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中路118号A

牯岭位于奇秀甲天下之庐山的中心，海拔1167米，因形如牯牛而得名。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恃强向软弱惧外的清政府“租借”牯岭，并将土地分割成地块出售给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和商人建造别墅。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经建起了五六百栋有欧洲各国不同风格的别墅，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旅游避暑胜地。祖父十分欣赏庐山的奇秀，多次去那里避暑。根据父亲的回忆，从1929年到1935年，祖父曾七上庐山。1929年第一次去时住的是租用的39号屋。那时我仅六个月大，竟然也随祖父和父母亲一同去了，现在还留有一张父亲抱着我在长江轮船甲板上拍摄的照片。1932年父亲在美国留学，祖父带了母亲和我第二次去牯岭，租的是99号屋。我对那栋房屋依稀有一点印象，好像一排有四个或五个房间，居中的一间是起居室，外面有宽大的阳台。到了1933年，祖父决定买下位于牯岭中路的118号A别墅。此后又在正屋的西面添建一栋小屋，以供来客时用。

中路是位于牯岭中心地段的一条干道。118号A在路的西侧，是一栋一层的石构建筑，最初是英国传教士的住房，我们买下时，家具及日常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都一应俱全。院子的大门开向中路，大门的石柱上刻有“118号A”的门牌。院子相当宽敞，住宅用地仅占约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均为高低起伏的花园。院子四周是乱石垒起的矮墙，墙边广种松柏等树木。院子里按照祖父的意思铺了草地，并种了许多杜鹃花。杜鹃又称映山红，是庐山的一大特色，到了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红的、白的、粉的，把整个山地装扮得万紫千红，令人心醉。母亲还种了许多大丽花，花朵大而色艳，使院子里显得特别活泼有生气。房屋就在临街，有地下室，既能起到防潮的作用，又可堆放冬季取暖用的木柴。登上十来个石阶就来到房屋正面铺有木地板的宽阔走廊，走廊的西头用玻璃窗隔成一间小书房，因为它三面有窗，所以我小时候称它为“玻璃房间”。进入屋内就是一间比较宽敞的起居室，靠里侧的墙上有壁炉。起居室的中央放着一只圆桌，壁炉旁有两把很大的老式藤沙发，近门处有一个书架，这些都是原来屋主的。朝向花园的窗户比较宽大，窗前有镶嵌于窗台下方的漆成白色的木制坐榻，可供人依窗而坐，欣赏园中景色。其实那既是坐椅，也是一个木箱，里面可以贮物，记得每天看过的报纸都放在那里面。晴日，坐在窗前眺望，有时白云会从窗口飘过。起居室有门通向“玻璃房间”，里面放着书桌、藤椅等。凡祖父到庐山避暑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小书房里伏案工作。后来听父亲说，原来祖父那时候正忙于编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即使上山避暑，也仍坚持不懈地工作。

父母亲的房间称为大房间，在起居室的后面。大房间的端头划出一角作为洗手间。大床靠墙而放，此外还有五斗柜、桌椅等家具。我的卧室在起居室的东侧，因为墙壁漆成白色而称为白房间。在白房间的后面是绿房间，也是因墙壁的颜色而得名。白、绿两室之间隔了一个浴室。那时并没有自来水，不论是在浴室还是洗手间，用的都是从外面挑来的山泉水。在起居室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过厅，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和长板凳，以及放碗筷杯盘的柜子和贮存食品用的纱橱。有一个小柜镶嵌在墙壁里，在冬季贮存食品可以起到冰柜的作用，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那时候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玻璃灯罩因烟熏发黑，必须每天用布擦拭。每晚用过的煤油灯到了早上都集中放在那里的小桌上，以便擦拭后晚上再用。出小过厅就是一排三间下房，其中一间是厨房，其他两间供仆人用。厨房外面有一个廊子，廊前有两棵很高的梧桐树。春日阳光和煦，我们有时坐在廊下晒太阳。梧桐树上有黄莺筑巢，所以清晨总能听见它们一亮婉转的歌喉。有一天乌鸦来抢占莺巢，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还有一天狂风大作，竟把莺巢从树上刮下来，里面两只小黄莺也掉了下来。母亲最疼爱小生灵，把小黄莺救起，放在屋前的廊下，并用围炉用的铁丝网将它们保护起来，并给它们喂食，精心照料。过了两天黄莺妈妈找到了它们，把它们带走了。最危险的一次是家里养的猫爬上树去，欲对小鸟下手，我们在下面百般赶它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萧妈妈想出一个好招，她拿来一些鱼放在碗里，一边敲着碗一边呼唤猫咪。那一招果然灵验，猫经不住鱼的诱惑下树来了，黄莺一家这才躲过了一场浩劫。

