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力量对比的全局考察

当时提出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客观实际；又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正确的，因为它也符合客观实际。事情本来就同时存在这两个方面。

做出重大决策时，正确判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极为重要。《孙子兵法》有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去蛮干，没有不失败的。客观实际异常复杂，常常包含许多不同侧面，如果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具体分析，只看到双方有利或不利的某一方面，贸然行动，没有不失败的。客观实际总在不断变动中，有利和不利常在不断改变以至相互转化，不是一次观察就能了事。这更要求领导者敏锐地及时察觉，抓住机遇，调整自己的部署，才能做到“百战不殆”。

我们现在来具体考察一下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群众运动方面，除叶挺独立团外几乎没有掌握军队，也没有掌握政权。当国共关系突然破裂时，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革命力量遭受近乎摧毁性的打击。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两万六千多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许多地方被打散了。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发布的《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通告中写道：“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里无计划的无组织的执行个人的英勇斗争。”[1]各地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解散。社会上不少人以为共产党已经失败，再也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已成为冷酷的事实。

革命是否已经转入低潮，需要从国共双方当时实际状况来分析和做综合考察。

国民党的力量这时明显得到增强。尽管内部也出现倾轧和冲突，但北伐军在1928年6月先后进入北京和天津，原来隶属或依附北洋军阀势力的旧军队和政客们纷纷投入国民党。退处东北的张学良不久也声明：“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从此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已经实现全国的统一。西方列强的承认和支持，也增强了它的力量。

应该承认，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确实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内不少人曾对它抱有期待。他们以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后，它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它的革命历史在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三民主义，主张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南京政府继续打着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号，使不少人在一段时间内对它抱有希望。它在革命的旗帜下同民众痛恨的北洋军阀打过仗并取得胜利，对群众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第二，取得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后，已持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在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前暂时停息下来，一些重要铁路相继通车，国内市场活跃起来，民族工商业一度取得明显发展。从当时十六家主要纱厂的纯利增长率来看，1928年的增长率从1927年的6.8％猛增至17.5％，1929年更达到22.3％，而1930年起便大幅度下降了。[3]这使不少人一度很高兴，以为看到了希望，社会秩序一时显得相对平稳。第三，北伐结束时，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有了很大扩充。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材料，“民国十七年（注：即1928年）七月，国内陆军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旗帜之下者，多达二百二十万之众”，其中直接由蒋介石统率的第一集团军为数五十万以上，“不隶属国民革命军旗帜的，是张学良所统东北军，占辽、吉、黑、热，为数亦约三十万”[4]。

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处于低谷，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力量对比中的实际情况。

再来看革命力量方面的情况。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了挽救党和革命，党又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5]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严酷状况下，应该怎样“继续战斗”呢？并没有现成的办法，只能在实践中独立地探索，这中间难以避免经过某些曲折。这时，在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写道：“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刻，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6]。

在中共中央和各地领导的工作部署和指导中，充满着“进攻”“高潮”“总暴动”这一类提法，而那些从实际出发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则动不动被斥为“右倾”、怯懦和动摇，导致巨大的损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自然是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找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大革命的失败只有六年，它的领导人大多还很年轻，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还不多。他们有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而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缺乏认识。他们刚刚经历过来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突然遭受那样惨重的失败，他们一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而是急于改变现状。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政策，无数战友的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的动摇、退缩以至叛变，都激起他们难以遏制的愤怒和憎恨，进行近乎拼命的蛮干。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只要哪里还留有一点革命力量，就要求这些地方组织暴动，而且认为必须主要是工农民众的暴动。亲历其境的李立三在中共六大发言中说：“革命遭受了失败，很多的工人遭受屠杀或失业，大多数的群众因疲倦而要休息，但一部分急进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上群众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的来源。”[7]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评论历史事件的是非，不仅要看当事人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是怎样做的。“左”倾盲动错误的后果是什么？还是看看事实。可以举两个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而都失败的事件为例：一个是江苏无锡和宜兴的暴动，一个是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有这两个事例做参照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井冈山斗争和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是多么不易，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无锡和宜兴都在南京附近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带驻有重兵，交通又十分便捷，可以很快调集重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国民党决不会容忍在这个地区发生暴动。共产党组织和工农运动的基础在这里又都很薄弱，暴动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江南农民暴动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宜兴、无锡等地要在最短期间内发动农民暴动。国民党当局在宜兴本来并未驻军。11月1日，宜兴在省委特派员万益领导下，两千多农民进城，突然冲入县署和公安局，获枪十余支，释放监狱中的囚犯，镇压土豪劣绅四名，控制县城二十多小时。中共江苏省委第二天就致信宜兴：“宜兴一个地方的暴动，应该是掀起江南农民暴动的导火线，客观上全国、全江苏的农民都是需要暴动的。你们决不会孤立。只要你们注意你们的行动是群众的，是彻底走向土地革命的，不是简单几个人的动作，不是一种军事投机，一定有几千几十万的群众，几县几十县的农民随着你们起来，祝你们努力，祝你们成功！”[8]中共中央也致信江苏省委：宜兴已起来，各县即应速起响应。这样的狂热，离客观实际实在太远。

