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根据地的地域选择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创建根据地的地域选择至关紧要。只有在条件得当的地域创建起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处于弱势地位的革命力量才能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才能持久地保存下来并逐步得到发展。就拿刚才讲到的海陆丰起义来说，当强敌“会剿”时，如果实行“上山主义”，把起义部队转移到粤赣边界的山区去，而不是停留在平原同强敌硬拼，成败很可能会有不同。

确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域，一般来说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清晰，也就是敌人实力相对弱和党组织、群众发动的基础相对好；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三是经济上有保障红军和根据地能长期坚持的物质力量。这三条缺少哪一条都不行。

第一条在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对后两个条件再做些简单的说明。

地形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孙子兵法》中写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他用了“必胜”和“必败”这样重的话，可见他对“地形”的重要性是极为重视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地形的其他一切影响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方面来。”“对较大的部队的活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来说，地形就必然会发生影响。对整个军队来说，即使在某一时刻，例如在一次会战中，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4]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建立起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地形的选择就格外重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资供给是非常困难的。”[25]地形条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红军的这些弱点。

工农红军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大体建立在群峰起伏的山区，山路狭窄而曲折，一些险要的隘路常使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叹。对方自下而上的仰攻远比熟悉地形、先行抢占有利据点进行自上而下的阻击困难得多。这是早期的工农红军通常都选择山区创建自己的根据地并且能够站住脚跟并得到发展的重要缘由。

选择山区实行武装割据还要考虑到必要的经济条件，就是在这个区域内能够自给自足地取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否则，不管地势如何险峻，敌人如果长期围困，切断它的对外联系，使你既缺粮又缺水，你也会不战自溃，难以坚持下去。《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众人皆知的例证。

现在，我们可以综合双方力量对比、地形、经济状况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进行考察。选择赣南和闽西地区，正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有利于实行较大部队武装割据的地区。

大家都知道，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前，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先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26]他为湘赣边特委起草的给中央的信中也写道：“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27]这里地势确实险峻，主要靠五条羊肠小道上下，在必经的要隘处筑有工事，称为五大哨口，敌人的大部队难以展开，而山上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地又有水田和村庄，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给养，确实是十分适宜初始力量还不很大的工农红军作为武装割据的根据地。

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湘南农军和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四次击破江西敌军后，割据地区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还有吉安、安福、遂川、酃县（注：今炎陵县）各一部，建立起四个县政府，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在割据区域内的土地大部分已分配。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但是，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局限性。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它的局限性也一步一步地显现出来。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指出的：“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围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将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28]

革命根据地的地域选择条件并不全都一成不变，往往需要随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而改变。

这里说的环境变化，并不只是从湘赣边界这一局部来考察，而要把视野放宽些，看一看全国政局的具体变动。1928年10月，国民党成立了替代北洋政府的新政府，由蒋介石任主席，各派系首领暂时取得妥协，分任政府要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一时还没有激化。而原来被他们轻视的工农武装割据却一步步发展起来，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他们便以更多兵力来对付共产党。1929年1月1日，南京政府任命湘军何键为代总指挥、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动二十五个团约两万人，分兵五路，进攻井冈山，规模之大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而红四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六个连到井冈山会合后，也只有五千人左右，相当于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的四分之一，双方众寡悬殊，武器、给养等条件更难以相比。红四军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在重兵压境的同时，更严重的问题是粮食和冬衣的供应上存在极大困难。井冈山上那点水田，养活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是可以的，但随着部队人数的增加，这些就远远不够了。以前，只能从山下挑粮上山，《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是在这时传开的。但井冈山周围经济并不富裕，附近的土豪又打得差不多了，供给来源越来越少。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所写的综合报告中说：“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人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作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感觉得不安，当时有一句口号：‘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见士兵的情形，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29]姚喆回忆：“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裤，穿着单衣，赤脚穿草鞋。晚上睡觉，铺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30]对红四军来说，这种状况不是长久之计，是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的。

