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上屋，寻找城市的成长密码

如果你想从私人视角对深圳改革开放史有一番了解的话，建议你去一趟位于宝安石岩的劳务工博物馆。它是我国第一家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那里陈列的边防证、暂住证、家书、收音机等物品，将让你穿越时间的帷幕，回到那个热气腾腾、每一滴汗水都是一台微型加速器的时代。

你大概不知道，这座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深圳市第一家也是全国首批“三来一补”企业。

它的名字叫石岩上屋热线圈厂，又叫怡高电业厂。

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香港的一位谢姓女士，跨过深圳河，来到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开办了一家手工编织厂。随后，尝到甜头的一些当地人提出，由港商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上屋大队提供人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引进“资本家”来办厂，当时已属破天荒之举，更何况是让资本家“加大剥削力度”？时任上屋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叶福松后来回忆说，让港商来办厂，这样做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时候搞得很紧张。每个人都想着，如果搞不好，会被打成走资派，或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每个人都很怕。

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也回忆说：“（当年）有人指责我们‘让港商占去我们的配额’, ‘把已消失了的剥削制度又引了进来，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但历史的趋势无人可挡。上屋大队的几个干部足足讨论了半年之久，经过投票表决，最终，该提议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1978年底，在石岩上屋编织厂的基础上，上屋热线圈厂正式建成。

在这里，我们学会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下来看待这一起注定被历史镌刻的事件。

1978年12月，相继发生了几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个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个月的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而就在同一天，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之一—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和宝安石岩的上屋村签下深圳“001号”办厂协议。

“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代表就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协议甲方为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乙方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协议的签订，也写下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纪元。

但是，相比人们对小岗村历史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耳熟能详，石岩上屋热线圈厂的故事并不为人熟知。2010年7月初，由宝安区文化局、宝安区石岩街道投资排演、一部讲述上屋热线圈厂成立故事的话剧《突围1978》在宝安西乡影剧院上演，一部分年轻观众还不时发问“上屋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上屋村这一突围的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有着两个源头：改革的源头在小岗村，他们“联产承包”的尝试是一次内部改革，挣脱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而开放的源头在上屋村，他们率先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外面的优质技术、资金由此开始源源不断进入内地。

时间的脉络深处，隐藏着时代的秘密。1979年3月，在深圳市委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出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该《若干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二是积极开展补偿贸易，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种养场；三是引进外资投资设厂，来料加工装配；四是扩大过境耕作，允许过境耕作人员收集境外废旧物资免税进口，交境内供销社或工厂翻新加工出售。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成立在前，鼓励引进外资投资设厂的该若干规定在后。依这个层面看，称上屋热线圈厂成立是一种“突围”，并非夸张与抒情。在这座城市的书写中，并非一开始就是“春天的故事”；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前卫，源自自身不断的突围。而1978年岁末的那场突围，注定是这座城市发展史中最重要的突围之一。

1979年，120名上屋村民到石岩上屋热线圈厂做工，年收入加工费30万港元。1993年，香港怡高在港的生产线全部迁往上屋。2003年，整体搬迁至龙岗大工业区，启用“深圳全能电子有限公司”新名。如今，该公司已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为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跻身“200强外资企业”之列。

上屋热线圈厂的拾级而上与华丽升级，也是这个城市变迁的一个注脚。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崛起，这些年来深圳一直在发力奔跑，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新鲜名词纷纷植入了这块土地，并且蓬勃生长。

那么，让我们不妨回到原点，将目光投向那栋已化身为中国首家劳务工博物馆的建筑，从那些陈旧斑驳的物证中，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史前史”中，寻找城市的成长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