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朋友圈

罗孚在北京的十年，除了读书写作之外，就是交游。这时的他，既无办报约稿的任务，更无统战工作的要求，完全是“一身轻”的，他身上只剩下了“文人本色”。

罗孚后来回忆自己在北京交游的朋友超过六十人，自己的“朋友圈”遍布北京的许多地方，“如果以双榆树为中心，也就是以我为中心，我的交游范围就辐射成了这样：向东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启功，更向东有和平里的陈迩冬，继续向东有团结湖的楼适夷、黄苗子、林锴。向西、偏南，有昌运宫的丁聪。向南，有皂君庙的舒芜，更南有百万庄的杨宪益，再南有三里河的黄永玉，更南有木樨地的萧乾。向北，有许良英夫妇和另一对夫妇，还有许多条线，东线深得最远，南线较密，西线、北线较少熟人。……交游圈子主要是在海淀区、西城区之内。也有不尽然的。如东线的团结湖就伸进朝阳区了，而圈子外的范用在东城区却是我来往得最密的”（《北京十年》）。

有记者问罗孚在北京有哪些老朋友，罗孚回答说，“黄苗子、杨宪益、丁聪、吴祖光、邵燕祥……跟他们在一起，常常言不及义，喝酒啊”。当然，在一起饮酒高谈的人远不止这几位，雅集中的“言不及义”，多是诗酒书画、天下大事乃至微言大义。罗孚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许多这类的雅会。地点也是相对固定的，许多时候是在杨宪益的家里，因为外国专家的缘故，杨家比较宽敞，且杨宪益夫妇工资较高，有条件经常办这样的聚会，“去杨宪益家晚饭，蹄髈两只，味美。共饭者苗子、范用。丁聪忘其事，电话去已饭，仍来。范则忘记通知老潘（际坰）。饭后闲谈，十分散淡”（1986年6月25日），“下午去杨宪益家，众人已至，我乃最后到者。但见座有，严文井、华君武、张洁、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丁聪夫妇、老潘夫妇、范用及一不知名者”（1986年7月6日）。有时是在工体附近的利康烤鸭店，据说，吴祖光曾“挂名”这家烤鸭店的董事长，“请黄苗子、舒、吴祖光、范用及杨宪益、丁聪两对夫妇于利康烤鸭店，地方新修，菜亦不恶，价则较廉，以吴董事长订席之故也”（1986年6月21日）。有时是在紫竹院附近的东坡餐厅，老板张达曾是志愿军战俘，对文化人很尊重，“请启功、范用、黄苗子、郁风、丁聪、沈峻、杨宪益、戴乃迭午饭于东坡餐厅，中新社记者罗建文、杨佐桓等亦来，为诸人摄影。张达老板招待殷勤。菜肴较昔为精”（1989年3月6日）。还有一些是和三联书店有关的，“中午去豆花庄，三联为叶灵凤《读书随笔》出版而请客，到者：楼适夷、柯灵、吴祖光、萧乾、黄苗子、郁风、姜德明、丁聪、冯亦代、叶中敏及主人范用、沈昌文”（1988年4月11日）。

在北京，罗孚最熟悉的单位当属三联书店，除了写书写稿之外，他还帮助三联书店做了许多事情。沈昌文在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台湾版）中说得比较全面：“我通过罗孚还结识了董桥、戴天和许多香港的文化人，出版了香港《今日世界》杂志的许多内容，……美国文化丛书、法国文化丛书，这一切都是从罗孚开始，罗孚在帮助三联书店扩大自己的出版范围方面真是立了大功，罗孚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可以说我们在内地与港台交往的重要关系都是罗孚介绍，通过罗孚使香港与内地文坛的人事联系变得十分密切。”当然，此时的罗孚也深度介入了许多三联书店的活动，“下午去欧美同学会，三联为《读书》十周年请客二桌。董秀玉自港来。客有夏衍、吕叔湘、金克木、王蒙、林斤澜、龚育之、冯亦代、丁聪、许觉民等”（1989年5月1日），“去中关村祥云饭庄午饭，三联请客，主人为沈昌文及三女将，客人有金克木、张中行、王蒙、吴祖光、李文俊、宗璞等。冯亦代亦主人。吃北京乡下菜，猫鱼、虾壳亦登盘，玉米、白薯、菜饼为点心，别有风味。饭庄主人后来，开另一桌，客人疏散一半，吃得颇欢。主人为金迷，盼金重新执武侠笔”（1990年9月25日）。

1986年6月以后，罗孚也常去出席一些会议，“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14日），在这个会议上，他认识了陈子善。陈子善回忆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录〉》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还有，“一早去社科院，参加卞之琳讨论会”（1990年8月4日），“上午去参加柳亚子与南社研究会成立大会”（1990年11月13日）。有时是陪老伴去参加“孩子剧团”老团员的活动，“下午与秀圣去人民大学，参加智能气功学研究会年会”（1988年1月26日）。甚至还有，“晚去海淀区委，参加台胞台属中秋晚会”（1986年9月17日）。有时还有无暇顾及的，“复海淀区侨办，不拟参加二十日之会议”（1987年3月16日）。

