些投资在珠三角地区大量建立加工制造企业，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聚集地之一。
2.抽样过程中人口比例的计算使用的是当地的人口普查资料。
3.我们只分析在正式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把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农民工排除在本章使用的样本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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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贞，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刘林平，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