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治理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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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文化建设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其在国家文化安全卫护、公民文化权益保障、社会文化认同建构等方面的应然功能难以发挥,与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国家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尤为突出的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的过度张扬,使商业性文化得以大肆扩张,很大程度上担当起了公共文化的秩序建构责任,一些地区文化建设出现“逆流”;而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虚位”和“弱化”,使公共文化地带日渐萎缩,公共文化蕴涵的“核心价值引领”“公共需求导向”“文化秩序建构”功能难以发挥,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秩序面临冲击。

在“五个建设”战略布局中,适应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推进具有健康文化价值导向性、全民文化权益共享性的公共文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基本任务,成为关乎社会文化秩序建构、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议题。出于对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自觉回应和理性总结,本书拟整合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建构公共文化及其治理样态的理论框架;提出推进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可行路径,以利于地方政府全面规划、重点突破,持续推进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文化治理是一项复杂议题,其间既涉及理论规范,也涉及实践发展,因而应当将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结合,使得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各得其所”并“相互观照”。具体来说,规范研究是面向“元问题”的,主要用于对议题的理论基础、基本概念、理论维度的解读和建构,以期建立本议题的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实证研究是以现实为基点,主要是对基层公共文化发展现状、约束因素的归集,以及对地方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解读和整合,以期使本议题回归当下的政策实践。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才可能避免使议题陷入纯粹的“形而上”思辨或者“形而下”操作,从而在理论规范和技术方案之间达成平衡,更好地契合本议题的理论特性和现实诉求。在整体性研究路径下,本书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调查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

二、问题拟设与内容架构

(一)基本问题

公共文化的理论建构。公共文化作为学科交集研究领域,需要相关学科理论的解读与论证。本书拟整合公共行政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传播学等理论规范,通过相关理论与概念的追述、推演与阐释,建构公共文化及其实践形态——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特别是聚焦于国家文化主权、公民文化权利、社会公平正义等核心概念,为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准备和合法性论证。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观测。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突出表现为基层文化陷入“贫困”与“滞后”的双重困境。“文化贫困”更多的是历史的产物,表现为传统社会中基层民众游离于文化的表层;“文化滞后”则与现实制度有关,表现为“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是突出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呈现基层公共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探寻结构性的影响因素。

公共文化建设经验归纳。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积极探索,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建设模式和发展机制。立足地方实践的创新举措和有益探索,对地域上具有代表性、做法上具有典型性、效应上具有示范性的实例展开研究,归纳地方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机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与理论归纳,为公共文化发展的模式构建与机制创新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参照系。

公共文化治理方略构想。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研究领域,实现由学理性命题向政策性命题的转化,需要在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有关公共文化建设的观念准则和理论主张,现实地转换为可行的实践方案,这是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借鉴各地发展模式与实践经验,重点从战略意识、价值原则、制度平台、组织载体、建设模式等方面系统构建公共文化治理的全局性方案。

(二)内容架构

公共文化是新兴研究领域,作为学理性命题,公共文化应致力于汲取国外已有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成果,以中国的政策话语为对象,聚焦于国家文化主权、公民文化权利、社会公平正义等核心概念,确立公共文化研究的问题域,以此架构公共文化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架构,可为公共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准备,并为文化体制创新提供合法性支撑。

——概念阐释。以“文化”概念的考证为起点,全面解读“公共文化”的内涵,明确公共文化是物质形态与价值规范的统一体;以“服务”概念为起点,解析“公共服务”内涵的服务属性和价值准则,进而对“公共文化服务”做出定义;基于“公共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向,明确公共文化治理应回归公共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公共需求导向”“文化秩序建构”的功能定位。

——理论基础。从软实力理论、公民权利理论确立公共文化议题的逻辑起点,阐释全球化时代重建文化价值观的国家战略意义、民主社会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政府责任诉求。从公共物品理论视角,探讨公共文化的基本属性、类型划分和供给模式;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确立公共文化行政的民主公民权、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价值规范;从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基于公共利益和规范认同,实现公—私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构建政府与公民平等沟通协商与互动合作的公共文化治理模式。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是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的“末梢”和落脚点,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基层文化陷入“贫困”与“滞后”的双重困境。探讨多重约束条件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径,需要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现状。通过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农村基层文化设施、文化资源、文化活动的发展现状;了解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及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层次、结构、内容和形式;发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呈现出的问题与困境,揭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现实矛盾。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是一个基本事实。这种状况,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及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密切相关,需要对制约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多层面的系统分析,并揭示其复杂的作用机理。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滞后,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文化建设均处于落后状态。伴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一些地方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建设模式和发展机制。这些地方实践,无疑构成了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性资源。

——地方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积极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模式和文化发展机制。对地域上具有代表性、做法上具有典型性、效应上具有示范性的实例进行重点研究,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并从理论层面进行归纳,可为我国公共文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事实性资源,并为各地公共文化建设提供参照样本。

——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创新模式。基层公共文化发展,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运作模式的创新,综合利用各种文化要素,实现多元发展动力的有效组合和良性互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所创造的运作模式和创新机制,需要进行范例分析和理论归纳,建构一种更具活力、更富效率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

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研究领域。实现由学理性命题向政策性命题的转化,需要明确问题意识和政策导向。这意味着所有关于公共文化治理的战略构想和理论主张,都必须现实地转换为可行的实践方案。构建公共文化治理的全局性方案,需要科学的发展思维、合理的制度安排、完善的组织体系、有效的建设模式来实现系统耦合与功能协同。

——战略向度。公共文化治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秩序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从“文化自觉”“文化生态”“文化认同”三维视野,明确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关切,明确公共文化建设的战略向度,进而全面谋划、统筹兼顾,树立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新思维。唯有如此,公共文化“核心价值引领”“公共需求导向”“文化秩序建构”的功能目标才有望实现。

——制度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是关乎公共文化建设成效的关键节点。文化体制改革,应坚持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和谐统一,重构科学有效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此同时,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实现事权、责权与财权的匹配,是保证公共文化事业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的关键。建立公共财政新体制,应合理界定财政功能目标和体制结构,确保财政运行回归公共性的本质。

——模式构建。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为公共文化建设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潜在空间。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要妥善安置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民众的主体地位,着力推进公共领域的治理转型,构建新型的公共文化治理模式。多元协同的公共文化治理,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平台和组织载体,需要从职能优化、政策调节、资源配置、设施布局、文化生态体系等诸多方面系统构建保障体系,实现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整合,释放公共文化治理的社会功能。

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学术价值:①本书展开了公共文化建设多维视野下的整合研究,探索构建起本土化的公共文化话语体系,初步形成了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②对文化自觉、文化生态、文化认同等重点议题的关注,提升了公共文化研究的理论层次和政策内涵,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单纯关注政策实践转向同时关注理论构建和实践进展;③对公共文化治理的整体构想,重点关注逻辑思路、制度创设、机制创新等基础性问题,避免过多地纠结于操作层面和技术细节,提出了具有协同性和整合性特点的对策方案。

政策意义:①本书对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的多面向分析,对公共文化建设经验的多层面考察及理论归纳,有助于“经验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扩散,为各地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样本和典型示范;②对公共文化治理的总体构想,为各地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整体思路和关键路径,有助于地方政府全面规划、重点突破,持续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方参与的公共文化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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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方国家在中央政府文化行政系统之外建立起相对自主的、半官方的、专业的文化艺术基金管理组织,置于国会和中央政府的监督下,通过独立分配国家文化基金的方式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这种间接管理和分配文化经费的做法,被称为“一臂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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