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方花园24号

极司非而路40号老宅售去后，我家于1939年早春迁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善钟路（今常熟路）口上方花园。那是一条刚建成的新式里弄，每栋住宅为三层，前面有一小花园。我们租用的24号是在第三条横弄的最后一栋。迁入时前面还不曾建起住宅，十分空旷，一眼可以望到南面的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在我们的东边是另一条新式里弄新康花园。现在这两条里弄都被列为上海悠久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今天的淮海中路，昔日的霞飞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是一条繁华的马路，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商店，橱窗都布置得别具一格。记得有一家白俄开的商店最吸引我，橱窗里有非同一般的猫，有的在顽皮地玩耍，有的在晒太阳。其中有一只猫，体型大，浅灰色的皮毛，金银眼，尤为可爱，一定是名贵的品种。我和母亲每次走过，必在橱窗前驻足欣赏，印象至今清晰。有一家专卖扣子的小店，店主人也是白俄。那里的扣子都是捷克产的玻璃扣子。捷克的刻花玻璃工艺名满世界，扣子也同样的精致、晶莹剔透。还有一家讲究的皮鞋店，专门定制皮鞋，老板也是白俄。定制后三天去试样，只要有一分一厘的不合适，都会修改，直到完全合脚为止。我中西女中毕业时，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母亲带我去那里定制了一双白皮鞋，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双讲究的鞋。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口有一家专做西式女装的裁缝店。记得亲戚家办喜事，我还陪她们去定做过漂亮时尚的大衣。霞飞路上有许多西餐厅和西饼店，有一处有特制的花生糖，又油又酥，香味独特。历经数十年的风雨，至今还可以从哈尔滨、老大昌等地方找到些许它们留下的痕迹。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都是当年盛极一时的剧院，也是我常去看电影的地方。现今的淮海路当然更豪华热闹了。但是在快节奏生活和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今日，往昔那一份各具特色的优雅和精致恐怕再难寻觅。

上方花园住宅的设计带一点西班牙风格，都是供一家独用的。一层朝南两间，靠东的一间横向呈长方形，有门直接通向外面的花园。朝南三扇窗，顶部呈弧形；朝东两扇窗。这间屋子布置成客厅，窗上挂的是从极司非而路老宅带来的深红色丝绒窗帘，摆的是原来在老宅内父亲书房里的那套红木家具：长沙发背靠南面的窗户，端头放一只半圆形的红木小几。两只小沙发分别置于它的两边，另外再加上原在父亲书房里的高背写字椅，围合成一个舒适的谈话空间。原来在父亲书房里的那只鼓式红木圆桌则置于西北角，上面放了一个紫色的大花瓶，插花四季不断，如冬季的腊梅，夏季的菖兰等。圆桌后面立了那个我称之为“天使般美丽的孩子”的意大利石雕。靠着北墙摆了一只红木天然几，上面放着几件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其他许多出土文物在搬家时都定制了有玻璃盖的木盒，分别摞于天然几的两侧。两幅装于玻璃镜框内，由清初文学家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的巨幅屏条挂在北墙正中，另外还挂有一幅澹归和尚亲笔所书条幅，这几幅墨宝的上款均为我的十一世祖螺浮公，清顺治乙未年（1655）进士，曾任户部主事，为清初著名谏官。解放后，祖父于1952年将这几件文物捐赠国家。在东墙的两窗之间是红木装饰柜，里面陈列了各种小摆设，如玛瑙摆件，祖父从欧洲带回来的西方工艺品等。我最喜欢其中两个很小的瓷制头像，一个是拿破仑，戴着他那顶典型的法式帽子；另一个是一位贵妇，脸相无比俊美，制作异常精致。有一个七层的象牙雕刻球，每一层都精雕细刻，层层都可以转动，这种工艺今天可能早已失传了吧？

客厅的西边是餐厅，布置了一套西式餐桌和椅子，那是搬家时添置的唯一的新家具。朝南窗前放了一只红木方桌，我小时候常在此读书。除了两个与餐桌配套的碗柜外，东西两侧靠墙都是祖父的书柜，内藏整套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客厅和餐厅之间为一个宽大的门框，没有门，仅挂紫红色的丝绒门帘。左右两边各用紫红色的丝绳系住，成弧状下垂。如果客厅和餐厅里有两拨不同的客人，也可将门帘放下以隔离视线。