面对这样双重困难的险峻局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各县委联席会议，紧急讨论应对方针。到会的有六十余人，由于各人经历和所处地位不同，会上意见分歧十分巨大，相持不下。参加会议的江华回忆道：“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凭借有利地形，全力据隘死守，就地退敌，以免敌人攻进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遭受摧残；有的则强调敌人力量强大，红军又面临经济给养困难，主张红军全部转移；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意见中，有的主张到湘鄂赣，有的主张到湘南，有的主张到赣南。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各种意见，提出：井冈山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大部分红军主力出击，钻敌人的空子，迂回敌后，到外围作战。”[31]考虑到当时红四军中“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许多人不愿离家乡更远，部队在井冈山又已坚持斗争一年多，发生“激烈的争论”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彭德怀同志他们打游击太辛苦了，想休息。”[32]

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必须立刻做出选择的局面，毛泽东的决策是果断的，也是正确的。会议相应地做出了红四军主力下山的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主力下山后的目标应指向何方？宋任穷回忆道：“要向外发展。那么，究竟向哪里发展呢？是向广东发展，还是向江西发展？”“当时，了解到的情况是：湘南有何键，是地头蛇；广东的粤系是国民党嫡系武装，力量较强；江西倒是个薄弱环节，（统治江西的）朱培德是云南人，江西部队又大多不是本地的，本地只有一些地主武装。大家认为，相机向赣南、粤闽边界发展比较有利。红四军总前委研究决定，井冈山只留下彭德怀的五军（注：还有原在井冈山、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的王佐部），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宋任穷评论：“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从当时的情势来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宋任穷的评论符合辩证的思维：当年在起义部队力量还小时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恰当的；到起义力量已经壮大、需要打开更大局面时，“开辟新的根据地（注：指赣南），也是完全正确的”[33]。

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4]。

红四军主力脱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毛泽东在同年3月20日为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得很明确：“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35]杨克敏在此前近一个月的综合报告中这样写道：“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36]看来，采取这样的断然行动，经济问题是直接的“主因”，应付敌人“会剿”也是“重要原因”。

柏露会议上还谈到这次行动对井冈山有“围魏救赵”的作用。从实际情况看，国民党当局这次两省“会剿”使用了二十五个团，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国民党当局用来追击的只有五个团，没有减轻对井冈山的太多压力。事实上，到1月30日井冈山便失陷了，这次行动并没有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但是，会上提出“围魏救赵”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会上意见分歧、难以统一，而十分危险的局势不容许再做长时间的争辩，必须迅速做出决断，而且如果真能把大批国民党“会剿”军引开，以减轻守山部队的压力，把井冈山根据地保住，岂不很好。总之，这样说可以使一部分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减少疑虑，便于接受，但不能把它看作此举的战略目标所在。这种用心，稍有些同长征开始时在部队中一再扬言“冲破南线敌人的封锁，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老苏区”[37]相近似，而时间上更仓促。

还需要看到，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不只是应对经济问题和两省“会剿”的消极被动之举。它又是红四军前委本已在考虑的在力量发展后打开更大局面的积极行动。可以说，进军赣南和闽西地区，“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是又一次对武装割据区域做出的新的选择。这个选择，有如宋任穷所说，是完全正确的。

比起井冈山，赣南和闽西地区的局面要开阔多了。即使没有湘军、赣军的“会剿”，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了有更宽阔的活动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红四军主力也应该向这个地区发展。

这个地区的政治状况，在前面已经说过。它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对创建规模更大的根据地也很重要。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央苏区史》做过一段很概括的叙述：“中国江南地区有两大南北走向的山脉，一为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一为江西、福建两省之交的武夷山脉。两大山脉中段和南段之间，夹着一个广阔的空间，就是江西省的赣西南、赣东南地区，福建省的闽西地区。”“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这一广阔地区属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境内崇山连绵、林木茂密，不少地方有原始森林，虎豹出没无常。”“这一地区较强的自供自给的经济力，无疑为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证。”[38]

