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作和民众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革命根据地依靠什么力量？一是军队，二是民众运动。这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也相当复杂。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来看，革命军队是骨干，民众运动是基础。

为什么军队能起骨干作用？它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军队在社会上是最有组织的力量。俗话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队有比较严格的纪律约束，行动比较一致。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没有家室之累，这方面的顾虑和牵扯比较少。第二，组成一支军队，必须有相当的武器装备，经受过不同程度的军事训练或具有实际的作战经验，这自然是临时集合起来、只有大刀梭镖、不知如何作战的民众难以相比的。第三，旧军队有着比较固定的饷粮给养，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革命军队还有旧军队难以比拟的优势：第一，有着崇高理想或政治觉悟，因而能逐步养成自觉的牺牲精神和铁的纪律，这是旧军队无法做到的。第二，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军民关系，把它称为“鱼水关系”。红军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因此被民众看作自己的“子弟兵”。第三，在军队内部实行严格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70]

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四军和其他革命军队所到之处，除了战胜敌军以外，都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推动当地的民众运动蓬勃兴起，使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如果没有以红四军为主力的革命军队作为骨干，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说民众运动是基础？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军队的基础是士兵，革命军人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把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革命军队才有无穷无尽的来源和力量。只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真诚关怀和支持，革命军队行动和作战所需的种种条件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红四军在从井冈山下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转战在党组织和民众运动基础薄弱的地区，情报不灵，情况不明，部队得不到休息和补充，连伤病员也难以安置，曾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旦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就如鱼得水，表现出生龙活虎的生气和活力，以后还发展到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多年以后还感慨地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71]

这两个方面，哪一个都不能缺少。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问题上也有过经验和教训。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缺乏政治经验，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上，忽视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掌握。一旦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和政权，对民众进行血腥屠杀，大革命便失败了，革命陷于低潮。这是用鲜血写下的沉痛的悲剧。

毛泽东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态度鲜明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72]

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也谈了“过去军事工作的主要错误”。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根本的固定的军事工作方针，就是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完全由于失掉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不明白革命转变的前途而得出这样不通的结论。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他还说过：“我们最大的工作影响是在叶挺的队伍中，如七十三团与二十四师影响尤为广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基础，在南昌暴动我们是不能干的。”[73]

南昌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的根本性的转变。

实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自然不是轻易的，不是一步就能完成的。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无论中共中央还是省委的文件中，还出现过一个错误观念：反对所谓“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它的具体含义是：应该到处组织工人、农民起来武装暴动，不应该重视党领导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否则就要被称为“军事投机”或“军事冒险”。

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函中写道：“从你们的书面报告及□□的口头报告，可见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74]

这年11月9日《湖南省委游击战争计划》写道：“反对新军阀战争之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打倒新军阀、夺取政权的暴动。但这个暴动又必须要从工农贫民之种种的经济斗争、群众运动着手，而后才不会流于军事冒险、军事投机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得出有广大群众参加之伟大的、普遍的武装斗争，成功一个工农自己夺取政权的阶级行为。”[75]

江西省委在12月4日给赣西特委的信中，对万安暴动批评的第一条，就是“忽视群众力量而偏重于军事的投机”[76]。

他们一再严厉批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其实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各地分散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农民暴动上，而蔑视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的作用和建设。对农民暴动自然应该十分重视并且积极加以领导，党领导下的正式军队，不少就是由他们逐步生长成的。但面对武装到牙齿、有军事经验而且数量庞大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残酷镇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党领导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只靠分散的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农民进行暴动是难以持久的，更不容易取得大的成功。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他说：“自南昌事件、八七会议以后，军队中的工作的缺点仍未消灭。从广东暴动之后还有很少一部分的好的保存着，可是仍旧没有正确的观念——如何做兵士运动，如何去改变军队。而新的名词——军事投机却乱用起来，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这种错误观念继续到现在还有保存者。半年以来的军事：□因为有军事投机这个名词，于是对于军事就不注意了。”[77]

事实上，从井冈山时期说起，就可以看到党所领导的正式军队以及对它的不断改造和进步，对革命根据地发展所起到的骨干作用。当时在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湘赣秋收起义余部的罗荣桓回忆道：“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78]警卫团，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何长工回忆道：“警卫团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回来后，叶挺独立团一个营为基础扩编的，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也是国民政府警卫团，大约有三千多人。这是我党当时掌握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由于这支部队受到大革命影响较深，再加上党有意识地把骨干力量不断输送进来，因此，它更倾向革命。”[79]警卫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黄埔二期生卢德铭。团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何长工、张宗逊、杨立三、谭希林和井冈山红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伍中豪、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熊寿祺等都在这个团内。罗荣桓、谭政等不久也进入这队伍中。他们原先是奉命参加南昌起义的，但途中遇到阻碍，到达时起义军已离南昌南下，无法赶上。于是，便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且同共产党员余贲民接收当地民团武装组建的平江农军以及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领导的浏阳农军会合，随毛泽东从文家市南下，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原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担任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和袁文才是把兄弟，受革命影响后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后来也入了党。他们是当地人，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正是在他们的欢迎和支持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才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毛泽东当时曾对张宗逊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义。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80]