与客厅相隔一短过道的是一朝北的小间，里面放的也是祖父的书柜。小过道的尽头有一边门通向花园。餐厅的北端有门通向餐具室和厨房。厨房外面是一小天井和后门。餐具室里放的是碗柜和锅碗瓢盆，它的侧面有门通向汽车房。上方花园的每栋住宅都有汽车房，下面供停车用，上面还有一小间，有楼梯相通，是供司机用的。那时我家早已没有了汽车，故汽车房仅为堆放杂物之地。

房前朝南有一个花园，与极司非而路老宅里的大草地和后花园相比，只能说是弹丸之地。那里种了从老宅搬来的许多花草，靠东墙种了一片竹子，靠南墙种了五针松、罗汉松、红枫等。还有几大盆杜鹃花，是当年从牯岭带回来的。花园中央铺了草地，种有许多月季花。记得我在中学时，月季花尚盛开，后因乏人照料，花就逐渐枯萎。在园子的东面靠近竹林处，有一砖砌的台，上面复盖一块约二尺见方的砖，平整光滑，据祖父说那是造长城用的砖。那时候，学校里每天都布置写大楷和小楷的作业，祖父对我说必须站着用大毛笔练习笔力，要从一竖一横一捺的基本功练起，而最好的办法是在那砖台上用毛笔蘸了水写，既练了笔力，又不浪费纸墨。他常扶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然后再让我独立写。记得我们刚搬到上方花园时，花园里还有几个彩色琉璃制的鼓凳，后来破损的破损，打碎的打碎，终于无存。

二层也有两大间朝南的房间，两室之间是一盥洗室。靠西面一间是祖父的卧室，另一间为祥保姊姊的卧室兼作吃饭间，平日午晚两餐全家就在此围坐一桌。一层的餐厅仅在宴请客人时用。祖父的房间呈南北向长方形，比较深。朝南是落地的玻璃窗，外面有一小阳台。朝北有一门，通向楼梯。祖父的床放在靠北墙处，床后放置了挂衣服用的立柜，床旁放的是一只老式的梳妆台，上有一面镜子，下面有几个抽屉。南窗前是祖父的老式大书桌。书桌和梳妆台之间有一只大沙发和一个书架。在房间的东侧，与大沙发相对的是一个五斗柜，上面放了一只收音机。还有那只光绪皇帝御赐的蓝釉金彩鸳鸯纹瓷瓶，也是放在这五斗柜上的。在屋子的正中间放了一只红木石面方桌，桌子的四面有四只小抽屉，古色古香，这方桌和大书桌还是曾祖母数十年前从广东带回来的。方桌是祖父真正工作的地方，上面放着他经常用的文房四宝。不论我早上去向他请安，或是从楼梯经过他的卧室，总能看见他伏案工作的身影。祖父桌上的笔墨纸砚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他屋里的所有书籍、衣物都是收拾得十分规整的。我曾多次见他雨天外出后回来，自己将所穿的雨鞋用小刷子刷洗干净。

祥保姊姊的房内有她的床、书桌和一口立柜。房间中央放了那只从老宅搬来的绿色瓷砖面的大餐桌和一把扶手椅，那是祖父吃饭时专用的坐椅，其他人则坐圆形木凳。这些圆木凳是早年在老宅时制作的，数量甚多。搬到上方花园后继续使用，历经数十年，到了20世纪末，终于只剩下最后历尽沧桑的一只了。那口老式立柜是黄色柚木的，是父亲在圣约翰大学住校时，祖父特地为他定制的。

父母亲和我住在三层，靠西边是父母亲的卧室，摆放的是原在老宅内那套红木的卧室家具，包括大床、三门大衣橱、梳妆台和梳妆凳，以及红木小圆桌和两把椅子。父亲的书桌放在了卧室靠南窗处。我和萧妈妈睡在东边的房间，那屋子朝南有一大排窗，朝东有两扇窗，光照充足，到了冬日，阳光洒满了屋子，相当暖和。这里放的是一些极为普通的旧家具。屋子中央的桌子是每天早上父母亲和我吃早饭的地方。靠窗的一只书桌是我读书做作业的角落。虽说这间房内没有什么陈设，也谈不上什么布置，但它却是个活动中心。刘家表姊来了，在这里聊天，大表姊刘荃、四表姊刘葵都是这里的常客，三表姊刘珏曾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我同睡在这间屋里。母亲为我请的家庭教师胡宛春和陈侬就是先后在这间屋里教我读《论语》《孟子》和唐诗的。胡、陈二人是夫妇，都是平湖人，对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胡宛春在解放后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还有一位为我补习英语的夏老师，也是在这里教我学《英文津逮》的。她是我中西同学朱颐云的婶母，身体不好，过早地去世了。三舅葛书徵来的时候也坐在这间屋里，他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来，喜欢和父母亲天南海北地聊天。我们总备些点心，由我负责煮咖啡，吃一顿很温馨的下午茶。三舅母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来，她为人能干，善烹饪，又工刺绣，到了很大年纪还能绣花，做成枕套、靠垫等。三舅喜爱书画，善刻图章。我离家到北京时他送了我一方他亲手刻的图章，我和瑞骅结婚时，他送给我一轴国画，是用朱笔绘的竹子。这两件礼物我一直珍藏至今。六舅葛昌权和父母亲关系十分亲密，每次来都在这间屋里坐，也有时在这里吃便饭。这间屋子带给我的是年少成长时期温暖的回忆，后来，它是弟弟和弟妹的卧室。每次我和瑞骅去上海，他们总把屋子让出来给我们用。我在黑夜里仍能很顺手地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犹如昨天一般。

