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聂学”

在北京双榆树住下后的第十四天，罗孚见到了聂绀弩。“午后健强来，共赴绀弩家，周婆留吃饭。日前秦似曾赠广西荔枝，出以待客。数十年来，始初尝广西荔枝味。归时承赠成都曲酒二小瓶。……绀弩虽腿瘦如柴，唯精神则较前好，今年已八十以上人矣。吴丹丹亦返家晚饭”（1983年7月12日）。

此时的聂绀弩，已经卧床多年，平日由老伴周颖和养女吴丹丹陪伴。他住在垂杨柳附近的劲松111楼四楼，黄苗子书写的“三红金水斋”匾额就挂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在以后的不到三年中，这里是罗孚常来的地方。

聂绀弩比罗孚年长十八岁，罗孚却没有像其他许多晚辈朋友那样称呼他为“聂老”或“绀翁”，而是一直称“绀弩”。聂绀弩对罗孚则有多个称呼，除了“承勋”等本名外，还有 “斯福”（他给罗孚起的诨名，大概源自罗斯福）、“史复”（史林安加“孚”的音）、“罗浮”（加了三点水）等好几个。

罗孚和聂绀弩的情谊，持续了三十七年，实际上有着密切接触的是开始三年和最后三年。开始的三年是1949年初到1951年，聂绀弩于1947年到香港，1949年3月到香港《文汇报》任总主笔，罗孚则刚到香港《大公报》工作半年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的浅水湾，那是一次左派新闻工作者的聚会。他们除了共同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爱好之外，聂绀弩的杂文和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观点，特别是对“三红金水”（《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的独到见地，深刻地影响了罗孚。聂绀弩重义轻财、急公好义又有些放荡不羁、散漫不经的侠义性格，更使罗孚深为折服。

中间的三十多年，他们只是书信往来，聂绀弩到北大荒和在山西坐牢的那些年，更是音讯皆无。这三十多年里，他们二人都经历了许多“意外”，其中聂绀弩的一个“意外”的确值得大书特书。1958年，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正值“大跃进”时代。有一次，上面命令集体写诗，聂绀弩等人奉命挑灯夜战。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从此竟诗兴大发而不可收，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诗上，“晚年竟以旧诗闻”。如今，聂诗被称为是“一代人的心灵史”，连胡乔木也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上世纪60年代初，香港左派报纸是聂绀弩诗的主要发表之处，罗孚就是聂诗的主要“编辑”。聂绀弩给罗孚写信说：“抄诗百馀首（包括北大荒吟五十六首），大部分当是可发表的，由你仔细审定（原文加着重号）。有几张是给别人的，你如觉得可以发表，也不妨发表。”那时，自身经济拮据的聂绀弩，还不时接济同病相怜的朋友。当然，他也希望自己的诗作有让社会公正评判的机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又不得不嘱咐罗孚：“发表时，不要在一个地方（特别不要都在文汇），不要用一个名字，随便用什么名字都可以。发表东西太多，别人眼红，说不定也会出问题的。”（1962年11月22日）

1976年，聂绀弩被“特赦”回家。第二年，罗孚到北京公差，见到聂绀弩把自己写的诗油印成小册子送人，就说这在香港，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就这样，罗孚把聂绀弩的一些诗稿带到香港，开始复印、打印、装订和印刷。慢慢地，他发现这和编书、出书的流程完全一样。他开始不断地搜集聂绀弩的诗作，编辑、排版并校对。有的时候，印好一稿，发现了一些手植之误，又不惜推翻重来。他以后在怀念聂绀弩的文章中写道：“但看到‘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昔时朋友今为帝，你占朝廷我占山’这些诗句终成了书页，成了书本，也还是掩饰不住那一份十分欢喜的心情。”

“诗集已付排，争取年内出来，最迟也可作春节献礼。永玉兄自美归，已请他专为此集作一天问封面画，……诗稿只有北荒草、酬答草、南山草之名，未见总名，莫非就叫‘绀弩三草’或‘三草集’？”（罗孚致聂绀弩信，1980年11月11日）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地做了三年多，终于在1981年6月印成了诗集《三草》。这是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编在最后的是1950年聂绀弩在萧红墓前写的一首《浣溪沙》，有“欲识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之句，罗孚当时考证说，这是聂绀弩写的第一首旧体诗词。罗孚为此“创办”了一家“野草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只有他一个人，也只出了这一本书。“野草”之名源自鲁迅，但也是聂绀弩曾在桂林和香港办过的一本杂志的名字，罗孚最早读到聂绀弩的杂文就是在桂林出版的这本《野草》杂志上。

编辑《三草》期间，聂绀弩正值创作高峰，许多朋友来看望他，他都以诗相赠。但有一次，罗孚出差到北京，来看他并取诗稿，他却说，不知道为什么，见了你就没有了诗意，写不成诗了。《三草》印好后，罗孚兴奋地给聂绀弩写信说：“书印得还可以，希望能满兄意。你面对时最做不出诗之人，却是为你的诗集促成最力之人，亦意外事也。天下事每多如此，然乎？”（1981年6月21日）

这是罗孚为聂绀弩编印的第一本诗集。他在北京住下以后，就开始积极地搜集和研究聂诗。他说，“所谓‘聂’学，就是对聂绀弩这位大杂文家、大诗人做系统的研究。绀弩的旧体诗自成一格，自开一派，有人称之为‘聂体’或‘绀弩体’，有人学他。他的杂文早年更有大名，被夏衍称为鲁迅以后第一人”，“第一个提出‘聂’学一词的人，是舒芜还是程千帆，我还不大清楚”。但无疑的是，罗孚是最早投入研究“聂”学的人之一。