此时的罗孚，仿佛是一个闲居的老人，又像是一个日常忙碌的作家。有时他也会遇到一些不如人意之处，许礼平曾记述，80年代他和罗孚一起在北京遇到一位华裔学者，罗孚向这位老熟人打招呼时，此人却“勉强应一下，匆匆夺门而出”，这使许礼平“顿感世道人心之凉薄”，罗孚的内心感受如何，他“未敢作问”。

其实，罗孚本人对此是毫不意外的。他的日记第一句话就是“开始假释”（1983年6月29日）。这是他的第一本日记，日记本的扉页上还写了三段诗句。第一首是“生日有感”：

岂有佳人甘做贼，绝无志士不扬鞭。丹心向阳还追日，要使赤霞丽晚天。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不仅是罗孚的自问，多少年来，许多关注罗孚的人也都有此一问。罗孚的生日是2月5日，这首七绝应是写于1983年2月5日前后，这个时候他还在“里面”，应该是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他也许感到自己又获得了“新生”，想到以后还可以做点事情。第二首是“闻判有感”：

眼底泪痕心上血，精神十载一囚徒。

写作时间应该是1983年5月13日，这是“判”的日子，也就是来北京双榆树居住之前的一个半月。尽管说清楚了问题，有了宽松的期待，但这一“判”仍然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刺激。第三段只有一句，可能是来双榆树居住前一段时间就打好了腹稿：

俯首青天愧故人。

许多年后，罗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这个断句，事后还给这位记者写信做了一点解释：“是我当年写的一句诗，只是一句，未有完成全篇。我的原意是出了这么一件事，总是感到惭愧的。见了熟人，不免要说一句‘惭愧，惭愧’。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自己承认做了坏事，愧对熟人。怎么去理解，悉听尊便了。”

在北京期间和回香港以后，他都是“悉听尊便”的。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过，就好像聂绀弩写给他的一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对此，也有相当多的人做了各种分析和判断，但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证据，就好像一篇文章的标题，“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

罗孚在北京的前三年，某些权利还没有恢复，他较少去公众场合，日记也写得更像一本流水账。后面的时间，环境越来越宽松，他的日记中也有了一些活动的记录或者线索。但他在北京期间所经历的大量活动和见闻都是在日后回忆的，这就有了他的代表作《北京十年》。

在北京的十年，可以说是罗孚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1987年，黄苗子在丁聪画的罗孚漫画像背面题了一首诗，他把罗孚比作唐代诗人罗隐：

绀翁杨畔剩残烟，灵凤西飞已十年。独有桂林罗谏议，埋名燕市未偷闲。

埋名十年，虽“隐”而未偷闲，成就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罗孚。命运的变化，促成了为人为文的重大转变，使罗孚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作家，他几乎所有的可能传世的作品，都是在北京这十年当中和以后完成的，“北京十年”以后的作品，也都是在这十年中厚积薄发而成。

1994年，在澳洲的黄苗子读到罗孚回港后写的“北京十年”专栏文章，就打算拟一联相赠：“十年宋国堂堂去，三载文章慢慢来。”罗孚闻之，就写信给黄苗子：“窃以为‘堂堂’不符实际，‘衰衰’则真，但入联不佳，不如改‘垂垂老’，普通话，‘垂’音近‘衰’。而‘慢慢’改‘缓缓’如何？意思一样，因有缓缓归，似较诗意。”（1994年8月1日）

“十年宋国垂垂老，三载文章缓缓来”，结束“北京十年”的罗孚，他的心态和老朋友有着微妙的差别。他虽已成了一个年过七旬的“垂翁”，但他的创作黄金时期则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的十年。他年过八十，还笔力甚健，“缓缓来”正是“为有源头活水来”。

罗孚初来北京时，冰心曾给他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这十个字虽非当时罗孚所请，但他仍然很满意。以前的“不足”，似乎使他更体会到在北京这十年中的“知足”，而这十年中的“有为”，又不免使人想到，如果没有这十年，他能够“有弗为”吗？罗孚在《北京十年》的后记中也反问自己：“我在北京十年，引为一大幸事的，是脱离了原来的岗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罗孚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一年，离开后又十一年，他再次来到北京。十一年来，他去过许多地方，最后还是定居在香港，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当年在北京的朋友圈。2004年3月，罗孚来京参加聂绀弩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又和北京的老朋友们相聚在了一起。在送别罗孚的聚会上，邵燕祥写了一首《打油诗送别罗孚先生》，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别时容易见时难，相见时难别亦难。难得沧桑十载后，旧雨今来志不残。丁老已辞盘上肉，杨公不作酒中仙；文章翰墨如米饭，最是家常胜华筵。苗子身健笔更健，依然满纸生云烟。郁风开刀苦犹甘，笑容灿烂步生莲；喜画山川翠欲滴，乐观鲜花红欲燃。座中寿数谁最高？唐瑜不听颂声喧；一流人物二流堂，立德之外复立言：庾信一赋亘千古，痛笔追传潘汉年。更见宗江和范用，卖艺藏书各有缘；有所不为有所为，赤子之心乐陶然。沈峻为首诸家长，都是模范饲养员。莫道高堂悲白发，镜中强半尚红颜。一路顺风祝罗孚，举杯前路非阳关。何须青鸟勤相探，不妨常回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