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

在中华大地，玉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审美范畴。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被认为可以沟通天地、神灵和祖先，远古的先民耗费大量时间，用最虔诚的心态、原始的工具和技艺制作玉器。到了夏商周时期，曾经的部落首领身份改变，成为统治国家的王，社会体制和个人生活都被纳入规范严密的礼仪制度之中，玉器也从神玉变成了礼玉，审美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1. 夏代玉器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是中国由支离破碎走向相对统一，从蒙昧迈向文明的阶段。许多历史文献阐释，夏朝是一个崇尚玉文明的国度。例如，在夏禹为统一疆土而发动的征三苗的战争记叙中，就留下了玉崇拜的痕迹。湖北、湖南及江西地城的古代部落，“奉圭以待”正是那时玉崇拜的一种体现，只有神灵才能奉圭，圭是神的标志。

夏代玉器的形制多样，种类丰富。生产工具有玉斧、玉铲、玉钺；礼仪器有戈、铀、圭、刀、牙湾、柄形饰等；装饰品有管、珠、锡形器、绿松石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

在夏代的礼仪玉器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兵器形玉器。这种“玉兵”为特征的现象，值得思考。“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用侵代。”这是氏族社会战乱的实景，炎黄之战、黄帝蚩尤之战等，都是当时的重大战事。强大部族不断兼并弱小部族，社会逐步向部族间融合统一方向发展，这是战争最后的结果。“合诸侯于琮山，执玉帛者万国。”这说明在经过艰苦激烈的武力战争后，夏王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玉戈，应该是龙山文化玉戈的延续。其援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有些玉戈长度达43厘米，器形非常大，实属罕见，它是标准的礼仪用器。玉刀，作为生产工具石刀的延续和演化，有的刃部最长达65.2厘米，并且没有发现使用痕迹，由此推断，只能是仪仗器。

夏代玉器的风格，应属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在中国玉文化的传承延续中，承载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玉器是目前所发现的夏代玉器的代表。二里头作为夏朝晚期的王都，存储着非常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存。这里建有大型王室宫殿，包含有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有殿堂、廊、庭院、城门，布局严谨、规璜宏大、城池宽厚，极为壮观。在宫殿四周有大量房基、窖穴、墓葬、窑址、水井、灰坑。经过多次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夏王朝玉器文化的神秘面纱，并能够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由此说明，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就是目前所知的二里头文化玉器的形态。从出土的玉器来看，大多缺少柔和流畅的曲线，常以刚直、严峻的线条和大而扁薄的造型来彰显和象征王权的威慑与震撼。虽然夏代的玦形龙纹暂时还没有发现，但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纹图案，轻盈舒展，图案与汉唐龙纹几乎没有差别。在商代晚期玦形玉龙依然非常盛行，由此推断，夏代玦形龙应该还是存在的，只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我们通常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石峁文化等发现的玉器，确定为夏时期玉器。二里头文化玉器多为儀、牙璋、钺、柄形器等；大多素面；线刻纹、扉齿装饰盛行。齐家文化玉器多为璧、儀、璜、琮、钺、牙璋等，流行素面。石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有璧、钺、璜、琮、儀、牙璋等，素面流行，也有少量装饰扉齿的。

夏代玉器的风格与成果，可以作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结，它的成果为其后商代玉器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虽然目前能够看见的夏代玉器还很有限，但它的一些玉器造型，如刀、戈、圭、钺与纹饰，特别是兽面纹，均可成为商代玉器制作的依据。由此可知，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及其呈现的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商代玉器