我在尚不能记事的时候曾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母亲为了照料我，七天七夜未曾合眼。据母亲说，那时我已奄奄一息。恰好徐家干奶奶来，她是父亲的干娘，也是祖母的至亲。她见状说：“孩子已经这样，还不快请有名的中医徐筱圃先生来诊治，或许还有救。”幸好有干奶奶的这一指点，我才转危为安。但此后我一直体弱多病，经常发低烧。按照二三十年代的医疗水平，唯一的良方是去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方静养。因此我在10岁之前有很多时间是在牯岭度过的，有几年甚至冬天也不回上海。可以说，全家人中，唯有我是享受牯岭别墅最多的一个。从上海去庐山需要乘船经长江水道到九江。那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有几家中外轮船公司，我们乘坐的基本上都是英商怡和公司或太古公司的船，因为他们服务好，又干净。头等舱是两人一间，我总是和母亲或萧妈妈睡在一起。白天我们可以到甲板上去玩，欣赏两岸的景色。船上有一大间宽敞明亮的餐厅，早中晚供应的都是西式菜肴。除用餐时间外，旅客们可在那里看书或休息。祖父总是拿了他的笔墨书籍到那里去工作。记得有一次几个外国游客在那里玩拼图游戏，他们喜欢逗我，并让我过去看他们的游戏。船行基本上很平稳，但有一次两条船为了比速度，我们的船加足马力向前驶，那时我们正在吃午饭，连汤都泼到桌上了。船行三天到九江，有一年长江洪水泛滥，连九江市区都被水淹。我那时很小，唯一的印象是我们在市里乘了小船到旅馆，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我伸手到水中，只觉得那水是滚烫的，可见九江气温之高。小船摇摇晃晃地前进，经过一架石桥，只见桥栏杆的顶端略微露出水面，其他地方都是汪洋一片。我们由当地的商务印书馆接待，歇了一宿，从九江乘汽车到莲花洞，然后换乘轿子上山。轿子形如一把藤椅，仅可坐一个人，下面有踏脚板，上面用四根竹竿撑着一顶遮阳篷，由四个轿夫抬着上山。我总是和母亲同乘一台轿子，她总是把我抱在膝上。中途有一处叫好汉坡的地方，山势陡峭，气象万千。“好汉坡”的意思是谁上得了那段峭壁，就称得上是好汉，其险要可见一斑。坐在轿子里望着四周的山峦叠嶂，犹如身处云端。

中路可说是牯岭这个小山城的中心地带，我们的房屋离镇上的商店不远。父母亲常去商店购物，偶尔也带我去。现在我还约略记得有药房、食品店、邮局等。那药房的老板姓董，董先生和董师母也是江浙一带人氏。印象深刻的是一栋小楼里的楼梯设在中央，分别通向四个不同的店铺，所以我把那里称作“四面扶梯”。离家不远处有一家电影院，夏天的时候总会放一些外国影片。有一次父母亲带我去看电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国有名的童星秀兰·邓波儿，我看得开心极了，但演的究竟是什么故事，却一知半解。还有一所伯利（Barrie）医院，是英国人办的。1934年夏天，我们吃饭时在菜里发现一只苍蝇，我和母亲吃了这盘菜之后得了急性痢疾，我当天晚上又吐又泻还发高烧，来势凶猛。那时母亲备有一盒进口药，连夜给我服用，每隔一小时服一小管，到了第二天我总算止了泻。但是一夜未合眼的母亲到了第二天病情也开始发作，病势凶险，而那时已经没有药了。正在情急之中，祖父上山来了，马上把母亲送入伯利医院。她在医院住了数天痊愈出院，但身体还是很虚弱，我至今还记得她消瘦了许多的身影。那场病从此给她留下了慢性痢疾的后遗症，只要身体稍有不适就会发作。多年后得一偏方：每天喝生的大蒜汁，颇有疗效。