红四军主力在1月14日凌晨从羊肠小道冒雪下山。从井冈山下来后，要在预期的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向南进军。他们那时已多少得知赣南东固一带党组织和民众武装的基础比较好，而东固在井冈山的正东方向。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为什么不直接向东渡过赣江朝东固地区推进，而是向南到赣粤边界，东进到罗福嶂，再北进到东固一带，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这又涉及地形问题。从井冈山向东，正面对赣江中游。这里江面宽阔，又不能徒涉，背后又有强敌紧追，三千六百多人的队伍无法短时间内在这里抢渡赣江。只有沿江南行，到赣江上游江面狭窄以至源头处，才能过江北上，为此付出不少代价。这种窘境是以后发展壮大了的红军很难想象的。此外，由于井冈山处于赣江和湘江这两条不能徒涉的大河之间，以后几次反“围剿”时在赣南、闽西常用的“诱敌深入”之类的成功战术，要在此时此地应用，不仅兵力不足，从地形来说也不具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决心向赣南转移的原因之一。

脱离了井冈山根据地，周围都是陌生的环境，最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原来有着鱼水般感情的当地群众。红四军下山的共两个团和两个营。国民党“会剿”军以第二、三、四路军和第一路军的一个旅继续进攻井冈山，而以赣军刘士毅、李文彬两个旅紧紧追击，他们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大大超过红军。陈毅回忆当年所遇到的严重困难：“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39]红四军下山后向广东方向南行，再折而沿赣粤边界东进，在一段时间内同中共中央也失去了联系。192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写道：“我们尚未得到朱毛□□□及兄方或广东、江西的报告。实际情况不甚明了。□□我们从目前全国政治军事以及革命的形势推□□□看来，欲朱毛能成为一个大的割据局面，夺取并保持一个地方的政权，目前是很困难。”[40]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来的。

红四军下山初期的处境确实十分危险，作战接连受挫。1月23日，红军占领大庾县城，却遭到追敌的悄然合围和突然袭击，部队一度被打乱，遭受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坠马牺牲。突围后，红四军沿赣粤边界向东转进，途中遭到不少地主豪绅的民团袭击。1月底，部队在赣粤闽三省边界的江西寻乌县项山圳下村又遭到追敌刘士毅部的偷袭。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负伤被俘牺牲。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讲到下山后这段艰难的历程时说：“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41]

罗福嶂山区离圳下只有几十里路程，“但要翻过几座大山，又下大雪，路很不好走”[42]，所以能暂时摆脱追敌，在这里“停脚一天”。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四面是高山，中间是一块狭长的小盆地。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43]会议还没有结束，得到国民党追兵正准备包围罗福嶂的消息，红四军立刻分两路沿赣闽边界（主要在赣南境内）转而北进。

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下山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一直处于被强敌尾追的被动局面，力量受到不少损失。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庾失败退至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44]可见途中队伍没有得到补充。

从罗福嶂转而北进后，两个重要事件使红四军的处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件是大柏地伏击战取得大捷，一件是到达东固同江西红二、四团会师。

大柏地是瑞金以北的山地。红四军绕开瑞金，在2月10日到达那里，正是农历除夕。那里的地形十分有利，有一条五千米长的山间狭道，两侧是山，树林茂密。红军在两侧山上设伏，以一支小部队诱敌。那时正下着细雨，因胜而骄的刘士毅部没有防备，直入口袋式的伏击圈。红军从两侧突然压下，至第二天中午将刘士毅部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800余。这是红四军下山后的1个来月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部队和枪支都得到不少补充，士气大振。粟裕回忆道：“我们自大庾之战后，一直比较被动，一度还很吃紧，直到大柏地打了一个胜仗才夺得了主动。”[45]

红四军从大柏地继续向北，进占宁都，得到短暂休整和一些补给，再折向西北，到达东固地区。这个地区在吉安、吉水、永丰、兴国、泰和五县接壤处，周围群山陡峭，地形非常有利。它同井冈山之间隔着万安县。“广州暴动之后，万安暴动就爆发了。万安暴动是全县性，影响到遂川、泰和和赣西南各地，许多地方接着暴动。泰和县城就是万安暴动部队打下来的。”“万安暴动失败以后，队伍大都打散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一部分来到东固。”[46]这以前，原在外地的共产党员赖经邦、曾炳春、李文林等先后回到东固，在各村秘密发展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和武装组织，又争取在这一带活动的以段起凤为首的会党力量，并把段起凤发展入党，打击当地土豪势力，逐步形成江西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江西省委在3月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赣西的形势写道：“乡村方面尤其是红军里面因客观情况特别的好，工作进展也异常的快。红军独立第二团已有枪七百余支（传说已与朱毛合，不知确否），最近又成立了独立第四团，有枪二百余支。”[47]2月20日，红四军和江西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举行会师大会。东固地区的原有武装割据有一个特点：没有建立正式的政权机构和赤卫队，但反动势力已被驱逐，地方实际权力掌握在早已成立的农民协会手中。这在敌强我弱而敌军还未顾及到这几县边界山区的情况下，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效做法。