二层和三层的每间卧房内均有大壁橱，在三层的壁橱内放了母亲陪嫁的描金皮箱。有四种规格，共16只。最大号的是大红色的，其次是墨绿的，第三号是粉红色的，最小的是浅绿的。这种皮箱产于福建，用整张牛皮制成，外面漆成各种颜色，饰以描金彩绘，如梅、兰、竹、菊等花卉。最大的特点是箱盖紧密不透风，箱内所存皮毛等衣物不怕虫蛀。据说这种箱子如落入河中，居然会浮在水面上不下沉。除了每层两间朝南的正室外，在二层和三层尚各有一亭子间。上海的里弄住宅不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都有亭子间，那是处于两个楼层之间的朝北的小房间，在底层相应的位置就是厨房。由于没有对流，夏天下午又受到西边阳光的照射而十分炎热，冬天则又因照不到阳光而极为寒冷，所以许多小说里往往把亭子间描绘成穷书生或落魄文人的栖身之处。我们搬到上方花园后，二层的亭子间是仆人们的房间，三层的亭子间是放杂物的。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所以家里总尽量多买一些米、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存放在三层亭子间里。有了米，随之而来的是老鼠，所以在墙脚上开了一个方形小洞，让猫随意出入，称为猫洞。家里只要养了猫，老鼠就不敢猖獗了。

此外在二层东侧还有一朝北的房间，也有十四五平方米左右。外面还有个极小的阳台。这间屋子并未很好利用，无非是放些旧箱子和杂物。有一年，竟有小偷趁着夜色从下面花园里爬上那个小阳台，偷去了祖父的皮袍。在三层与这间房相应的位置是一个平台，据说按设计，原本应该是一间房，但因承包商偷工减料而把它做成了平台。比三层高出半层的是一个大的晒台，在那里可以洗衣，晒衣被。

厨房比较大，在北窗下有一很大的灶台。在我们初搬去时，在厨房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很大的锅炉，是用来烧暖气的。上方花园内的每栋住宅都安装燃煤的暖气设备，各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点燃锅炉。我们搬去的时候，春寒料峭，且房屋新建，尚有潮气，所以曾烧过暖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暖气带来的舒适。但那仅仅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就再也没有烧过，因为要给整栋三层楼房供暖，费用十分可观。许多年后，那锅炉锈蚀无用，也就被拆除了。现在回忆起来，最突出地让我和厨房联系在一起的是每年母亲在过年前做方糕，那是一种平湖特有的点心。母亲有一套专门制作方糕的设备，包括一块约三四十厘米见方的木底板，划成16个小方块，每格都刻有喜字寿字之类的花纹，在这块底板上放一个有16个小格的约两三厘米高的架子，两者结合就成了一个盒式笼屉。做糕时在每个小格中放一层米粉，再放一层馅，上面再盖一层米粉，最后覆以盖板，就可以上灶蒸了。每蒸一屉就是16块，两屉轮流蒸，很快可以蒸出很多糕来。晾凉以后可以储存好多天。米粉是特制的，先用石磨将米磨成粉，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粳米和糯米，粉磨好后，拌以适量糖水，再用筛子将粉筛匀，放着备用。第二道工序是做各种馅，有豆沙、枣泥、芝麻、玫瑰等，甚至还有肉馅。备馅也得花上好多天。待一切备齐，就到了蒸糕的日子，那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母亲、萧妈妈以及其他女佣都得出动，在厨房里忙上整整一天的工夫。我最喜欢那日子了，既可掺和在里面玩，又可吃刚出笼的糕。做好以后，除留着自用外，还可送人。来拜年的客人也往往享用这种美点。