夏天是最开心的。从我们家往西有一条溪水，水中有巨石，溪水湍急，清澈见底。我最喜欢和萧妈妈走到溪边，爬上巨石，脱了鞋把脚泡在冰凉的水里。夏天也往往有客人来住，所以很热闹。祖父上山避暑，在带来许多工作的同时，也常约来许多朋友。有一次他邀请了我的外公葛稚威老先生和伍昭扆太老伯来避暑。与祖父在古籍收集和研究方面有很深交往的傅沅叔太老伯也曾来住过。有一年父亲也邀来几个朋友，有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倪本卿、葛中超，还有他的美国朋友“黄老虎”范海碧。倪本卿是个很风趣的人，我很喜欢他。但他身体不好，切除了脾脏，很早就去世了。葛中超是父亲的同学，同时又是亲戚，他是母亲堂兄的儿子，小名叫“辛”，我称他辛哥。他是个美食家，对吃情有独钟。据父亲说范海碧原籍奥地利，家贫，移民美国后从未回去过，而家中尚有老母。父亲劝他应该回去看看他的母亲，后来他果然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他来信说他的老母亲见到他有多么的高兴，使他对中国传统的孝道深深地折服。客人多了，我就睡到父母亲的大房间里，把白房间让出来给客人用。那年夏天他们外出游览时往往把我也带上。我还记得他们在家里做蛋糕，用的是原来房主留下的烤盘等设备。厨房里的灶是烧柴的，烤起蛋糕来效果奇佳。用不了一会儿，蛋糕就满屋子飘香了。1933年5月，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上山来，也在我们家住。他有一架很讲究的照相机，我至今保留的几张较好的照片就是他给我照的。同年夏天祖母和徐家干奶奶来避暑。那两次父母亲都叫了轿子陪同她们去游览一些景点，如仙人洞、黄龙潭、乌龙潭等。我也跟着一起去。在记忆中我最喜欢的是仙人洞，洞里有甘泉从石缝中渗出，一滴一滴慢慢地往下滴。如要盛满一盅，还需相当时间呢。但每次去，萧妈妈总会弄一盅给我喝，她说那是仙人喝的水。在儿时的印象中，我最害怕黄龙潭。那里一股飞瀑从山崖间奔流而下，真有“银河落九天”之势。两旁的峭壁上是遮天蔽日的树木，把整个黄龙潭笼罩在浓密的绿荫之中，阳光为之减色，暑气因之顿消。而我所害怕的是那峭壁和绿荫所形成的阴森气氛。从黄龙往下走，就来到乌龙潭。那股飞瀑往下流时，分成几股，形成了乌龙潭。那是一个平缓开阔的境地，没有了阴森的气氛。此外还有许多有名的景点，如三叠泉、含鄱口、白鹿洞等都是比较远的，父母亲因为我太小，从未带我去过。

到了夏天，街上也热闹起来，有来避暑的政府要员，我们对门的117号就是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别墅，我从白房间的窗子可以看见他们家的大门和围墙。有一次我看见蒋介石肩披黑色的斗篷进去。在熊式辉的别墅里有两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仆人们称其中一位为“新太太”，她容貌秀美，举止端庄，衣着文雅，是熊式辉娶的续弦夫人，听说还是宋美龄做的大媒。另一位是一个轿夫的女儿，虽有姿色，但出身卑微，仆人们称她为“小姐”。母亲从不让我接近她们，因为她最不屑附庸权贵。来牯岭避暑的外国人也很多，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往往穿着泳装，经过我家门口，朝芦林的游泳池方向走去。母亲和萧妈妈都很看不惯他们那种装束。庐山是当年国民党军政要人避暑的胜地，所以在它秀丽的景色背后不免还隐藏着各种政治活动。曾听人说，在牯岭管理处工作的有一个英国建筑师李巴德，公开身份是专为来牯岭购置地产者设计花园洋房的，实际上是一个日本特务，他的老婆就是日本人，家中设有秘密电台，在抗战开始后就被捕了。但这种传说究竟是否真实，也无从查考。

庐山十月即飞雪。夏天一过，避暑的人们就陆续离去，牯岭也就冷清下来。有几年母亲陪我在山上过冬。除我们母女二人，还有萧妈妈和做饭的潘妈。冬日是寂寞的，白雪覆盖大地，寒风透骨，整个山城银妆素裹。记得萧妈妈把一个大脚盆盛满了水，中间放了一根绳子，第二天脚盆里结了一块又厚又大的冰，用中间那根绳子将冰挂起来，像一面大锣，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好看极了。但在阳光下那冰渐渐融化，我为此大哭了一场。还有一次我把地面上结的一层冰撬起来，一块一块地盛入饼干盒里，放在没有炉火的屋里，过好多天都不化。我们穿着大厚的棉袍和棉鞋，起居室里有一只又高又大的烧柴的火炉，烟囱拉得长长的，所以还是比较暖和。

