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苏

在寻找聂绀弩的过程中，罗孚无意中碰见了另一位朋友。他说，这成了影响我北京十年生活的一个关键。

这个人就是范用。出于谨慎的考虑，罗孚在日记里没有记录遇见范用的过程。根据其他信息推断，这一天应是1983年7月11日，见到聂绀弩的前一天。多年后罗孚回忆说：“一次我和老伴去三联书店找那位绀弩叫她‘四姑娘’的女编辑时，在楼梯拐角处听到远远有人大声叫我，走近一看，才看清楚那是三联的负责人范用。”（《北京十年》）

这次见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罗孚在北京的生活，同时也造就了一位“崭新”的作家“柳苏”。

“前两年到香港访问时我们相识。他热情而亲切，拉了我们上附近的馆子去吃中饭，还约我写稿。”作为出版家的范用，他的一生就是“为书籍的一生”，见到合适的人从来不会忘记“约稿”。罗孚从此就有了范用给他安排的写作任务，先是写了一本介绍香港方方面面的书《香港，香港……》，书中以专栏文章的形式介绍了香港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出版后一度成为许多到香港工作的人的必读书。接着，罗孚又写了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二十多篇，先在《读书》发表，后来汇集成《香港文坛剪影》。广为人知的《你一定要看董桥》就在其中。在这些文章中，罗孚指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有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原来不是去找他的，他却主动找上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条写稿的路，造就了一个柳苏”，“我用‘柳苏’这笔名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又是范用”，“我的一本书又一本书，就是在不断的鼓励和邀请之下写成的。没有范用，就没有这些年闭门写作的我”（《北京十年》）。

近五十年的出版史上，有四种“前无古人”的书之出版和罗孚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中一种是周作人晚年的作品《知堂回想录》，罗孚帮助曹聚仁为出版此书做了许多工作；一种是聂绀弩的《三草》。

另外两种则都是范用策划并参与编辑的。一是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集”。叶灵凤的作品早为范用所关注，见到罗孚后，他就觉得编叶灵凤著作的人非他莫属。叶灵凤1940年后居香港，1953年起为《大公报》、《新晚报》撰文直至1975年去世，罗孚和叶灵凤交往二十多年，他写过几篇有代表性的评述叶灵凤的文章。范用给罗孚提供了大量有关叶灵凤的书籍和资料，两人还不断磋商编辑方案，这样持续了五年，罗孚终于从叶灵凤大量已刊和未刊的著作中选出了《读书随笔》三册和“香港掌故集”四册，分别于1988年和1989年出版。

另一是郑超麟的文集《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这套书是范用编的。罗孚和郑超麟本无交集，是范用拉近了他们的距离。1989年初，罗孚在范用处，看到《玉尹残集》的手稿，他大为感动，回去后不久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发在《明报月刊》1989年4月号上，他写道：“好一个玉尹老人，这里赞的是大有‘固执’精神的老人，一位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人！”《玉尹残集》出版后，“去范用处午饭，……小菜味佳。得《玉尹残集》，并借数书刊归”（1989年8月14日），“午后去范用家，近黄昏潘耀明与汪曾祺来，……在范用处得郑赠《玉尹残集》”（1989年8月21日）。

1998年，罗孚到美国森尼维尔女儿家暂住，在朋友处得知范用编好了郑超麟的文集，他立即“与范用通话，询其所编八十万字文稿是否郑超麟著作，果然是，告以拟尽力促成在老人健在之日在港出版，请先以目录传真来”（1998年2月26日）。范用回信说：“我曾将郑超麟先生论述，已印过书和未印过书，已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汇为二卷，估约八十万字……我的意见，考虑到香港市场，篇幅太大，亏本太多，难以销售，可以只印《鳞爪集》、《论陈独秀》两种，三十万字不到。”（原信缺页，未查明具体写作时间）罗孚随即在香港联系他所熟悉的出版机构，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努力，解决了资金等诸多问题。

“寄信与上海郑超麟老人，告出书事，致敬意也。”（1998年7月9日）郑超麟给罗孚回信说：“我们虽未见面，但心交已久。不记得哪一年，……在拙作《玉尹残集》尚未出版的以前，便以‘程雪野’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颇惊异，因为非熟人不能写这篇文章，但其中某些事实有出入，又不像熟人所写的。我和朋友们猜想了多时不得解决。直至认识了范用先生之后才知道了是您写的，而且由此知道了您这个人，还看了大作《北京十年》……但我们二人只能‘心交’，今生无能会面了，我不是简单的‘违和’，而是医院作出确诊‘大限已到’。所以，您随时可收到我的讣告。”（1998年7月18日）这是郑超麟最后的文字，字迹已难辨认，家人同时附上了转抄件寄给罗孚。罗孚和出版社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套三卷本的巨著的第一卷终于在1998年8月1日中午赶送到了郑超麟在上海所住的医院，可就在两个多小时前，九十八岁的郑超麟永远地离开了。