井冈山斗争初期的事实就已清楚地表明：警卫团这样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如罗荣桓所说“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如果没有这个力量，谈不上能在如此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开创出一个新天地来；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这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果没有深入而有力的群众工作，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支持，任何斗争都不能持久，更谈不上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

朱毛会师是井冈山斗争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件大事。

这次会师正发生在国民党当局集中湘赣两省军队主力向井冈山发动规模远较以往凶猛的进攻时。毛泽东在1928年4月29日为湘赣边特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四团、吴尚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第八军（注：湘军吴尚部）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主体是北伐战争中屡建赫赫战功、具有强大战斗力、被称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上山时还带来湘南起义时的大批暴动农民，包括萧克等一批干部。红四军就是朱毛会师后建成的。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善了井冈山斗争的格局。担任过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81]这就开创了毛泽东所说“边界全盛时期”。

到井冈山斗争后期，毛泽东对必须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和必须极其重视群众工作两者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防止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他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82]但是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担负起做好群众工作的任务。毛泽东从两打茶陵的教训中提出这个问题。谭家述在《回忆茶陵游击队》中回忆道：“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作了重要讲话，要我们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不能单纯地打仗，提出了政治建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83]这是建军原则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它的提出有深远的意义。

对既要极其重视军事工作、应对敌人，又要毫不放松群众工作、充分发动并依靠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抓得很紧很紧，并且不断地总结并丰富这方面的经验。在下井冈山后不久，转战赣南、闽西时，他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下了一段十分精辟也十分有名的话：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84]

军队组织上，又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的不同层次：主力部队基本上脱离生产，战斗力和机动性强，可以在较大范围的地域作战，是军事骨干中的骨干；地方武装有不少的武器装备，有相当战斗力，但一般在家乡附近的区域内活动；赤卫队一般不脱离生产，拥有比较落后、简陋的武器，但同当地群众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反抗和牵制敌军方面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相互配合和补充的机构，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特点。这种格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

转战赣南和闽西期间，红四军所起的主导和骨干作用自然极为明显。这两个地区又都有着较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赣南的地方武装有东固由李文林、段起凤等领导的红二团和红四团。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也有在暴动中形成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后来转成闽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为福建省委特派员王海萍，副总指挥为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编为一个师，下辖三个团。

红四军也好，赣南、闽西的地方武装也好，都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红四军第一次从闽西返回赣南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我们5月1日（注：4月1日的笔误）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雩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作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45天。”“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85]宋任穷写道：“据资料统计，当年赣南苏区总人口只有240万人，而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7000人，其中赣南籍红军就有五六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108200余人。”[86]

这样将红军深深地扎根于当地民众中，是他们从井冈山斗争以来一贯的行动方针，既使部队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同群众结成像一家人那样的密切关系，又使部队像滚雪球那样有着源源不断的补充源泉。为什么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会剿”，不但能生存下来，而且能不断发展壮大？重要奥秘就在这里。

红军中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之间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在实际战斗锻炼中常常可以看到由地方武装发展成主力部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成地方武装的事实。赣南地方武装在1929年10月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人，枪八百四十支，后来除原已组成的红六军外，又组建了红二十二军和红三十五军。闽西的地方武装，最初已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西入赣南后，由中共闽西特委领导，建立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五县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团（独立团），每团三百人至六百人，武器一般是步枪，有相当的战斗力，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单独作战；还有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人数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除土枪土炮外也有一些步枪和手枪。1930年5月，闽西红军正式编为红十二军，共三千多人。

邓子恢、张鼎丞在《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中写道：“创造主力红军，是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区、各县的革命武装，都必须有它的中心力量，如果先是一些群众性的自卫武装，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必要的训练，临时性大，易聚易散，不易形成战斗力。而这些中心力量，又必须从群众性的武装组织中抽调编成。我军的多数成分是农民。农民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有落后的一面。他们勇于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可是一旦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为千百万人的土地而战，暂时就想不通了。这就需要有一个提高觉悟的过程。地方武装逐步升级，正是适应创造主力红军的要求而又照顾到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87]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年三个月后，在转战闽西、赣南过程中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它既是思想上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也是赣南、闽西和其他根据地革命实践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和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