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广场，但以“时间”命名的广场，不多。在深圳大南山脚下的时间广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几经风雨，如今镌刻成石碑矗立于此。

三三两两的游人从这块石碑下走过，阳光斑驳，鸟鸣清脆。也许，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这一句看起来平淡、传递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理念的口号，在当时却不啻一道闪电，划过了这个国家的上空。

这句口号的提出者，是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符号，袁庚这个名字与蛇口、与深圳、与我们在这个城市所开启的新的人生是如此密不可分。

促成袁庚这个观念的，有一个重要的启发性事件。

1978年10月份，袁庚调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初到香港，一位香港企业家就给他上了“一课”。当时，为了业务发展，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妥后，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时预付定金2000万港币。接下来的一个细节令袁庚印象殊深—卖主如期而至时，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

这位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原来，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

“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袁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感叹不已。相比之下，其时很多内地人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理财观念。在坐船从香港回蛇口的空闲中，袁庚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成为蛇口精神的最初概括与初始状态。

然而，在那样一个桎梏尚未打破的时代，这种新观念的诞生，无异于石破天惊。尤其是标语中的“金钱”与“效率”，是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的敏感词。区区12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各种争论和非议接踵而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蛇口街头竖立了3天便宣告夭折。

此时，国内有关特区是否要继续办下去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不少人指责特区与“租界”已没啥两样。但袁庚顶住了压力。同年11月底，袁庚在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时，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并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讲课后的一个星期天，几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次亮相多了两行字。

转眼到了1982年的春天，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再次出现，“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这种情况下，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26日视察蛇口。在此之前，袁庚安排人通宵赶工，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醒目地伫立在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标语到底对不对，他希望从小平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当天，邓小平视察蛇口港后来到“海上世界”，袁庚主动向邓小平提起：“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提示说：“我们在路上就看到了。”邓小平说：“对！”他的这个回答一语双关，态度鲜明，令袁庚放下了心来。正是在此次南方谈话中，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充分肯定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

1984年2月24日，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再次得到小平的肯定和赞许，这句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由此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今天，重温这样的历史，我们也再一次感受到，曾扭转了整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反过来，改革阻力越大，也越能显示改革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历史担当。

让我们再一次聚焦蛇口改革。

1978年11月下旬，袁庚在香港向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汇报了想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构想。此前，袁庚将目光投向的是港澳，他带领招商局同事四处奔走，可在万商云集、寸土皆金的香港寻找一块物美价廉的地皮谈何容易。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他们又想在澳门试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这时，他才想到了与香港隔水相望的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南头半岛。

叶飞听了报告，当场表态：起草报告，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197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四，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跟随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一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在招商局档案馆里还保留了那天李先念、谷牧和袁庚、彭德清的谈话记录。

这一天，李先念用铅笔在袁庚带去的地图上画出了一块地方，这便是蛇口南头半岛。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山第一炮爆响。在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声爆响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宣言。

这里，还必须说一个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

1979年8月份，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当时蛇口的工程局、施工队全是国有的，吃大锅饭，工人收入主要靠工资，奖金仅是辅助，分5元、6元、7元三个等级。工人对每月几元奖金兴趣不大，工作干劲不高。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四航局工程处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具体做法是每辆车每天的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2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新的超产奖励后，工人劳动积极性大涨，每人每天能够运八九十车，甚至每天可领奖金4.14元。

600米长顺岸码头中的150米，原计划1980年3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份到1980年3月份，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4分钱的魔力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于此可见一斑。

但到了1980年4月，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为了“纠正滥发奖金的偏向”。奖金撤下，运泥量也跟着下去了。袁庚拍案而起，他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告“御状”。

在今天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墙上，就有《胡耀邦总书记、谷牧副总理对蛇口工业区超产奖问题的重要批示》复印件，在这份批示中，胡耀邦口气颇为严厉：“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蛇口工业区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接着，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这之后，我国内地逐渐实行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一举打破“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的“铁饭碗”。

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才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显现出来。