宜兴暴动震惊了南京政府，随即命令驻在京沪一带的黔军、赣军组成的第十三军派兵两营向宜兴开来。暴动的农民缺乏组织，绝大部分在第二天已离城回家。领导暴动的万益等率暴动的基干队伍一百多人撤出县城，遭到商团和税警队堵截，队伍被打散，万益被捕后英勇牺牲。宜兴暴动失败。

无锡和宜兴是近邻。它是原京沪铁路上的重要工业城市，国民党当局对它比对宜兴要重视得多。北伐军第十四军的军部原来就驻在无锡城内。中国共产党在无锡的力量比宜兴大得多，到1927年8月底，已有党员四百余人。当时党的力量主要在无锡四郊的农村，农民协会共有会员三万多人，在郊区农村中享有很大的声势和权力，但在城市中力量很薄弱。1927年10月23日起，城区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县委书记王津民、工运部长张杏春等同时被捕，城区机关相继被破获。为了准备无锡暴动，江苏省农委负责人王若飞派徐文雅（徐彬如）到无锡，见到江苏省委特派员、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暴动的具体指挥者杭果人。徐文雅回忆杭果人当时对他说：“在无锡组织暴动是可以的，但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乡下虽然没有敌人驻军，可是城里敌人的军队几个小时就可来到，敌人决不允许在他们眼皮底下搞暴动。因此，暴动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9]杭果人把他感到的困难向王若飞说了。他回忆王若飞给他的回答：“攻占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何会没有困难？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10]经江苏省委批准，无锡暴动的计划规定：在宜兴起义后一个星期左右，无锡也发动起义；先从农村着手，组织无锡农民革命军，建立农民武装；占领农村后，立即进攻无锡城。

11月9日晚，在无锡农民革命总司令部统一命令下，东北乡一万多农民革命军发动武装暴动。他们的武器从手枪、军刀到锄、耙、木棍，无所不有。两个小时内占领村镇十三个。一些地主豪绅的住房、仓厅被捣毁，田单、契约、租簿、借据等被焚毁。但由于事情走漏风声，对方已有准备；农民仓促集合起来，缺乏组织和训练，暴动队伍到第二天早晨大多渐渐散去，国民党驻军和水巡队等进入重要村镇搜索。县委负责人和暴动领袖很多被杀，暴动难以坚持下去，就这样结束了。徐文雅、杭果人回到上海，参加中央负责人召开的会议。徐文雅回忆道：“会上发生了争执，瞿秋白批评我们不该逃跑，骂我们右倾。杭果人和我则认为发动这次暴动就是盲动。瞿秋白责问我，那里有没有群众。我说有。他又问：群众是不是拿着武器？我说是。他说有这两条就不是盲动。我不服，还要争下去。邓中夏怕我再争下去会被开除，就把我拉到一边，劝我不要再争，并要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工作。”杭果人以后总结无锡暴动失败的教训，说了三条：“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有些领导对敌人估计过于强大，产生恐惧和指挥不力；也有一些领导人，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轻视敌人，未能先行夺取必要的武器，致使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后不能持久，对革命带来莫大的损失。”“其次是全国反革命气焰嚣张，敌我力量相差过大。计划中的城市工作部分，由于县委机关被破坏，县委书记、工运部长都被逮捕，城市的配合工作完全失去了领导，形成孤军作战。”“第三，我们在军事上缺少经验……当时的形势是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而我们仍然只有四支木壳枪和一支步枪，如何攻城，如何持久，都是迫切需要解决而又一时难以获得解决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无锡农民秋收起义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1]

海陆丰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地处粤东的惠州和汕头之间，南临大海，西北有莲花山脉，居民百万以上。这个地区和宜兴、无锡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在于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有着较好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海丰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从日本留学回乡，积极发动有组织的反抗地主豪绅的农民斗争。1923年，海丰和陆丰先后成立县总农会，这是全国最先成立的县级农会。三年后，农会会员发展到近二十六万人，并组织起武装农军，是国内农民运动最早且最发达的地方。