到达东固，同红二、四团会师，对一个多月来深受缺少当地党组织和民众直接支持之苦的红四军来说，得到了从容的休息和整顿。杨得志回忆道：“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48]伤员得到了安置和治疗，红二、四团和当地民众还支援了大批衣服、粮食，改善了红四军的给养，红四军也赠予红二、四团一批枪支和弹药（这两支部队后来发展成红六军）。这块地区，对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又得知国民党军李文彬部追来。毛泽东曾称李文彬部是“赣军最精锐部”。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向东转移，在3月4日攻占广昌；再沿赣闽边界南下，到达瑞金以东的壬田。这里和闽西的长汀只有一山之隔。国民党各省军阀之间矛盾和猜忌很深，这个省的军队如要进入另一个省，需得先经过两省高层之间的沟通，十分不便。因此，红四军翻过武夷山，便在3月11日顺利地进抵长汀境内。

这是又一次扩大红四军武装割据地域的重大选择。

为了说明红四军为什么要选择进入闽西，先得谈一下闽西的地形和经济条件。闽西地区主要在福建西南部，西与赣南接壤，南与粤东毗邻。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山脉纵横，河流交错，交通不便，偏僻闭塞，村落大部分散布在崇山峻岭中，当时居民约两百五十万人，基本上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还经营部分手工业。在地主豪绅和官府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往往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有如干柴，一触即燃。

再看闽西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有着较好的活动基础。1926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调汕头地委书记罗善培（即罗明）到闽南工作。“罗善培、罗秋天、李联星等往上杭、永定、龙岩、平和一带巡视，及登记各县支部。”[49]（1927年9、10月间，罗善培任闽南特委书记。）在特委推动下，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龙岩，张鼎丞等在永定，傅柏翠等在上杭，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废除苛捐杂税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张鼎丞、邓子恢写道：“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立即在永定县溪南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领导各乡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和办法。”[50]闽南特委并曾同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取得联系。南昌起义军经过上杭时，罗善培带着上杭党组织干部去见周恩来。他回忆道：“他（注：指周恩来）看到我们很高兴，说从汀州到此第一次看到地方党组织前来联系。”“周恩来同志要我们地方组织做好后勤工作：一、搞好交通运输；二、供应粮食；三、做好警卫和探听情报；四、收容和医治伤病员。我们完全接受了。”周恩来也同意留下四五十支枪和子弹，给地方党组织在闽西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入闽前几天，“（1929年）3月8日，朱积垒领导平和农民武装攻进（平和）县城，这是当时全省武装斗争的第一炮”[51]。（一说，1928年龙岩白土乡后田村农民在3月4日举行暴动，打响了福建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这时，罗明已改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闽西特委由邓子恢担任书记。

福建的反动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北伐前，这里主要由北洋军阀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部控制。他们拥兵六万多人，但和福建地方势力并没有密切关系，通常被称为“北兵”。北伐开始后，周荫人部溃散北撤；而原驻粤东的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部长驱直入，击破周荫人部后乘胜北上移师浙江，把投降北伐军的闽军曹万顺等部也带走。陈铭枢部第十一军一度入闽，不久就转往广东。留在福建的只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的四旅海军陆战队，只留在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一带；另一支是号称“新编军”（民军）第一军的谭曙卿部，所辖部队除在闽南的张贞部稍有战斗力外，其他如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都是土著军阀，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各霸一方，为非作歹，民怨沸腾，但互不统属，战斗力都很弱。