1940年冬，家中发生两件大事，一是祖父动前列腺手术，在大华医院住了三个月，我放学回家途经宝庆路的大华医院常去看望他。二是弟弟的诞生。那是1940年的12月27日，我中午放学回家，只见弟弟已经出生，包在一个红色的蜡烛包里，静静地躺在母亲身旁。那天天气特别晴朗，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房中满室生辉，真乃天人同庆之兆，是我们家最喜庆的日子。那时祖父尚在医院，得知弟弟出生，精神振奋，低烧因而退尽。按照习俗，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全家吃面，称为三朝面。那次吃的是鸡汤面。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哪次鸡汤面有如此鲜美。

在日伪时期，家中的生活就十分拮据了，吃穿开销都极为节俭。每到晚上经常因“戒严”而不可开灯，家中一片漆黑。我们只能把壁橱里的灯开着，使室内略有一丝照明。伪保甲长令家家户户在玻璃窗上贴上米字型的纸条，以防空袭时震碎玻璃。那时母亲开始向萧妈妈学纳鞋底。母亲一向善于女工，精于刺绣，但纳鞋底和缝补衣服之类的活以前是从未做过的。纳鞋底也是一种废物利用，首先是把旧床单、旧衣服等破布一层一层地用浆糊粘贴在一块大的木板上，放在太阳下晒上好几天，干透后揭下来，按鞋样的大小剪出五六层叠起来，用很多股棉线绞成的粗绳一针一针地纳成鞋底。鞋面可以做成多种式样。鞋底和鞋面都完成后，便请鞋匠师傅将它们做成一双鞋。如今的年轻人恐怕不可能知道布鞋是如何做成的了。到了1943年，家境日益窘迫，祖父采纳了一位亲戚的建议，决定鬻字以贴补家用。当时经常联系的书画铺有荣宝斋、朵云轩、汲古阁等。以当时祖父的科举辈分和社会声望，来求墨宝者果然不少，有对联、屏条、堂幅，甚至还有扇面。祖父每隔几天就写一次字，事前需先磨墨。他有一个圆形大砚台，磨一盘墨需花好多时间。磨到墨汁很浓了，就倒入墨壶，然后再磨第二盘。至少存满两三个墨壶的墨汁才够写一次字。磨墨的事家里人人都做过，我往往是一面看书一面磨墨。写对联、屏条之类大件作品时，祖父都是站在那只绿色瓷砖面的大圆桌前写的，祥保姊姊或弟弟或我都曾给他做助手：隔着桌子站在他的对面，他每写好一个字就把纸往前拉，以便写下一个字。每写完一幅就小心地移到铺了报纸的地板上，让墨汁逐渐干燥。鬻字的报酬称为润笔，祖父用第一次收到的润笔，为弟弟买了蛋糕。那是黄色的清蛋糕，从今天的角度看，那蛋糕实在太普通了，但在那年头，则堪称难得的可贵食品。我记得蛋糕买来后，我拿起一块逗弟弟，说：“这是什么？说出来就给你吃。”那时弟弟还很小，还没有到什么话都会说的年龄。但他看见我手里举着蛋糕，情急之中竟清楚地迸发出三个字：“黄蛋糕”。这也可说是在那艰难岁月中的一个亮点吧，所以我至今犹记得那一幕情景。由于生活拮据，一日三餐的伙食当然需要精简。记得有一种我称之为“素肉松”的菜肴，是用豆渣做的。豆渣是做豆腐后留下的渣，一般用来喂猪，价格当然极为便宜。母亲学会用酱姜和葱炒豆渣，炒得很干，有点像肉松，很香也很下饭。那时正巧有亲戚介绍一个从海盐农村来的妇女来我家帮佣，见我们吃豆渣，大为惊讶，第二天即匆匆离去，到别人家去干活，并逢人便说：“张家穷得都到吃豆渣的地步了。”大概是在1942年祖父75岁生日时，父母亲准备在家做一顿寿面，为他过生日，但竟买不到面粉。我在中西的好朋友孙以鑑的父亲是当时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老板。我问了她，她又征得她父亲的同意，我们才去他们厂里买了一袋面粉，为祖父过了生日。