那个时期战乱频仍，局势动荡，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山下的农民常把自家种的菜蔬、鸡蛋、鄱阳湖里的鱼，或打到的山鸡、野鸭挑上山来卖，但到了冬天，山上没有多少人，一块银元竟能买到100个左右的鸡蛋，真可谓“谷贱伤农”。整个冬季我们家很少有客人来访。母亲和我除偶尔在晴日外出踏雪，基本上都在家围炉烤火读书。母亲做手工，看小说，教我读书写字，《岳飞传》《三国演义》等名著我就是在那时候开始读的。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一看再看，竟然读了七遍之多。后来回到上海，祖父知道我喜读《三国》，提出许多《三国》人物的名字考我，见我都能一一答得上来，他爽朗地笑了。那是在极司非而路老宅楼上的餐室里，是我们在围桌吃午饭的时候考我的。时间过去了70年，那一幕情景至今还能鲜活地浮现在我眼前。

白天，起居室里充满阳光，显得温馨。到了夜晚，在圆桌上点起了煤油灯，灯光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母亲在白墙上画下了我的头所投下的影子。她还教我做手影，即用手做成像猫头、兔子或鸡头的影子，以此消磨漫长的冬夜。那时候没有电灯，更谈不上有收音机之类的设备，吃完晚饭就早早地睡觉，冷清和寂静就像一条大被子，把我们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一个寒冬的清晨，我和母亲都还没有起床，只听见有人在起居室里玩我的洋娃娃，发出“吱吱”的声音，我们一阵紧张。原来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玩起了我的玩具。那人长年在山上住着，大家都认识他，但不知他的来历。他虽有精神病，但从不闯祸，玩了一会儿也就走了。有一年冬天来了一位客人吴咸臻，那是难得的惊喜，我至今记忆犹深。推算起来，她的到来应该是在1935年，因为那时正值红军长征时期。吴咸臻的父亲吴怡初是浙江平湖的一位大夫，因与母亲同乡，故而认识。她那时是名医科学生，不过20来岁，梳着短发，穿着十分朴素，为人爽朗，很有性格。她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寂寞单调的生活，使冬日的山居充满生气。她常陪我玩，教我做手工。我喜欢她极了，称她为吴家大姊姊。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清楚她为什么会在这大雪封山的严冬时节来到牯岭，也不知道她时常出门办事又是为哪桩。她在我们家住了大约一个来月方告辞而去。原来她早就是地下党员，上庐山是为了秘密去投奔革命的。此后我们和她没有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再见到她时，她已是上海一所医院的妇科主任。常年住在牯岭的还有两位女传教士，人称甘小姐和贝小姐，都是英国人。听说甘小姐在小时候曾经因为偷了一个硬币，犯了教规，发誓要终身赎罪，请求教会把她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就被派到了中国。她们能讲一口中文，专门在妇女中间传教。她们有时还邀请母亲去她们家。母亲不信教，但为了排解冬日的寂寥，有时也去喝下午茶，并带去在家自制的蛋糕。甘小姐死于肺结核，去世的那天，贝小姐彻夜跪在她的床前为她祈祷。

我因体弱低烧而在牯岭静养多年，但是多年的疗养效果甚微，低烧依旧。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认识了一位中医大夫范石生，可谓扭转了我一生的轨迹。范石生并非大夫，而是桂系的一个小军阀，被蒋介石的嫡系所排挤，失意之余来到牯岭，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那时他年已半百而无子嗣，因而娶了一位年轻的夫人，果然得一贵子。我们认识他时，那孩子不过三岁。范对我国的传统医学相当有研究，得知我低烧不退，就为我开方，用的是柎子、肉桂等热药，而且剂量很大。服了一段时间，低烧果然退去，母亲和萧妈妈都视他为“神医”，多少年之后，还经常想起。他住得离我们较远，好像是在芦林方向。每次母亲带我去看病都得乘轿。有时候他乘轿上街去，经过中路，也总来为我诊脉开方。不知道他作为军阀是什么面目，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却是一位和善的长者，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一点架子。他为我治病是分文不取的，母亲感激之余，只能送他一些礼物或家乡的土产，回报他的盛情于万一。我服了他开的药后，低烧彻底消除，身体日益见好，这才为我日后回上海上学创造了条件。