商代距今3600～3100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商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玉器与青铜艺术在风格特点上兼容互补，融合并进，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进入商代晚期，玉器数量大大增加，造型纹饰精美、异彩纷呈，与同时期的青铜艺术、甲骨文字交相辉映，大放异彩。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商代的宗法礼制非常严谨规范，玉器是作为帝王垄断的珍宝，品种各异，数量众多，除了具有宗教特色的玉器物外，还包括工具、生活用品、佩饰及陈设用玉器。这些玉器品种以礼器、圆雕人物最为珍贵，非常精美，如玉璋、玉琮、玉璧等。商代圆雕人物工艺十分突出，圆雕动物及容器，仅次于人物玉雕，也很有收藏价值。由于人物、动物圆雕的工艺难度很大，又塑造得十分写实，能够呈现出当时的一些社会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商代的其他玉器以工具类、兵器类品种较多，工艺水平也是良莠不齐，礼仪用具或兵器制作相对比较精细，器型也较优美，商代的这类玉器还是值得收藏的。

商代玉匠已经大量使用和田玉，并且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商代大量出现的圆雕作品，工艺精湛，这是非常令人叹服的。

商代晚期出土的玉器无论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比商代早期和远古时期有所增加，说明玉器的功能是在逐步扩大的。从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新型玉器就多达几十种，包括簋、盘、梳、耳勺、玉链以及虎、象、马、牛、狗、熊、鹿、猴、鹤、鹰、鸱鸮、兔、羊（头）、蝠、鹦鹉、燕、鸬鹚、鹅、鸭、螳螂、蝉、蚕、螺蛳、凤、怪鸟、怪兽和各式人物等。

商代晚期的玉器，以殷墟遗址妇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根据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在妇好墓中的玉礼器，如璧、琮之类，继承了史前同类玉器的造型特点并且独具匠心，又通过纹饰的重复与均齐表现出了玉器的韵律之美；作为商代玉龙代表佳作的方头玉蟠龙，造型浑厚朴拙；玉凤造型优美，头顶花冠，美目流盼，生动传神；玉人服饰华美，冠帽发式一应俱全，对今天了解商代贵族的服饰穿着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商代玉器与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些仿青铜的玉器，如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数量也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风、玉鹦鹉等，形神毕肖，神态各异。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进入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动物纹玉器大量出现，多为写实类的动物造型，涵盖了史前时期如龙、蝉、鸟、鱼、凤、虎、鹿、龟等动物形象，还出现了象、马、熊、狗、兔、雁、鸮、鹤、螳螂等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动物纹饰，殷墟妇好墓就是最为重要的代表。总体而言，动物纹饰的玉器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雕琢轮廓，采用刻画的方式表现细节，穿孔、镂雕方式在玉器纹饰上运用还不是很常见。古代制玉的方法是从制作石器传承而来，完成一件玉器制品，要经过锯截、琢磨、穿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重工序。《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致概括了以上制玉的工艺过程。

商代玉文化的观念非常之强势，从黄河中游向四周辐射，对同时期黄河以南的诸多地方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干商代大墓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距今3600～3000年，出土的玉礼器大部分具有殷商风格，还有一些造型奇特、个性的玉器则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突显了当地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活环屈蹲玉羽人头顶鸟冠，嘴出鸟喙，身附羽翼，造型奇特，神秘诡异，可能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关。

商代早期前段的玉器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墓葬的出土物最为典型，有玉圭、玉琮、玉璜、玉刀、玉戈、玉璋、玉钺、玉铲和兽面纹柄形器。玉圭、玉璋、玉戈都是在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形，器体非常薄，应该是作为礼仪用器。琢有阴线纹饰的七孔玉刀，长65厘米，宽9.6厘米，厚0.1～0.4厘米；玉璋长48.1厘米，宽7.8厘米。这类长而薄的玉器是很难实用的，制造这种大型薄片器首先要从大块原生玉料上锯片开料，此种做工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没有发现，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制作时将玉料切割成方柱形玉坯的做法也不相同，表现出商代早期玉工技术的进步。较大的柄形玉器，长17.1厘米，宽1.8厘米，通体分为10节，其中两节雕琢有兽面纹饰，精细光亮，以阳刻线表现眼睛和嘴，可为殷墟兽面纹玉器之雏形。由此可知，玉器的开料、抛光等技术在原始社会的制玉工艺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形和新的装饰手法。