祖父很忙，总是伏案工作，有写不完的东西。只有在工作的间隙，在大沙发里坐一会儿，有时开了收音机听广东音乐。祖父幼年时生长在广东，能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对广东音乐也很爱好。他没有时间指导我的学习，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用一种启发式的方法，使我很快就能明白，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中学的时候我学了一些唐诗，但是对于平声和仄声的运用，却不甚了了。祖父用一种非常简练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说明了平仄声的关系，以及如何使用。他说如果一行诗全是平声或全是仄声，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说罢，念了两句打油诗：“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上句全是仄声，下句全是平声，朗读起来就十分别扭了，简单易懂地说明了平仄声搭配运用的重要性，使我至今印象犹深。还有两句打油诗是有一天他在饭桌上说的。那天是谈起清末朝廷之腐败，百姓之疾苦。他说那时流传两句诗：“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万民饥。”上句指的是李鸿章，因为他原籍安徽合肥；下句指的是翁同龢，他乃江苏常熟人氏。祖父学识渊博，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能从他的言行中得到教益，哪怕仅是一句笑话或是两行打油诗。

祖父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勉强能收听到短波。生活在敌伪的黑暗统治下，我们天天盼着能早日重见光明，所以往往希望从那收音机里听到一点好消息。记得我和祥保姊姊有时站在那五斗柜前，耳朵几乎贴在收音机上，但是因为它的功率太小，干扰又太强，所以基本上听不到什么消息。记得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的那天，上海敌伪的报纸上刊登了这条消息，说是美国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炸弹，日本方面正寻求对策云云。核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有禁用这种武器的世界公约，但以我们当时的心情却认为用什么样的武器来对付日本法西斯也不为过。从那时报纸上的字里行间我们已经明白日寇的末日将至，但抗战胜利的消息还是从附近一家外国俱乐部传来的。1945年8月的一个晚上，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阳台上乘凉，很意外地听到从东面外国人俱乐部的方向传来欢快的乐声。祖父敏感地意识到“天要亮了”，等待已久的好消息终将来临。真的，就是在8月15日那天，横行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随着抗战的胜利，生活在沦陷区的百姓开始憧憬着美好的前景。但是内地的情况逐渐传到上海，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也纷纷来到上海，大肆掠夺，强占民房。看到蒋介石政权的所作所为，祖父感到痛心和失望，很早就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前途堪忧。所以他于194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发言，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记得那次是父亲陪同祖父去南京开会的。得知祖父在中央研究院大会上的发言后，我们在家里的人无不担心，生怕祖父会受到蒋介石的迫害。

那时在大后方的人逐渐回到上海，我的姑夫和姑母也从重庆回来。姑夫孙逵方回到上海时也染上了一身不可一世之气焰，我们不清楚他究竟有什么背景，居然也迫不及待地抢占起住宅来。被他看上的第一栋房屋竟然是圣约翰大学教授潘世兹的住宅。其父潘明训为旧时英租界工部局买办，好收藏宋版古籍，藏书斋名“宝礼堂”，曾请祖父为他撰写《宝礼堂宋本书录》和《宋本礼记正义校勘记》，故与祖父向有交情。据说一日孙氏以“天兵天将”之势驱车直抵潘氏住宅，恰逢潘世兹出来，一介书生不及避让，竟遭孙氏的两记耳光。但他最终并没有占用潘宅，因为后来又看上了潘宅东邻的另一处住房，定居了下来。那栋楼位于长乐路，比较大，据说原屋主是汉奸，已被投入囹圄。姑母有时来我家。经过八年抗战，我们的家境早已今非昔比，冬天只在祖父房中生一火炉，其余房间里都无取暖设备。姑母将皮大衣紧裹在身上，在祖父房中稍坐即说：“太冷了，太冷了。”匆匆而去。过了几天来电话说她感冒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冷了。1949年初，姑夫匆匆携全家去法国定居。离沪前将家私托付给最受他们信任的汽车夫。后来那汽车夫想把东西运来我家存放，被父母亲坚决拒绝。从此我们和他们天各一方，断了音信。到此，我们与孙氏一家的关系应该说是断了，其实不然，1958年，弟弟考大学。弟弟张人凤，自幼聪颖，学习成绩在上海有名的位育中学里一向名列前茅。但那年高考他竟然落榜，后来仅录取在上海师范学院一个两年制的班上。那时，瑞骅之妹瑞兰在上海高教局工作，我们托她去查弟弟的高考成绩。瑞兰发现他的成绩极佳，称“高分生”，应可为第一批重点院校所录取，她说：“这样的考分进清华、北大都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不能为他报考的上海重点大学所录取呢？瑞兰在高教局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他的政审未获通过，因为社会关系不好，指的就是孙氏一家。数千年封建株连制度的幽灵此刻现身了，恐怕它是难以被革命革掉的了。姑夫孙逵方究竟做了什么，有什么问题，我们全然不清楚。再说，1949年他们全家出国时，弟弟年仅9岁，9年之后，那“幽灵”却披着“阶级斗争”的外衣找上了他。不久前有人问我：近年来出了许多关于张元济的书，为何从未叙述其女张树敏的事迹？我的这些零星回忆也许就是答案了吧？

