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权，巩固并发展革命根据地

看起来有点奇怪：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看起来似乎飘忽不定，流动的范围相当广，在一些重要地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而在日后（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中）又以很大的力量来反对流寇思想，把它作为党和红军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实践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正确认识此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当敌我力量悬殊、党和红军在当地民众中还没有扎下根来、地形和经济等条件不利的情况下，绝不能盲目地在某个地域死守死拼，否则等来的只能是失败，这是许多沉痛教训证明了的。

反对流寇思想并不等于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流动作战。红军当时正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游击战有一个“游”字，运动战有一个“动”字，都不是笼统地反对流动作战。在敌强我弱，特别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流动作战常常是必要的。细读毛泽东反对流寇主义思想的论述，不难发现它不是一般地反对流动作战，而是要求红军在作战的同时，必须时刻不忘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使自己能深深扎根在当地民众中，深入了解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使民众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起人民政权，发展红军，创建或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从小到大地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依据。红四军在刚下井冈山那一段日子里，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处处遇到原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当强敌尾追时多次陷入险境。从这样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作为依托，处境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条件许可时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建立起来，对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是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根本区别所在。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第一，可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名正言顺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发号施令，制定各种法规和条例，推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第二，可以通过政权，征收赋税，招募并扩大红军，使红军在财源、粮源、兵源等方面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可以推动建立并支持各种民众团体，包括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一片热气腾腾的新气象。第四，逐步担负起民政、工商、财政、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卫生等管理工作。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讲到军队一旦离开根据地而得不到政权支撑时面对的严重困难：“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88]他所说的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旧政府有根本的不同。对政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建立的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在湖南茶陵，这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茶陵县城。”“随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由部队派了一个县长。这个县政府虽然称为人民委员会，但是仍沿袭旧政府的一套办事制度，旧政府的官吏仍然在县衙门进进出出，工农群众十分不满。毛泽东知道了此事，立即来信指出，由部队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办。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真正代表工农兵利益的工农兵政府。”[89]这样，工农兵各组织都选举出自己的代表，代表们推选茶陵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12月下旬国民党湘军吴尚部重占茶陵，这个政权存在了一个月左右。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专列一节谈这个问题。但当时还处在土地革命早期，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多，因此他在报告中着重讲了政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90]他指出的问题主要有：缺乏对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就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时只是对新的人民政权有了初步的设计。

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时，由于当时危迫的处境，在先后占领的县城都没有来得及建立政权组织。首次入闽占领长汀后，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布告废除一切厘捐，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及财产，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红四军下山后帮助地方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但红四军在长汀停留的时间短促，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从上杭赶往长汀时红四军已离长汀西去赣南。因此，长汀革命委员会来不及开展多少活动。尽管如此，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出的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行动方针，使这片地域以至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

红四军返回赣南后，1929年4月1日在瑞金同彭德怀率领下从井冈山突围西进的红五军会合，并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4、5月间，红四军主力来到雩都、兴国、宁都，帮助建立起这三个县和一些区、乡的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雩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雩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91]保存下来的《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对它们的性质明确规定：“革命委员会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有产生以前工农兵的政权指挥机关，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工农兵和贫民的利益来决定的，同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商人利益不加妨碍。”[92]赣南的红色政权建设已粗具规模。

因为不久前在长汀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已经明确要在赣南、闽西实行“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个地区“党与群众的基础”又较好，这三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一开始就和井冈山时期以至长汀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不同，提出了明确的政纲。当时在兴国的陈奇涵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城，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鼓励大家：共产党员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制订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政纲：一、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二、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毁烧田契借约。三、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四、建立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五、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毛泽东同志还制订了《兴国土地法》，主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93]

《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94]这比《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一个富有创造的进步。

前面说过，这年5月间蒋桂战争将要结束，而粤桂军阀混战又起，闽西龙岩驻军陈国辉部主力开往粤东作战，红四军前委接到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的来信后，立刻率师二度入闽。

红军这次入闽，同上次相比，闽西的革命力量已有很大发展，当地民众对红四军的了解比上次清楚多了，在闽西已可能创建出成片的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在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下，红四军首次攻克龙岩后又在5月25日一举攻克永定县城，建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6月3日，再克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95]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已大体形成。

不仅如此。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长汀只停留十七天就转移了。重入赣南后，尽管规模和工作格局比以前大得多，但主力在这里的活动只有四十多天，一切都显得匆忙。而第二次入闽，红四军主力在这里活动了七个多月，这是下井冈山后活动时间最长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年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没有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而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集中力量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闽西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和进展。

7月8日，毛泽东和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受前委委托，从龙岩到上杭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原定是11日开幕，“后因前委出席大会代表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事各种调查（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与农业破产等），费去一礼拜之久，至7月20日，大会才开幕”[96]。