商代早期后段的遗存以郑州二里冈遗址为代表。同一时期的河南省郑州铭功路、白家庄和人民公园，湖北省黄陂盘龙城，河北省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玉璋、玉戈、玉璜、玉柄形器和小件装饰品等。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长达93厘米的玉戈，是目前所知最长的一件。这时期的有些玉器在器形上更大，阴刻线纹饰更加精细，但工艺上未产生重大变化。

商代晚期指盘庚迁殷以后。殷墟王陵区的11座大墓均被盗，劫余幸存的玉器非常少，只有玉戈、玉戚、玉刀、鸮形玉佩、水牛形玉佩等少量器型。妇好墓未被盗掘，出土了玉器755件，连同1949年后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多达1200件以上。从艺术风格与工艺水平来看，包含王室玉器及大小奴隶主玉器，有的出土玉戈上的刻铭显示是洮国和卢方所制，从出土的某些玉器的材料和形制看则出自龙山和良渚文化圈，反映出商晚期玉器来源的多样性。商代玉器从造型上来看，造型更加丰富多样，一些动物图形被引入玉器造型上，如虎形璜、兔形璜、龙形璜、鱼形璜、龙形璧等。尤其是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可以说让人叹为观止，制玉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史前时期所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的水平，而且出土的玉器质地优良，和田玉被作为主要玉材。但大多数玉器看不到有使用过的痕迹，说明仅仅是作为陪葬品。这一点也说明玉器的地位在此时得到了提升，它已经不仅仅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成为统治阶级用来彰显自己身份、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随身饰物，并被作为祭祀天、神、祖先的媒介，祭祀使用又是其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审美的视角看，这时的玉器纹饰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神秘诡异和难以理解，而恰恰反映出人们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当然，玉器的装饰纹饰中也确实增加了浓郁的神化色彩。比如礼天的璧，礼地的琮，从多样的造型中，就可以感受到人们对天地的信仰和敬畏。而在装饰纹饰上，大多数玉器的纹饰都源于飞禽或走兽，随着图腾崇拜意识的深化，大多数纹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比之前的几何纹复杂了许多，人为加工的痕迹变得十分明显。如兽面纹、龙纹、凤纹、云纹、雷纹、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玦形龙纹、蝉纹、火纹等纹饰神化色彩很浓。曲线、折线造型的增加也极大地丰富了纹饰的类型，云纹、火纹的装饰色彩变得更为浓郁，而且呈现出一丝神秘的色彩。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玉牙璋、戈、瑗等玉器，基本延续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同类玉器的特征，但又在局部上有所变化，显示受到中原玉文化巨大影响的古蜀国又逐渐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制玉文化。继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金沙遗址成为成都平原上的又一古蜀文化中心。在类型和风格上，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仍然延续了许多三星堆古蜀国玉器的特征，但因为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玉器表面色彩斑斓而璀璨，给人以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感觉。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更加精美别致，也更具良渚文化玉器的遗风。

商周时期，玉器的数量、种类及制作工艺有显著的提升。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另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没有发现使用过的痕迹，因而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包括臼、杯、梳、耳勺、带钩等。有的玉质配件装饰在青铜器部件上，成为珍贵的组合器。

商代后期出土玉器的数量逐渐增多，种类也较之前丰富了许多，造型丰富，纹饰繁缛，工艺精美。主要出土的有礼器、礼杖、工具、器皿、装饰品、简单装饰类玉器等。人物、动物形玉器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器饰合一的独立纹饰比较普遍，出现了呈弧形及扇状的片状玉雕，还有造型各异的圆雕玉器。商代后期纹饰也变得多样起来，如重环纹、菱形纹、同心圆弦纹、兽面纹等造型复杂的装饰纹饰。经常可以见到的双线勾勒法出现在器物的两侧或一侧。在玉器的雕刻中起扉棱的雕刻手法非常普遍。纹饰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糙到精细的过程，这也是人类意识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从表象到实质、从感性到理性在玉器纹饰中的呈现。