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那时我是大学二年级。战斗先是在上海的外围进行，我们在市内也能清晰地听见枪炮声。有一天我们的弄堂里来了许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坐在地上，军衣破烂，军帽歪戴，神情潦倒。大家对这些败兵都很害怕，生怕他们肆意抢劫，故家家门户紧闭。那些天我没有去上学。又过了些日子上海市区解放了，那一夜枪炮声彻夜不停，我们弄堂的大铁门在晚上是关闭的，第二天出去看见铁门上都有刺刀痕，马路上特别安静，每个路口都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那些战士个个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对市民丝毫无犯。

解放后，上方花园24号见证了我们家最大的光荣：祖父由父亲陪同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那时常有一些政府的高层领导来我们家。我看见过陈云。他在参加革命前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听说他是比较念旧的，解放后不久就来拜访祖父。我也见过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上海市的其他领导则来得更多了。但是这些充满阳光的日子很快就被蒙上了阴影：祖父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同年岁末中风，从此开始了十年的病榻生活。

1949年12月25日，祖父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在发言时回忆商务印书馆创业之艰难，可能情绪有点激动，突发脑血栓中风，跌倒在地，被紧急送往中美医院（今长征医院）抢救。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中风开始时比较严重，过了几天略有恢复的迹象。那时候医院的制度和现在不同，对病人的护理都由护士承担，并不需要家属陪床，更没有要求家属雇用护工之说。岂知两天后突然发生事故，一天中午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祖父竟从病床跌到地上，头部受伤，昏迷不醒。我记得去医院看他时，见他半边脸都摔成了青紫色。从那以后他的病情大为加重，发高烧且神志不清。有两次我去医院，他见了我就抱住我的头大哭，狂躁不安。此后父亲决定将他转到在巨鹿路的剑桥医院，请名医乐文照治疗。经过数月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但左半边瘫痪已难以逆转。在医院住了数月后回家，恢复得最好的时候可以扶他在床上坐起，背后用靠垫撑住，前面放一小炕桌，在桌上写字写信，读书看报。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由人扶到藤椅里稍坐片刻。

祖父的中风，病情严重，治疗时间很长。自从搬到剑桥医院后，昼夜各请两位护士护理，主治医生乐文照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名医，出诊费用不菲。从1949年12月中风到翌年5月将近半年的住院期间，祖父的全部医疗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支付的。如此庞大的一笔医疗费对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确实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这件事情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有所记载：

1950年1月3日第490次会议记录：

陈总经理（按：即陈夙之，名懋解）提议：“张先生自辞去公司监理职务后二十余年来，为公司办事不受酬报，此次于出席工会大会时得病，所有医药等一切费用，拟全数由公司开支，以表示敬意。”此提议在会议上议决通过。

1950年5月30日第495次会议记录：

张菊生先生病费，已开支57,115,440元人民币（按：旧人民币）。5月7日出院，在家治疗。

祖父从医院回家后，最初一段时间仍请了一位护士护理，后来改为由一个男佣护理。这个小青年来自家乡海盐农村。祖父精神好的时候，还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50年8月4日第497次会议记录：

张菊生先生病费57,115,440元。5月中出院后，时须延医诊察，并有护士一人。所有费用，张世兄树年以公司情况日益艰难，自6月份起即谢绝收受。

后来，根据商务董事会会议记录：1950年的6月至12月每月仍送100元医药费；1951年的1月至6月每月送100元；1952年的1月至3月每月送100元。

那时，家庭经济拮据，因而最后不得不将祖父早年收藏的许多出土文物卖掉以贴补医疗费用。听父母亲说，到了“三反”“五反”运动时，商务印书馆有部分职工提出祖父的医疗费由商务支付是完全错误的，有公款私用之嫌。此事后来为中央高层领导得知，下达意见说，不可用“三反”“五反”的要求来对待张菊老的医疗费用问题。此事也就此平息不再提了。