无论从敌我力量对比状况还是从地形和自然条件来看，乘蒋桂战争爆发、敌人无暇他顾的机会突然移师闽西、扩大武装割据地域，都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从闽西来说，郭凤鸣的匪军有四个团，割据在长汀、宁化、连城、上杭和永定等县；陈国辉的三个团则占据龙岩、漳平和宁洋；而地方土匪钟少葵则霸占武平；此外还有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的团匪、刀匪多股。”[52]

红四军入闽，正当蒋桂战争爆发之时，南京政府根本无力顾及福建。对红军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盘踞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是闽西土著军阀，所部是兵痞、土匪、吸鸦片者的混合体，在长汀的兵力只有两个团。他们先盘踞着长汀以南7.5公里的屏障长岭寨。红四军主力在3月14日晨向长岭寨发起总攻。郭部不堪一击，被消灭两千余人，被缴枪约五百支，郭凤鸣被击毙，只有留守长汀的残部在团长卢新铭带领下逃往上杭。当天下午，红四军进占长汀县城，城内郭部全部缴械，还夺得郭凤鸣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和缝制军装的工厂，缴获两千支步枪、几十挺机关枪和三门迫击炮。这是比大柏地大得多的一次军事胜利。

长汀原是汀州府的府治，在闽西是比较繁华富裕的城市，当地甚至把它称为“小上海”。粟裕回忆道：“汀州在我们眼中，算是个大城市，人行道有走廊，下雨人们不用打伞。在那里打了土豪，筹了款，每人还发了一块银洋的零用钱。那时，部队补充了棉衣，大家穿上了新衣服，又有了零用钱，生活一下子改善了，情绪十分高涨。红四军扩大到三千多人。”[53]部队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四军帮助当地党组织成立县委，建成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工会，还正式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在解放长汀的鼓舞下，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地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整个闽西地区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汀州战斗的胜利，使红四军前委眼界大大放宽了，对武装割据地域的选择下了新的决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可以在赣南、闽西实行苏维埃政权割据。他们在长汀战斗结束刚六天就给中共中央写信道：“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报告把这个决策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提请中央进一步考虑，写道：“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54]这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全局性见解。

正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同桂系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正式爆发。这是国内政局的又一次转折变化。蒋介石将江西部队两个师集中到赣北的南昌、九江一带和赣西的吉安、赣州地区，向桂军逼近，赣南地区基本上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这是红军在赣南发展的良好机会。红四军这时对赣南和闽西也有了初步的通盘考虑，于是便从长汀回师赣南，并准备视情况在赣南、闽西间活动。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上述信中写道：“惟闽西赣南区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是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富有远见的最初设计。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为什么红四军在此时此刻要选择离开已占领的长汀重回赣南，而且把重回赣南后的行动方向，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做出这种选择应该根据什么原则，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正是根据这幅蓝图来实行的。

红四军在长汀共活动十七天，在4月1日离开长汀开回赣南。乘赣南国民党兵力十分空虚的良机，红四军采取比上次在赣南时大得多的动作，迅速分兵占领了瑞金、雩都（注：即今于都）、兴国等县城和临近各县广大地区，进行筹款和做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建立公开的农会和游击队，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会师。4月12日，红四军、红五军和雩都民众近万人举行大会，宣布雩都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以后，红军又到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农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这样，红军便在赣南打开了一片与前此有明显不同的宏大的新局面，并且同闽西的武装割据和游击活动连通一气。

为什么在赣南已取得这样重大发展的情况下，红四军又掉过头来以主力第二次入闽呢？这也是客观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4月底，蒋桂战争结束，站在蒋介石一边、统治江西的朱培德又集中三个旅向赣南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主力于赣南地区，而闽西这时又出现有利的新战机。时任红四军支队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到5月中旬，粤桂军阀又开始混战，闽西军阀陈国辉、张贞加入粤军讨桂阵营，其主力开赴潮汕作战，一时闽西空虚，龙岩只有陈国辉的留守部队。闽西特委将敌情变化通告红四军，要求红军再到闽西活动。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避开赣敌的进攻，在5月20日第二次入闽，在长汀、武平和上杭等广大乡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消灭地主武装。这次入闽情况和上次情况不一样了，群众热烈欢迎红军，虽然福建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但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涨。”[55]