大会从7月20日开到29日。会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是一篇新型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的宣言书。它初步总结了以往政权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苏维埃不是群众大会，不是少数委员会，而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是被压迫工农群众自己管理政事，镇压旧的统治政权组织。因此要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它不是群众大会，更不是几个领袖包办的委员会，而是由各项职业工人与各界农民群众之间、红军营里直接选出来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它由群众选举的，因民意而撤换，已没有群众大会吵、不好讨论的毛病，又没有少数委员会包办的流弊。群众的意见可以马上提到政府里来，政府的行动也马上可以传到群众中去。这样可以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同时可以引进广大群众参加政治，以造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这个《决议案》规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1）发动群众斗争；（2）扩大工农会组织；（3）收缴反动武装，组织赤卫队；（4）肃清反动势力；（5）没收反动派财产分与贫民；（6）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贫民；（7）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政权；（8）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上列各项工作须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经过宣传取得群众基础，并用革（委）会名义明白宣布！[97]

由于大会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这次大会讨论的都是群众关心、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通过的决议案有：《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C.Y.问题决议案》《闽西妇女问题决议案》。其中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比兴国的《土地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样，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就基本上完备了。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以很大力量继续从事社会调查。随他去从事闽西地方工作的曾志回忆道：“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委员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委员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记得在苏家坡，毛委员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毛委员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毛委员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98]这是他指导工作和亲自起草一些文件的重要依据，也是他几个月后能写出《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名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来，他依然强调加强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30年1月5日，他在古田给林彪的复信中尖锐地批评林彪“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革命的形势不适合的。”[99]

在摘引的这短短几句话中，有两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把革命政权的建立称为一种“深刻的观念”，并非要待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时再来建立这种新政权，而要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入与扩大”革命政权，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把它称作一种必须建立的“深刻观念”；二是在他看来，一种观念是否准确而可行，要根据它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形势”而定，这里已孕育着他在四个月后所写《反对本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观念。

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一举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在它以前，只有革命思想的传播、秘密组织的发展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事地方革命根据地和政权的建立，这被教条主义者视为不可变更的准则。中国革命胜利的具体过程却并不相同。它在广阔的农村发展起来，当取得军事胜利（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始）后，就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起新的人民政权，先是县级政权，再发展为地区级政权（如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这就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一项关系极为重大的创举。

红四军主力重入赣南后，先进入广昌，接着在2月初迅速占领宁都、雩都、乐安、永丰四个县城。3月18日，提出一项重要的决策，那就是由共同前委决定对根据地实行“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100]。时任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的熊寿祺5月间在《红军第四军状况》中写道：“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四军过去的经验，凡有党或有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它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而更有实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因此四军党更坚决的认定，红军游击的原则，唯一的是傍着发展，提出来的口号是‘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其次才是流动游击，攻打大城市，扩大政治影响，四军一切的行动都集中在这个原则之下。”[101]

由于总结了经验，采取正确的工作路线，充分发挥以往已经建立的工作基础的作用（包括已建立的党组织、地方政权的作用和已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影响），红四军又经过古田会议的教育和整顿，工作发展得很快，局面迅速打开。这时，“蒋阎冯李”间的中原大战在3、4月间正式爆发。国民党无暇他顾，在赣闽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相继被抽调出境，红军相继攻克南康、大庾、信丰、会昌、瑞金、寻乌等县城。毛泽东还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寻乌调查。在这里，他还写出了《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后来改名《反对本本主义》）。到1930年秋，红军已同时占领赣南十九座县城和七个县的部分地区。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并初步建立同闽西、湘赣边地区的联系。

闽西地区，同年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政府第一号公告中宣布：“现在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的政府，是工农兵贫民的政府。不要凭少数人去干，是要大家来共同规划的。望全闽西劳苦的工农群众，随时加以协助和监督为盼。”[102]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法》《土地法令》《山林法令》《借贷条例》《工会法草案》《劳动法》《优待士兵条例》《商人条例》《取消牙人条例》《取缔纸币条例》《保姻法》《保护老弱残疾条例》《合作社条例》《裁判条例》《暂行税则条例》。能够一下子制定出这么多涉及各方面、详细具体的法令条例，确实使人吃惊。9月2日，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写道：“闽西斗争在三年来长期奋斗中，到了‘三·一八’政府成立时，已经有了八县的区域、百万的赤色群众，反动势力大都消灭，武装有了七千多枪，红军成立了五团，人数三千多人。在这一环境之下，政府的策略路线，毫无疑义的是要向外扩大斗争，以推广赤色区域。”[103]

这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使命可以说胜利实现了。共产党对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政权的认识和措施越来越完备，从而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