严格地说，我在上方花园24号的生活是从1939年到1952年我上北京工作为止。但从感情上说，那里始终是我的家。初去北京大学执教时，每逢放假我都回上海，住在我原来的卧室里，似乎从未离开一般。每次回家，往往带一些祖父喜爱的北京特产，如奶酪卷、茯苓饼和当时称为“八大件”的饽饽等。1952年夏天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到家里给祖父看我胸前佩戴的红色的北京大学校徽。他喜欢听我讲在北京的生活、工作和游览名胜古迹的所见所闻。1953年夏天我和祥保姊姊都回去了，暑假结束，我们两人又返回北京。祖父很舍不得我们走，为此写了一首诗，时间是1953年8月30日：

二女翩然至，全家意气温。

如何爇言日，又作别离群。

黉舍共久，师徒属望殷。

宁教我孤寂，服务重人民。

1954年暑假回上海那次，父母亲特地请在常熟路上的美伦照相馆来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祖父坐在椅子里，父母亲、弟弟和我站在后面，那是我和祖父的最后一次合影。

1959年8月的一天，我接到电报得知祖父病重。我乘飞机赶回上海，但已来不及再见他最后一面。在殡仪馆里，祖父的遗体安详地躺在一间昏暗的殡葬室里，穿着蓝色的长袍。我和家人轮流守灵。8月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灵堂里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参加仪式的有上海市的领导、各界知名人士和至亲好友数百人。祖父的自挽联醒目地挂在灵堂的两侧：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那天下午，遗体在静安寺火葬场火化。父母亲、庆弟、弟弟和我都在场。遗体被推入焚化炉的那一刹那，我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鞠躬送行。第二天，我和父亲去火葬场取骨灰。骨灰很重，我们的心情也同样沉重，回家时一路沉默无语。

祖父的骨灰葬在上海联义山庄公墓，墓碑是陈叔通的手书。“文革”时墓被捣毁，幸好弟弟和庆弟去得及时，见碑已毁但骨灰盒尚存，急忙将它接回家。“文革”中，骨灰盒一直在家中存放着，直到1975年才得以在家乡海盐入土为安。那时候没有公墓，所以入葬的地点只能在从前祖父亲手创建的张氏墓园遗址，我的祖母20世纪30年代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当时那个地方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一片农田，我们仅凭记忆和当地农民的指点才约略知道其位置。他们同意我们到那里去安葬是因为祖父在家乡有名望，在老一代的农民中还有人记得他，称他“张家二老爷”。墓穴离它南面的一条小河约七八米，开挖得比较深，以保证掩埋后不妨碍种庄稼，因此也不可做砌筑。1975年时“文革”尚未结束，所以下葬是静悄悄不事声张地进行的，只有家人在场。我和瑞骅从北京去，在乡下的萧妈妈也去了。此外还有几个当地的农民。

到了1992年，趁在家乡张元济图书馆举办学术讨论会之机，瑞骅怀着对祖父无限崇敬和追思的心情去寻找那块墓地。当时我们仅知地点是在海盐南门外，有一个从前在我们家当过女佣的顾美和就住在那里附近。仅凭这两点线索，瑞骅居然找到了那块地方，也找到了顾美和，又通过她认定了大致的墓葬地点。瑞骅凭着工程师的技术，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图，做了记录。20世纪90年代，《海盐日报》上一度有读者建议另择地点重新安葬，但是父亲认为祖父一生提倡薄葬，还是不要再惊动他老人家为宜。祖父，一个从历史中走过来，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传奇般地近距离见过五个不同时代的当政者，并受到了其中三位——光绪皇帝、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接见，一个有着伟大抱负，以续数千年中华文化命脉为己任，以开启民智为最高理想的先师，一位在出版界开辟草莱成就伟业，一生只讲奉献从不言索取的老人，就这样长眠在家乡一片绿色的田野之中。墓前没有碑，也没有标记。