商代玉器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器、工具、用具、佩饰品、陈设器、殉葬器等。

（1）礼器　祭祀天地、神衹、祖宗的用玉以及巫术用玉，如璧、环、瑗、玦、璜、圭、琮、簋、盘等。

（2）仪仗器　王、妃举行仪式时的仪仗用玉，如刀戈、矛、戚、钺等。它们形制虽然与兵器类似，但不能用于作战，仅仅作为等级标志的反映。另外，有槽榫的动物玉器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仪仗玉。

（3）工具　农业和手工业工具的用玉，包括斧、凿、锯、刀、铲、镰、纺轮等，因其中大部分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因此也有可能是用于随身配饰。

（4）用具　作为日用器具的用玉，包括臼、杵、盘、梳、耳勺、匕、觿等。臼、杵是磨朱砂等颜料所用之器，盘可供调色使用，梳、耳勺等都是起居贴身器具。

（5）佩饰品　佩戴用玉包含笄、钏、串珠、管、坠饰与动物形象玉器。

（6）陈设器　动物玉雕中无孔、无槽、无榫卯的应该是作为陈设用玉。

（7）殉葬器　这时期只发现置于死者口中的块状或蝉形的玉含，这是后世殉葬玉的萌芽。

另外，有些玉器的功能不是很明确，如器座形器、拐尺形器、匕首形器、柱状或长条柄形器等。

3. 西周玉器

西周，公元前1100～公元前770年。西周玉器延续了商代晚期玉器异彩纷呈的时代特征，玉器成为贵族阶层普遍使用的礼俗用品。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的墓葬，都是不同封国的大型或中型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殓葬玉器，由此可以判断，玉器在当时不仅起到祭祀的作用，玉器还作为贵族社会身份的象征。西周与“尊神事鬼”的商代不同，这一时期的玉器渐渐褪去了商代玉器神秘而略带诡异的色彩，更加强调“宗法礼仪”，与周代礼仪配合，与时俱进地发展出一系列的礼玉和佩玉。

西周玉器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六瑞”的礼制用玉已经形成。《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穀璧，男执蒲璧。”六瑞形制大小各有不同，以此分别代表不同爵位的等级。郑玄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盖以四镇之山为瑑饰，圭长尺有二寸。公，二王之后，及王之上公。双植谓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盖亦以桓为瑑饰，圭长九寸。信当为身，声之误也；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瑑饰，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长七寸。穀所以养人，蒲为席所以安人；二玉盖或以穀为瑑饰，或以蒲为瑑饰；璧皆径五寸。不执圭者，未成国也。”《周礼·秋官·小行人》：“成六瑞。”郑玄注：“瑞，信也。皆朝见所执，以为信。”

在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宝鸡鱼国墓地、琉璃河、周原遗址、张家坡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芮国墓地等均发现许多西周时期玉器，这些遗址和墓地成为了解西周玉器的重要起点。西周早中期还有许多商代遗留下来的玉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小臣殁”玉戈，器形和其上的铭文字体风格均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刻字玉戈相似，因而被认为是商代的遗物。

西周时期的玉器伴随着周王朝的“制礼作乐”，逐渐成为礼制的物化形式。所用之人的身份和地位从玉器的形制、大小、材质、色泽方面无不一一暗示。这个时期亮丽的风景可从大型的玉组佩体现。佩戴者的地位越高，所佩戴的玉组佩越长、越复杂。陕西宝鸡扶风县强家一号墓出土的四璜玉组佩，共以396件的白色玉件和玛瑙管珠相间连缀，长约80厘米，十分华贵；三门峡虢国国君夫人粱姬墓出土的联珠玉组佩，以五璜相配，长达81厘米，显示了粱姬身份的尊贵。