蛇口曾流传着三个真实的笑话，都发生在蛇口工业区建设早期。一是英国剑桥大学派访问团访问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很谦虚地问，你们是“建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啊？二是美国商务代表团参观蛇口，工业区一位干部笑容可掬地问对方，英国人是讲英语，请问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第三个是谷牧视察蛇口时，一位干部汇报说，刚到香港考察，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不只是180度的转弯。谷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啊？这位干部认真地说，是360度的大转弯。谷牧笑着说，同志，那你转到哪里去了？

这些笑话，袁庚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当然，他不是为了取笑，而是有其特别用意。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需要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和管理干部。袁庚想借鉴香港的办法，实行招考聘任制，在几十年铁板一块的单位体制上打开缺口。

时下，人员流动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在一个单位一待就是一辈子。袁庚想摆脱干部对企业的人身依附，他认为这样才能让人才得到最大的自由发挥。他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冻结，交通部冻结向蛇口工业区派干部；二是招聘，在全国范围内造势招聘干部。

1981年，蛇口工业区在广州、武汉、北京等地，以企业管理培训班招生的名义刊登招聘广告，公开招聘干部。当年12月8日，后来被称作“蛇口黄埔军校”的企业管理培训班在简陋的教室里举行了一场迟到的开学典礼。袁庚在典礼致辞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诸位，把大家骗来了”。培训班40多名干部一时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袁庚说：“蛇口工业区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子和海水。如果我们干不好，就只能吃沙子喝海水。我是一个大冒险家，你们是些小冒险家，我在全国范围内把你们这些小冒险家网罗到蛇口工业区来，我们来冒一些险，搞一些改革。”

当时，这样的举动确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冒险。企业管理培训班实行一年学制，除了英语、粤语、驾驶、外贸实务、企业管理外，还有一些专题讲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培训班曾请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江绍伦来讲授心理学。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散播唯心学？袁庚笑笑答道，西方学者把人类行为学植入经济管理中，作为一门学科来为企业经营者服务，把“效率”和“满足感”放在经济学中来考察，也有可借鉴之处嘛。

为了进一步释放人才潜力，袁庚主张取消干部等级制度并实行聘用制，不分身份，不分等级，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试举一例。作为工业区招考引进的第一名干部，王潮梁被任命为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但仅仅3个月后就遭解聘。“我被解聘的事还上了《人民日报》。”王潮梁回忆，“开头我都能背出来了：在深圳蛇口有一个著名的‘海上世界’，前不久它的总经理被解聘了。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辛苦，但是没有做出开创性的事业，所以被解聘了。这就是新的蛇口观念。”

值得一提的还有蛇口房改。

在改革人事制度的第二年，蛇口正式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蛇口也成为我国最早实行房地产改革的地方。

1981年，蛇口第一批职工住宅竣工，当时蛇口职工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蛇口的职工住房也一改过去低收入、低房租的老路，开始采用成本核算的办法，实行按质按量论价，由职工自由选租，从国家包供给、低房租的“大锅饭”制度转变到按成本计租。当时，内地一套房的月租金不过三五元钱，但在蛇口三室一厅的房子月租金是五六十元，约占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蛇口的很多职工宁愿住小房子也不住大房子。

为此，1984年12月份，蛇口工业区在全国率先实行租售结合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提高房租让人感到租不如买的同时，鼓励职工购买住房并将回笼的资金投入建造新房，实现资金良性滚动。在1984年蛇口的一份房改文件中还出现了首付、月供、土地使用年份、房产权等新名词—这样的名词穿越时间，镌刻了一个时代的远见。

四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开始房改，全国的住房改革，是在1998年才真正全面铺开—有句话叫“先有蛇口后有深圳”，不仅是说蛇口创办时间早，更意味着很多改革经验、改革办法也是在蛇口先期试行并逐步成熟后才慢慢推广到各个经济特区，进而辐射全国的。有媒体总结，袁庚创造了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每一项创新都在创造历史，都是那个风云激荡、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变革时代的见证，是对那一种打破观念枷锁、勇闯改革禁区的精神与胆识的代言。

蛇口由此又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袁庚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而言，这也许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但请记住，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从扭曲中恢复的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有赖于当年包括袁庚在内的改革者们用勇气、胆魄与超越时代的识见一点点塑造。

从蛇口出发的敢闯敢试的改革精气神，会一直在城市的血脉里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