1959年之后，很快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再回上海时，上方花园24号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层的客厅和餐厅已经易主，整个一层住进了蒋姓一家。餐厅的家具已经售去，祖父的许多书也已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客厅的家具都已搬到二楼原来祖父的卧室。厨房已经由两家合用了。又过了几年，到了“文革”时期，二层又搬来了两家，住在原祖父卧室里的一家是军属，那时的军属是不可一世的，只要我们家发出一点声响，他们就会上楼来把母亲训斥一顿，犹如阶级斗争一般。二层东边一间里住的是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煤气灶装在对着楼梯口的走道上。二层亭子间里又是一家，汽车间里住了有四个孩子的一家，汽车间上面那矮小的阁楼里也是一家。至此，上方花园24号与许许多多上海的老住宅一样，完成了从一家独住到“七十二家房客”的演变过程，犹如北京的四合院蜕变成大杂院一般。“七十二家房客”是一部老电影的名称，“七十二”当然为约数，用以描写住户之多也。我们家住的是三楼的两间正室和亭子间。煤气灶从楼下的厨房搬到了楼上。后来弟弟结婚成家，两个女儿先后诞生，居住条件越发拥挤。

经过“文革”的抄家，家里的模样也大变了。原有客厅和卧室里的整套红木家具已经残缺不全，大部分已被归入“四旧”的行列而被“破除”，仅剩下零落的几件尚在使用。母亲的描金漆皮箱连同箱内衣物也被作为“四旧”搬走。花瓶、图章、字画和祖父从欧洲买回来的许多纪念品也都已不见了踪影，大理石的雕像全已被砸成碎碴，连祖父写的对联等墨宝也都只字无存。祖父在退休后每年有一本日记，共有20来本，都被撕得粉碎。至于说外婆遗留给母亲的几件首饰，则更是因为它们的价值而首先被冠之以“四旧”，遭劫无遗了。总之，凡是略有价值之物均属“四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实，所谓“四旧”，并非真是必须砸烂的罪孽之物。有一次弟弟因事去一工厂，在一间办公室里竟发现了我们家那口红木的装饰柜。当问及那口柜从何而来，答曰：“从旧货店里买来的。”可见放在我家是“四旧”，易主而事则又成了“香饽饽”。我们家自20世纪初祖父艰辛创业起，经历了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苦难岁月，家庭经济早已捉襟见肘，仅靠省吃俭用勉强维持而已。经过“文革”的洗礼，犹如经过了“秋风扫落叶”，剩下的也只有凋零的枯树残枝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在家乡海盐县建起了以祖父名字命名的“张元济图书馆”，其中有一个陈列室，展出有关祖父的资料。但是家里连一件祖父的墨宝也拿不出，凡是陈列出来的都是别处捐赠的。我把祖父中风后在床上小炕桌上为我写的一幅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上款写着“珑孙索书，写此以资咏诵”的屏条捐赠给了图书馆。此后，图书馆内又辟了第二间陈列室，布置了祖父生前用过的家具物品，如床、小炕桌、藤椅、书柜等，这些旧家具都是从家里运去的。但是当年家里有那么多端砚、老胡开文的徽墨，在“文革”中都被扫荡一空，竟没有剩下一锭一方可作为祖父用过的文房四宝展出的。

199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上方花园24号定为张元济故居，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6月1日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牌，挂在24号的前门。按文管会原来的计划，楼内应设张元济事迹陈列室，还应展出张元济的著作、照片等。但是因为楼内许多住户难以迁出，退而求其次，仅设法收回原来祖父的卧室，将其辟为展室，上海市财政局也为此拨了款。但是那间房内的住户视此为获利的大好机会，索取高得离谱的补偿费，所以无法实现。再说，那时也没有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立法。有几位关心建立张元济故居的全国政协委员曾一连在两次会议上联名提案，希望实现此事，但均无果。所以，上方花园24号外面挂的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张元济故居”的牌子，楼内仍保持着“七十二家房客”的局面。凡有参观者，仅在前门的牌子旁摄影留念，楼内60多年未经修缮的破败面貌不足为外人观也。

进入21世纪，残破的老楼更显不支。一层的地板已有塌陷，三楼亭子间的屋顶常年漏雨而不得修缮。一年夏天我和瑞骅去上海，住在三层东面的那间屋里。半夜，忽闻啪啪两声巨响，像是枪声，惊恐不已。晨起，急忙检查有何可疑之处。发现东南角上的窗玻璃爆裂，巨响就是爆裂声。瑞骅从楼上检查到楼下，发现都有同样情况。断定是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所致。楼内住户有以捡垃圾为生者，楼内楼外楼道上，甚至花园里，无不被垃圾占领，整栋楼已沦陷为“不宜居之地”。2014年，弟弟和弟妹终于迁入敞亮的新居，逃离了被冠以“悠久历史建筑”美名的上方花园，只剩下那块“张元济故居”的牌子孤零零地挂在前门，成为历史的笑柄。至此，所有我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都只剩下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