西周玉器传承了殷商玉器双线勾勒的技艺，同时又独创一面，粗坡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充分体现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总体来看，西周玉器不像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些呆板，表现得规矩和严谨，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西周中期以后的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较前代更为典雅。创造出了新的双阴线刻技艺，通过将充当装饰纹样的双阴线中的一条磨出斜边，结合光影变化，使纹饰显得更加立体，增强了图案美感。这一时期玉器有很多别具特色的装饰，如凤鸟纹，其俏丽的形象，刚柔并济的线纹呈现出庄重、明净的美感。西周动物形玉器中的玉鹿是最为灵动多姿的类型，有的活泼稚气，有的身形健硕、四肢矫健。

西周玉器形制多样，圆雕相对减少，出现的主要是片形玉器。器类有礼仪性质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柄形器；葬玉类的口琀、覆面、玉握；装饰类的玉璜、玉组佩、玉鸟、玉鱼、玉鹿等；还有玉戈、玉扳指等。玉器造型丰富多样，包括几何形、动物形和人物形等，局部装饰纹饰精细，线条流畅。在常见纹饰中，既有凤鸟纹、龙纹、云纹、雷纹、谷纹、虎纹、鹿纹、重环纹、羽纹等写实性的纹饰，也有夔龙纹、蟠虺纹、饕餮纹等神秘的纹饰。制玉工艺除了传统单纯的阴刻线外，还盛行双勾阴刻手法，开创了一面坡镂刻技术。

西周时期，中国逐渐成为礼仪之邦，理想的君子形象和玉石所传达的等级观念，成为春秋时期儒家赋予玉石道德含义的重要思想源泉。玉器成为礼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仅祭祀时就有“六器”之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么做有其时代背景，当统治者聚合了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族群，甚至原来的对手时，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文化的认同和王权的尊严，这时汇集天地灵气的玉器成了礼法制度的象征和载体。

4. 东周玉器

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玉雕艺术尽管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与纷争，但伴随着诸侯列强物欲的膨胀、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比德于玉”思想的盛行以及铁质工具的使用而得到蓬勃发展。

春秋时期，儒家赋予玉以君子的美德：玉器散发出温润光泽，这是它的仁德；清澈细密的纹理，这是它的智慧；坚硬的质地，这是它的道义；清廉而不伤人，这是它的品行；色泽鲜明而洁净，是它的纯洁；受到伤害而不屈挠，是它的刚勇。君子比德于玉，发展成为后世玉文化的核心。

春秋玉器延续了西周玉器的造型和工艺特点，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早期仍然善用双阴线来刻画图纹，在装饰上则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经常在主体造型内出现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同时布局繁密，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布局上几乎不留余地，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屈肢卷尾，虽然说虎的神态有些死板，没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非常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脸颊、双肢存在少许几何纹外，全身满满装饰着变形的龙纹，左右呼应，上下交错，这种特殊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的玉器中非常盛行，可作为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春秋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玉器纹饰风格崭露头角，地处西北的秦国，与同时期中原及吴越荆楚地区的龙纹有很大差异。玉器上常雕琢几何化的方头尖尾龙纹或方折龙首纹，图案化的色彩浓郁。

春秋中期以后，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采用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的方式增多。进入晚期，线刻工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流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精工细作，而且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的运用，使复杂繁密的画面，通过节奏有序的布局，产生一种意味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这种在春秋时期盛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流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演化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意识观念的改变，纹饰风格也必然会推陈出新。从艺术发展规律来讲，社会时尚的不同，就必然会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玉器史上，战国至西汉是一个工艺高峰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状态，以及铁器和砣机的使用带来了玉雕工艺的革命，使玉器风格一改往日的古拙，变得精雕细琢，对此，有专家归纳出“五字诀”：利，边缘直切下去，锋利得可以割伤手；亮，抛光后玉器明亮光洁；凶，动物形象凶猛；细，纹饰婉转扭曲，比发丝还细密，被称为“游丝毛雕”；空，大量使用透雕镂空，非常灵动。