罗孚在北京的日记里，朋友中出现最多的人，第二位就是范用。他和范用共同爱好的当然是书。罗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范用：“范用既然是爱出书的人，当然首先就是爱书的人。他既是真正的出版家（因此做不了地位高高在上的出版官，尽管他并非没有条件），又是真正的爱书家。他的客厅中真是四壁图书，顶天立地。”他们的往来大都和书有关。“午后范用来，送书等”（1984年4月12日），“午间去范用处，……范拟出香港散文一辑十本”（1985年7月10日），“上午去范用处，还书送报”（1985年10月11日），“得范用电话，谓牟润孙索书”（1987年3月30日），“范用晨间电话，告《联合报》转载写金庸文”（1988年5月12日），“夜看《边城》创作文库本，借自范用”（1989年4月2日），“再去范用处借古禁书。归时已天黑，雪中难行走”（1990年2月13日），“去范用处，还书借书。获赠《中国文化》及许涤新《风狂霜峭录》”（1990年2月16日），“下午去范用处，人不在，候之半小时始归，利用时间阅‘刘传’前言后语”（1990年3月1日），“午饭后及出门，到范用家已二时许，此行为送报取书刊，书为布热津斯基之《大失败》”（1990年10月13日）。罗孚离开北京后，他们更是互寄书刊，“托带去书二册刊五本与范用”（1996年6月24日），“寄来范用所赠《徐铸成回忆录》二册”（1998年6月2日）。

但是，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一起吃饭。罗孚曾出一联“范用用饭”，一时无人对出。范用时常召集各种饭局，罗孚总是参加者。“本拟同往吃门钉肉饼，不料范用得知，却要请客，与丁聪同饭于五芳斋”（1983年11月8日），“范用为杨宪益约明日去其家晚饭，毕朔望、冯亦代、陈冰夷均为座上客”（1984年2月21日），“上午送报与范用，竟碰上三联‘舞会’，实际提前之除夕会或新春团拜。与戴文葆、冯亦代同席，不久范用偕丁聪至。饮酒谈天，意外欢乐，吃了一顿‘免费午餐’”（1986年2月7日）。也有两人的时候，“午间去范用处，同赴咸亨午饭，五菜、一花生、一酒，仅七元一角，不贵也”（1984年7月10日），“午前去范用处，共饭于小小成都饭庄，过得去”（1985年12月21日）。

更多的时候，是在范用家里，范用常称自己的家为“饭馆”。“上午去范用家，董秀玉亦在，留午饭，吃火锅、年糕，有味”（1986年12月9日），“午饭于范用家，为董秀玉送行，王（世襄）氏夫妇、丁聪夫妇、倪子明共饭”（1986年10月30日），“去范用家吃‘火锅宴’，‘吃’叶雨《读书》封面也”（1990年3月22日），“晚饭于范用家，享用王世襄送来之酒酿辣椒”（1992年6月19日）。

也有时，饭后他们同去参加一些活动。“去范用处，午饭于东德顺。午后看李可染、吴作人画展”（1986年5月7日），“与范用晚饭于豆花庄，同去三味书屋，再去夏公家，然后同去听傅聪演奏协奏曲”（1988年5月28日）。

除了吃饭，他们更有许多时候是对饮。“上午去范用处……在其办公室喝酒代午饭”（1985年11月16日），“午前去范用处，同饮于咸亨”（1986年8月8日）。罗孚有好酒量，他常说自己“醉名甚大”，聂绀弩也称他“高阳酒徒”。范用似乎更有甚之，“与其说范用爱饭，不如说范用爱酒，他每天都喝，每餐都喝，不是餐时也一样喝。一报在手，一刊在手，一书在手时，他同时也要一杯在手。这大有古风，古人用《汉书》下酒，他任何书都可以下酒，报刊也一样可以下酒。他一杯在手，自得其乐，就是在酒宴席上，也是自乐，并不和人闹酒、斗酒的”。

范用终究是一位出版家，他的成功在于造就了许多像罗孚这样的“柳苏”。罗孚回香港后，他在信中还说：“我还是希望您写出几本书，如诗话，包括编注宪益的打油诗集。写本结结实实的回忆录（不是方块文章）。”（1993年7月24日）如范用所愿，罗孚后来出版了《燕山诗话》，编注了杨宪益的诗集《银翘集》。罗孚的著作中，有三本可称为代表作的，记述北京生活的随笔集《北京十年》中范用是主角之一，评述当代文人诗作的《燕山诗话》中相当部分的诗人和诗作是范用介绍并提供的，论述香港文坛和作家的《南斗文星高》则是范用策划并促成的。

2002年初，范用得知罗孚因小中风住院，在信中深情地说：“我一直为此担忧，总觉得兄过于劳累，果然不出所料……酒是无论如何不可再喝，实在不行，用嘴唇沾一沾就是。文章你不能不写，但拼命万万不可。……总之，我们在北京的对你一万个不放心，我只好求你看在朋友的份上，保重又保重！”信末的问候语是：“再诚恳请求：不要过累！至要、至要！”

晚年的范用，并没有像罗孚那样“叹息老来交旧尽”，“朋友也来得少了。好在我并无寂寞之感，只要有书可看，有酒可喝就可以（喝的极少，请放心）”（1999年3月11日致罗孚信）。但自从“七十年恩爱到底，我一生幸福”的老伴离去之后，他就“白天无人说话，颇感孤寂”（2001年7月3日）。但他的“孤寂”却还在更远的一些地方：“我每十天去三联的店门市部看看新出版的书，平日在家看书看报刊消磨时间”，“北京没有一份可看的报纸，真是可悲。书是出得不少，真正有价值的，很少。而且书的价越来〔越〕贵，无法问津。有时我跑到三联书店门市部站在那里浏览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