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范其时”不是影射胡兰成

再谈谈为什么“范其时”不是影射胡兰成。

胡兰成是什么时候认识苏青的？《今生今世》（以下据小北校订本，〔香港〕槐风书社2019年7月二版）里有蛛丝马迹可循：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俐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

……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

苏青主编的《天地》创刊号出版于1943年10月10日，第二期出版于1943年11月10日，书里胡兰成自己又交代短暂被捕获释后到上海是在1944年2月。所以在胡的认知中，是在两期《天地》出刊之间的这个月里知道苏青并与她通信的，在1944年2月才与她见面。

再看苏青小说中的记述：有一次“潘子美”和刚回国的“鲁思纯”来访，“苏怀青”喜出望外。“谈维明”不久也来，却与另两位没什么话，马上离开。“苏怀青”不仅与“潘子美”、“鲁思纯”谈到深夜，第二天还一起到南京去找“鲁思纯”的挚友“周礼堂”：“周是北方人，高个子，举止厚重，是个笃实的君子。他现任某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们前去参观他的学校……”晚上住校，第二天相偕游后湖。在南京的几天，颇有关于“朋友之乐”的“倾心吐胆”的谈话，结论是：“人生也许是烦恼的，然而我们的心地却灵空，忘却了所谓事业，忘却了上海的家，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似乎只有我们的友情才垂永久而不变。”

“周礼堂”显然影射祖籍河北蓟县（今天津蓟州区），大高个、厚道笃实、正掌管伪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务的纪果庵。他曾为《天地》第七、八期合刊（1944年5月1日出版）写过一篇《谈朋友》，文中附合影一帧，图注云：“卅三年三月三日，微阴，小雨。陶、冯、柳三公自沪上来游，翌时下午至玄武湖，观城头落日，荡舟而回。此景即撮于湖上，虽不佳，而大有烟雨凄迷之意，岂亦助人离思耶？果庵。”（原无标点）可见陶、冯（苏青原名冯和仪）、柳三人确实一起到南京找过纪果庵，时在1944年3月初。陶亢德是2月底刚从日本回国的。小说中，“苏怀青”和“谈维明”这时已见过面了，这与胡兰成的回忆对得上，看来苏青和胡兰成的初次见面就在1944年2月。

左起：苏青、柳雨生、纪果庵、陶亢德，1944年3月4日

虚构性又制造了一点小麻烦：小说中，“苏怀青”所写的小说“《残月》”出版之后，“谈维明”才出现。“《残月》”是“潘子美”办的纯文艺刊物“《文光》”拿去发表的，后出单行本。这显然影射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它于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先在柳雨生办的刊物《风雨谈》连载了若干，后由苏青的天地出版社于1944年7月出版单行本。时间上与前论略有不合，但考虑到小说中并未影射《天地》杂志，可见小说家又把自己出的书和办的杂志糅在一起了。

前文我已考明“范其时”1942年就已结识“苏怀青”，那么1944年才与苏青初次见面的胡兰成就不可能穿越回去向苏青约稿。何况胡兰成只在1940年前担任过《中华日报》的主笔（未必是“总主笔”，可参看秦贤次《谎言与真相——胡兰成生平考释》，原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此后未再回归，也未参与苏游，更不曾在抗战胜利时参与“被接收”。具体情节既然都不合，可以说“范其时”不是胡兰成了。

另外，黄恽先生认为“范其时”是鲁风，其说之不确已由胡文辉先生在《补正二》中辨正。此说可能源于望文生义，即认为“《中国报》”是袁殊手下的《新中国报》。但鲁风既是现实中《杂志》和《新中国报》的编辑，如果出现在小说中，该是“郑烈”手下报刊的编辑，而小说中只泛泛提到“郑烈”手下有本杂志，并未提到编者，所以也就没有影射鲁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