战国时期的玉器，数量空前增加，领域空前扩大，工艺空前广泛，成为中国玉器工艺史上的黄金时期。战国时期以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为主要目的战争，对战国玉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表现为：一是各诸侯玉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是由于政治、文化、对外交往及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国都注重发展玉器；二是玉器成为国之重器，夏商周之国家重器，基本上是以青铜器为主，青铜鼎是典型代表，成为国家的象征。但到了战国，青铜器虽然仍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继续发展，可是作为国家的重器的地位开始动摇，而由玉器取而代之；三是玉器成为国家的重要财富；四是玉器成为团结和修复邻里关系的重要礼品。玉器也成为传递信息，联结友情的媒介。当时的社会活动，玉器均可作为代言物。

战国玉器军事用玉比春秋时期增加，主要包括玉带钩、玉戈、玉具剑等，数量大量增加。战国玉器礼仪之气大大减弱，玉器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加上玉器所承载的道德观念，从而使生活用玉大大增加。战国生活用玉有两大类：一是出现大量的成套玉组佩。二是实用生活用具的广泛使用。

战国时期玉器结构复杂，器型偏大，趋向成套化而不是组合化。战国时期丧葬玉较春秋时期有了较大变化：一是面幕玉饰数量增加，结构比较复杂。二是由其它玉器改制成的玉甲片广为盛行，可以说是汉代玉衣的雏形。三是玉龙、玉璧等不仅可馈赠、佩挂等使用，也可大量用于丧葬，但玉质较次，雕琢也显得粗糙草率。

战国时期铁器的发明使用，使玉矿可以大量开采，大块玉坯可以切割。使浮雕、透雕以及线刻等综合雕琢艺术的灵活运用成为可能。因为礼玉的逐步衰落，战国玉器造型中的方、圆、几何型器逐步减少。

春秋战国玉器在五百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新月异，展现出风格各异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并不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明显区分的，而是在传承延续中发展。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保留着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特点，有些作品还极其相似，不易区分。但是当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稳定之后，便会在整个艺术创作上出现一种潮流和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创造的艺术特色，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鉴定方法。

在制作工艺上，无论是造型还是线条，春秋玉器均显得较为圆润，战国玉器则显得棱角分明、刚劲有力，线条清晰流畅，同时镂空技法的运用比春秋时期更加普遍，并且技艺十分精湛细致，就连镂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得光洁明亮，严谨细致。春秋时期的玉器采用了众多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来充填器物的画面，从而显得非常繁复，密不透气，粗看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比较常见的有谷纹、云纹、勾连云纹、S形纹、绞丝纹等，线条流畅潇洒，工艺精妙细致，主纹、地纹均非常清晰，令人赏心悦目。

春秋时期的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与战国玉器相比显得有些呆板且神气不足，战国玉器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蓬勃生机，无论是在器面、边角或是布局的表现上，设计合理，灵气十足。这种奋发的气势和活泼的艺术表现力，也是战国时期的精神、气质、思想和文化使然。战国时期的广东逐渐出现了同时期岭北地区盛行的玉器。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中出土的金柄玉环和玉带钩，造型精致巧妙，细腻生动。从形制和纹饰来看，它们都是岭北地区战国时期所盛行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致使玉雕艺术熠熠生辉。由于利益的驱使，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一系列的玉佩饰从头到脚地装饰着每一位士大夫，特别是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丰富，可以看出当时佩玉特别盛行。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极富动感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看上去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这体现了战国玉佩中难度最大的工艺。玉带钩和玉剑饰，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工艺技法得到广泛运用，成组配列玉器在当时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都成为组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