红四军这次入闽同第一次相比确实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红军主力上次入闽，只停留了十多天，这次却长达九个多月；第二，上次的重要活动在长汀，这次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闽西各地，影响也大得多。

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56]

他们进入福建后，进攻方向首先是龙岩城。毛泽东这份报告说：“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赴龙岩，5月24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头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57]这是一打龙岩，要的就是使对方“骤不及备”。

龙岩是闽西另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末是龙岩州的州治。邓子恢写道：“龙岩县位于闽西山僻地区，田少人多，粮食常年仅够自给，荒年要靠洋米进口。”“因为龙岩地处漳、厦与汀州、赣南交通中枢，货物运转频繁，一般农民除耕田外，很多兼做搬运工人。”[58]盘踞龙岩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本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主力又在粤东地区参加军阀混战，龙岩防务空虚。共产党和农民运动在龙岩都有较好的基础，选择在这里发起进攻是完全正确的。

“三打龙岩城”，是红四军在龙岩地区进行的拉锯战。

第一次攻占龙岩县城后，“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进攻击破之必要，5月26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59]。作战就在龙岩、永定、上杭地区展开。第三次攻打龙岩是6月19日。那时，陈国辉部主力已从粤东撤回，闽西地方革命武装此时已有相当发展。这是一场恶战，红军全歼陈旅主力两千多人，缴获步枪九百多支，还有冲锋枪、重机枪、迫击炮等，使红军实力比以前又有很大增强。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军在闽西民兵配合下连克永定、白砂、上杭旧县城等地（在白砂还消灭了卢新铭一个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初步形成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地在内的闽西苏区。邓子恢回忆道：“从此闽西六个县农民便到处暴动响应，成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土地革命。此时，我兼任龙岩革命委员会主席。”[60]红四军入闽前，闽西各县的武装不过七百多支枪，红四军入闽后半年内激增到三千六百多支。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闽西地方部队和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纵队长（以后由红四军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接任），李任予任党代表兼政治主任，罗瑞卿任参谋长。

到1929年7月，闽西苏区初步建立。毛泽东对邓子恢说：“闽西局面已经大定。”[61]

闽西局势的急遽变化，震动了国民党当局。6月间，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7月下旬，“会剿”军开始行动。红四军前委认为难以在内线打破“会剿”，决定主力向闽中地区出击，在外线寻机歼敌。但这个选择并不适当。闽中地区敌强我弱，红军出战不利，又撤回闽西。国民党“会剿”军在闽西占领了一些城镇，却不敢贸然深入农村。红四军主力返回闽西后，收复龙岩，在9月21日攻克上杭，全歼守敌两千多人，缴枪一千余支，基本消灭了福建地方部队卢新铭部。接着，又攻克武平县城。这一系列胜利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进行“会剿”的国民党军队撤走，打破了三省“会剿”。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的信，充分肯定闽西胜利的意义。信中写道：“闽西苏维埃区域有较长期的保障和扩大。闽西的统治阶级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以及豪绅地主的武装先后被朱毛红军及闽西群众击破，乃至消灭。现在全国军阀混战爆发，江西、广东的军队不重向闽西革命区域进攻。福建张贞与刘和鼎如爆发战争，亦不能去进攻闽西。再者各地因受闽西斗争的影响与军阀战争的痛苦，都日渐革命化。在这样形势之下，闽西苏维埃区域有较长期的保障与扩大的可能。”[62]这些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胜利如被夸大，也会导致做出错误的选择。福建省委在10月6日所写的上述这封信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红四军“斗争路线的前途”所做的错误指示：“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的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开往东江并不是放弃闽西，反是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到东江，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63]