1927年4月15日，广东当局发动反共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海陆丰的农军虽有一些武器，但比较简陋，其成员又是不脱离生产的，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起义，一度占领两县县城，但在当局武力镇压下失败了。不久，李济深和从武汉南下的张发奎部发生大规模冲突，占领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队将三个团北调，留下的兵力空虚。这是一个机会。中共东江特委决定再度在海陆丰发动武装起义。“经过数月的经验，深知不是一发动就可以驱逐或消灭敌人”，决定“还在斗争的乡村继续并且扩大争斗”，“进一步则进攻势力比较弱点的陆丰敌人”。这样先收复了陆丰，海丰的国民党军队随后也被迫撤走了。收复这两个县城后，“政权的性质已比前次进步了。前次是所谓县人民政府，这一回是工农的独裁。各区乡农会宣布接收区乡政权，两县则由各团体产生临时政府”。很大的缺点是：虽然“临时县革命政府一成立即宣布没收土地，交县农会去分配给无地农民，可是没有一点切实的办法，农民虽然听到的，仍然得不到土地”[12]。因此，群众没有能充分发动起来。这时得知国民党方面大军将到，农民严重缺乏弹药，只能退出县城。这是第二次挫折，但实力没有受很大损失。

这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东江失败。叶挺部第二十四师的团长董朗率余部一千多人开到陆丰，同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以后扩编为红二师，使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有了一支正规的主力队伍。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奉命兼任东江特委书记，前来指导海陆丰的斗争，而国民党在广东的两大势力李济深和张发奎在10月底发生公开冲突，没有力量顾及海陆丰地区，这是十分有利的时机。于是，彭湃发布举行海陆丰第三次起义的命令，董朗部和当地农军协同作战，重新占领海丰、陆丰县城和两县大部分区乡。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两县苏维埃政府。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他要求：“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坣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13]大会还通过了《没收土地案》《取消苛捐杂税案》等决议案。“彭湃同志家是大地主，他先把自己家的土地分配了，然后再分配其他地主的土地。”[14]这是很得人心的，土地改革的推行也能够取得切实的效果。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全国建立最早的第一批县级苏维埃政府，以工农为主体，有着比较明确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条例，形成新型的政权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

接着又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广州起义失败后，原教导团等起义军余部一千四百多人，在营长叶镛带领下也转入海陆丰地区，整编为红军第四师（叶镛牺牲后由徐向前任师长）。当时一个地区内集中这样多经过训练的革命军事力量是罕有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大希望。

但党组织的领导却有严重失误。当时在红四师的程子华回忆道：“那是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1200名学生退到海陆丰，没有补充农民，也不吸收俘虏兵，就没有把学生当作干部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那时不会打游击战争，不管敌军多少，都是打硬仗，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这里说明，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有了武装，不可能建设好军队和使用武装。”[15]

海陆丰起义顺利发展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李济深和张发奎之间的混战结束，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海陆丰的革命势力。他不敢小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以粤军精锐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余汉谋）为进攻海陆丰地区的主力，得到其他粤军、桂军等配合，兵力有几万人，战斗力很强，还有四艘军舰猛烈炮火助攻，整个局势陡然逆转。

客观情况已经发生那么大的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过去已大不相同，应该怎么办？如果继续以前的做法，不顾一切地同具有巨大优势的敌军硬拼，而不转移到对方力量薄弱和地势有利己方的地区伺机发展，那样做必将导致挫折以致失败。当国民党粤军大举扑来时，徐向前便灵活地把部队转移到山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是在平原保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区同敌人硬拼不可。”“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5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16]不顾实际情况而强行回到不利环境去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海陆丰起义就这样失败了，但东江地区的游击队仍一直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直到全国解放。

当时也在海陆丰起义队伍中的陆定一也有一段评论。他说：“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做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实行退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何况在尚未失败时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呢。”“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17]

徐向前对海陆丰起义中的教训也做了一段概括的总结：“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18]

我们不能说创建海陆丰根据地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海陆丰起义有它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它的失败，特别是在处境已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提出反对“上山主义”，不能不说是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深刻影响。这是沉重的教训。

总之，无论从敌我力量对比的全局性考察或从苏南和海陆丰这两处的个案剖析中，都不难看出：在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反对和纠正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蛮干，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保存和积累起来的力量可能遭受严重的挫折以致失败。就是像海陆丰那样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也会失败。