罗孚在北京期间，“绀弩”这个词，在他北京十年的日记中出现次数是所有朋友中最多的，尽管他和聂绀弩在北京直接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三年。“读绀弩诗”、“写《绀弩与杂文》”、“回忆绀弩”、“回想绀弩”、“与数人谈编绀弩纪念文集事”（1986年5月28日），“寄信与夏衍，请寄怀念绀弩文”（1990年12月9日），“得启功信，寄来《绀弩犹生》、《绀弩不死》及《绀弩不曾死》三书名，似均不佳，还不如《绀弩还活着》”（1991年1月29日）。1993年1月，罗孚结束在北京的生活回香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上午……赴现代文学馆，参加绀弩冥寿座谈”（1993年1月8日）。

但更多的是有关聂绀弩的诗，“上午与舒同去梅志家，……得见绀弩书赠胡风‘武乡涕泪’条幅，经研究后，确定为‘双雄表’，非‘双雄志’。借诗稿两辑归”（1989年4月20日），“得侯井天寄来朱正所藏绀弩佚诗近十首”（1989年8月20日），“得侯井天信，从程千帆处得绀弩寿重禹六十另一诗”（1989年11月11日），“得郭隽杰信，又抄来绀弩诗数首”（1990年12月12日），“得舒芜寄来绀弩《题金石录后序》一诗，可补《拾遗草》所缺一句”（1991年1月22日），“昨开始为笺注赶工，今注完《风怀十首》，进展可谓顺利”（1991年10月7日），“去北师大……看望钟敬老，谈甚畅，得绀弩二断句”（1991年11月2日）。他还“去都乐书屋见到‘推水同李四’之李世强”（1986年1月8日），李世强（后来与夫人刘元生创办北京三味书屋，罗孚也曾参股）是聂绀弩的狱友，聂绀弩有诗《推水同李四》云：“孰后谁前各自猜，你追我赶在轮台。”聂诗的魅力或许在于“吟诗惊绝调，每从弦外发奇音”（启功语），因此，考证文本和了解诗的本事就非常必要，罗孚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可以说这是他在北京乃至以后的一项主要工作。1992年8月，罗孚编注的第二本聂诗集《聂绀弩诗全编》公开出版，新世纪初又修订过一次，主要补充了聂绀弩写给高旅的诗，后来的《聂绀弩全集》也选用了这个版本。罗孚对这本书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在给范用的信中说：“我因此把上海学林出版社的《聂绀弩诗全编》补充成为一个完备的本子。书刚刚出，特寄一本给你。我这个本子笺注不及侯本，但编的较为谨严，印刷较好。”（2000年1月7日）

罗孚曾说，聂绀弩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也许没有之一，他不仅爱聂诗，更爱聂的人格，更爱聂的行止和诗文中透露出来的思想，这也许是“聂”学的真谛。

2011年，罗孚最后一次来北京。那时，他在北京生活时的老友大都已经西去了。抚今追昔，他说，早年在香港，绀弩曾和梁羽生围棋大战整日整夜，还说我没向他学围棋是一大惋惜。其实，我的惋惜是，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请教一些读不懂的诗篇，他的诗，虽然直白，但不知道本事，也读不懂，更没有来得及更多地当面体会他那“散宜生”式的人生观。绀弩坐牢那么多年，被审讯过不知多少次，是谁告了他的“密”，他自己不会不清楚，但他回来以后一切如故，什么都没说，他对此可能全不在意，他对人性、对这个时代的感悟比我们大家更深。

“下午三时去绀弩家，见他躺在床上，时醒时睡，不言不语，有似夕阳将灭。祝寿诗恐亦未必看得进眼里矣”（1985年2月20日），这首祝寿诗中还有祝愿聂绀弩活到百年之语：“寿当三万六千日，人似炎黄虞夏时。”1986年2月8日，罗孚去给聂绀弩拜早年，“今为乙丑除夕。……去绀弩处，请其为新版诗集签名，写‘作者’二字，‘者’竟不成字。始闻一语，‘带点吃的来’，周婆问之，知要板鸭、咸鱼”。罗孚知道，这“板鸭”和“咸鱼”指的是南安板鸭和香港的曹白咸鱼，咸鱼从香港带来后，罗孚因等人同去而晚送了五天，就在这第五天，聂绀弩与世长辞。

聂绀弩给罗孚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首七绝，也是在他去世后才转到罗孚手上的。诗名是“调史复”。

倘是高阳旧酒徒，春风池水底干渠。江山人物随平骘，一片冰心在玉壶。

罗孚看后，不无伤感地说：“绀弩是了解我的，诗的意思很明白，说有些事情和我并不相干，我这人只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已。”这大概是聂绀弩对这位挚友最后的祝福吧。

罗孚没有去参加聂绀弩的遗体告别，这是由他当时的身份决定的。他一共写了六首怀念聂绀弩的诗。那年的清明前夕，刚过了聂绀弩的“头七”，他写道：

尊前常逐缪斯神，三草偏从海角伸。论世最欣文字辣，读诗更爱性情真。百年咫尺成虚语，五日蹉跎失故人。浅水垂杨风景异，同伤冻雨过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