这是臆测的优势。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的郭化若回忆道：“中共中央这一指示，是根据9月间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发起‘两广事件’，以为两广军阀混战，广东空虚，有机可乘，并未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就作出的一个很不慎重的决定。”[64]事实上，粤东和闽西有明显的不同：国民党军队在东江驻有蒋光鼐部六个团，全力防守潮汕，战斗力很强；而红四军在闽西补充了不少俘虏兵，部队还来不及完成整编，东江当地游击队的力量还不强，双方实力有不小差距。红四军三个纵队在10月19日进入粤东，一度乘虚占领梅县，但在作战中也遭受不小损失，第一、三纵队在梅县战斗中伤亡两百多人，其他减员四百多人，第二纵队在上杭补充的六百名俘虏兵绝大部分逃跑。部队在粤东难以取得进展。两广战争结束，粤军蒋光鼐又率援军赶来。这时，陈毅从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归来，红四军内部一些争论问题需要解决。于是红军放弃原来准备进入东江地区的计划，经赣南的寻乌、安远地区北撤，在11月23日回到闽西长汀。

进军东江，“使闽西、东江联成一片”，不符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教训是深刻的。

回师闽西后不久，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在上杭县古田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对它，准备在后面再做叙述。

古田会议刚结束，由于红四军主力回到闽西，国民党当局便在1930年1月5日再度发动对红军的“会剿”。这时，赣西南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了很大扩展，并且合编为红六军。据红六军在1月12日的报告称：“红军独立第二团是经过3年的斗争历史，为江西革命武装之基本，它本身有步枪700支。”以后，又有独立第三团、独立第四团、赣西工农游击第一大队、兴国游击大队、赣西工农游击第二大队、红军第三教导队，共有枪一千五百六十支左右，各地赤卫队也有枪三百支左右，已是一个不小的力量。[65]闽西的地方武装赤卫队也迅速发展，具有相当实力。闽西特委在1月10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闽西武装共计有四千左右，就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各县均已组织一部坚强队伍。作战能力经过这样长久的锻炼后，亦复不差。其中以龙岩四个大队为最好。”[66]这些赤卫队不久合编为红十二军。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主力乘赣军后方空虚，又迅速转入赣南。1—2月间，红四军连克广昌、宁都、雩都、乐安、永丰等县县城。（瑞金原由赣军李文彬旅主力驻守，3月间，该旅两团因内讧溃散。4月30日，瑞金县委领导全县暴动队一举夺取县城。[67]）

粗看起来，红军在这一年多时间内仿佛只是不停息地转战在江西、福建两省之间；事实上，他们所到之处都广泛播下革命种子，扎下根来，部队实力得到显著提升，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相互间逐步打成一片。古田会议又为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个更加宏大的新局面将要实现。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在江西省吉安的陂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并吸收江西各区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统一对江西、闽西地区红军作战和苏维埃运动的领导。联席会议预言“中国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规定“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提醒大家“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形势的前进而到来”。联席会议提出：“为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地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68]赣南、赣西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

3月18日至25日，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子恢任主席。几乎同时，3月22日至29日，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赣西南代表大会，由刘士奇任特委书记。大会还决定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以统一赣西南地区红色政权的领导。这以后，红四、六（后改为三军）、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第一方面军，全军近四万人。他们先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攻打长沙，以后回师江西，在10月3日攻下吉安，“打下吉安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了，我们一一加以占领，赣西南红区连成一片”[69]。这是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

赣南和闽西地域，经过异常艰苦而曲折的革命根据地斗争，终于打开了一个和以前大不相同并且连成一片的局面。这就为下一步中央苏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当时规模最大、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已大体形成。有了这样大领域的革命根据地，才谈得上能实行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才谈得上主要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一场成功的大革命的形成，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总会经过长期的探索，经过成功和遭受挫折的曲折过程，才能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在它的初始阶段尤其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初期阶段也是这样。在探索过程中，选择在什么地域创建根据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它是成功还是遭受挫折乃至失败。需要着重考虑的，有如前面所说：一是有利的敌我力量对比，二是有利的地形，三是能够支持斗争的经济条件。三者中又以正确估量敌我力量对比最为重要，而这种力量对比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甚至有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局部的，有时是全局的。由于红军身处偏僻山区，缺少通信手段，消息有时知道得早，有时知道得迟，做出的选择必须及时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判断得正确，通常就能取得胜利；判断错了，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遭受挫折乃至招致失败。这远不是后人今天想象和议论时那么容易。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便是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