那么，为什么有必要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以消除“红旗能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什么在一些地区又能够发动起成功的武装起义，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形势重新得到发展？

局部不能脱离全局而存在。即便剖析局部性的问题，也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地去谈它，而需要把它放在全局中来考察。

事物从来都是复杂的，存在着对立和统一。正确地观察和判断客观形势的发展，既要看到它的一个方面，也要看到它的另一个方面，并且还要看到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趋向，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取得统治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是事实。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至少可以注意到这样几点：

第一，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苦难深重的境遇也没有改变，世道的不公激起强烈的愤怒，“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如到处铺着容易燃起烈火的干柴。这样深刻的社会矛盾不经过一场大革命风暴的冲刷是无法消除的。而前此连续几年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工农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开展，又使大群大群的先进分子开阔了眼界，深信如此恶浊的社会是可以用革命手段把它改变的。这种变化在全国尤其是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南方各省留下的影响谁也无法消除。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只能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第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着宽广的回旋余地。南京政府虽然有着两百多万军队，由于脱离民众，能够直接控制和重兵驻守的只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留有许多空白点或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便于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在山区和边界地区尤其如此。

第三，北伐成功后，虽然号称“统一”，其实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彼此间不断产生你死我活的分裂和战争。从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开始，这种新军阀内战几乎没有停止过，使南京政府无力他顾。1930年4月至10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阎、冯、李方面投入的军队不下八十万人，蒋介石也出动自己的兵力约六十万人。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以河南为主战场，山东为辅战场，历时半年，双方伤亡超过二十四万人。当时在阎部的徐永昌在回忆录中写道：“十九年（1930年）之战，大体上讲亦有可胜之道，亦可以说有五六可胜之道。”[19]以后因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蒋，蒋介石才取得胜利。接着，因囚禁胡汉民，又发生宁粤分裂。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蒋介石无力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在南方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作战。就是在一省范围内，国民党不同派系也常陷入激烈的混战中，前面说到过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创建正值李济深和张发奎两部粤军的混战。这些，都便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建立起十几个苏区（即革命根据地），并得到很快发展。

中共中央在六大后已开始注意到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又容易走向另一种错误倾向。它在1929年1月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写道：“因为过去犯了盲动的错误，现在纠正过来，就很容易走到另一错误的方向去，就是和平发展的倾向，省委要严格的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坚决的防止和平发展的倾向。”[20]但是，六大没有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还是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因此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实际出发，明白地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21]他特别强调要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把采取积极行动的方向转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去，这就把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辩证地说清楚了。

在《井冈山的斗争》那篇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根据一年多实践中的感受，更明确地写道：“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22]

这决定了工农红军这时必须首先向农村进军，以农村为战略发展方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写道：“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这个强大敌人的力量集中于大中城市，而广大农村是其统治薄弱的地方。起义后建立的革命武装，只有把进军的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方能求得生存和发展。”[23]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成功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有十多个，这些从“星星之火”开始的武装斗争，由于有正确的领导，终于汇成“燎原”的烈焰。对这些根据地一一加以论述，不是一篇论文所能担负的。本文准备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例证，进行一些探讨。

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最大也最重要的苏区，以后发展成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个地域，这同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有关。看看这里同周围各地域的比较就很容易明白。它北面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南京政府的心腹地区；西面的湖北、湖南是1927年和1928年宁汉战争和蒋桂战争时相互争夺和猛烈作战的焦点；南面的广东是国民党的老根据地，李济深、张发奎、陈济棠、陈铭枢等部粤军战斗力都很强。红军比较难在这些地区站住脚跟。即便拿江西和福建两省来说，江西北部的南昌、九江一带和福建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一带，国民党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正规军驻守。而赣南和闽西既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党组织和工农运动有较好的基础，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又比较薄弱，自然是创建这片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场所。

成功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的还有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地区。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都处在两省或几省的边界地区；二是都属于山区。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一时还顾不到它们，同一省内部的军阀间又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难以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因此，虽然它们的发展还不能达到赣南、闽西以及后来的中央苏区的程度，但依然取得很大成功，做出了明显的贡献。

至于没有受到过大革命洗礼的华北、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红军便不容易那样大地发展起来。陕甘苏区是北方建立的唯一苏区，也同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曾在冯玉祥部西北军中工作播下的火种有关。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区的创建，如果置于当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全局的环境中考察，也许能增加一些具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