1936年，母亲因怀孕而没有远行，她请徐家二姨陪我去牯岭。二姨徐文黼是母亲的表妹，海盐徐用仪即徐忠愍公之孙女。她是我的姨母，更是我的老师。她教我语文、算术、习字、作画，她的耐心和慈祥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那年是她陪我在庐山过冬。传弟出生于1937年1月。到了同年的7月，母亲就带着他上山了。岂知仅六个月的婴儿一到山上就喘不过气来，病发突然，来势险恶，母亲把能请到的大夫都请了来，但他们都束手无策。他于1937年7月10日夭折。父亲赶到牯岭时，传弟已经气绝，见状当即晕倒在地。母亲伤心欲绝，不愿再在悲剧发生的环境中待着，于是带着我和萧妈妈到美国学堂去住了一阵。美国学堂是一所寄宿制学校，那时正值暑假，大部分学生都不在，所以有部分房屋可以作为旅馆出租。传弟葬在了庐山安乐公墓，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的弟弟就这样永别了。1997年我去上海，母亲对我说她有一天梦见传弟，她说：“算来他今年是60岁了。”传弟和懿姊的夭折是她心中永远的痛。懿姊长我一岁，但仅活了十个月，我出生时，她已经不在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入侵。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而我们却尚在庐山滞留，直到11月17日母亲才带了我和萧妈妈离开庐山，到了武汉，有当地的商务印书馆接待，安排我们住在旅馆。那时形势十分凶险，长江水道已经不通，回上海的路该如何走，也成了问题，所以我们在武汉待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武汉商务分馆工作的许季云是祖母娘家的远房侄子，我称他四伯伯。他对我们关心备至，多次邀我们去他家。记得那是在一栋小楼的二层，楼梯很窄，住处也相当局促。四伯母是苏州人，做得一手好菜。至今印象很深的是她请我们吃红烧鲫鱼，我去看她做鱼，只见那鱼下了锅还会跳起半尺多高！在国难当头、时局莫测之际，我们遇到他们，可谓他乡遇亲人，感到特别亲切。

商务印书馆武汉分馆按照祖父的意见安排母亲和我乘飞机到香港，再由香港乘外轮返回已沦为孤岛的上海。这一安排可以从祖父1937年11月16日致王云五信中了解：“小媳挈孙女旅居庐山，以后变化不知如何，彼此隔绝，甚觉不妥。南通路甚危险。万一到镇江后该轮中阻，进退两难。浙赣路已不可行，即能到杭绍，而宁波海道亦已被阻。祇有到汉口乘飞机赴港，由港乘外国邮船返沪，如此可望到达。所有由汉飞港旅费不敷，祈嘱汉馆代垫。由港返沪二等川资，亦请函托港馆代付，并恳照料登舟。所有用款转沪照缴。琐琐奉渎，无任感悚。”弟弟在编撰《张元济全集》时找到资料证明我们离开香港的那一天是1937年11月30日，搭乘的是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因为那时中国船只已经不能通航了。

母亲和我到了香港，也是由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接待，安排我们住在旅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香港街道狭窄，房屋远不如上海的气派。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黄访书先生设宴招待我们，饭店好像比较老式，灯光也不太明亮，但菜肴很讲究，有鱼翅。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不知鱼翅为何物，在席间大声对母亲说：“这粉丝太淡了。”母亲为之大窘。旅馆的客房是双人的标准间，有两张单人床。母亲和我各睡一床。到了半夜我发现自己睡在地板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从床上滚了下来。我们在香港待了几天后，乘海轮回上海。船遇风浪，一路颠簸。母亲晕船，不能进食，只要了一碗面片汤，但面片汤里竟然有许多小虫子，无法下咽。从离开庐山之日算起，母亲带着我经历了20天辗转的行程，终于在12月6日平安地回到了上海，与12月13日震惊世界、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的时间点，相距仅仅一个星期。商务印书馆为了节省旅费，安排萧妈妈乘火车从武汉到广州，然后再回上海。我们在武汉和萧妈妈分手时，万分担心。虽然过了一个多月，她安全地从广州回来。但母亲每忆及此，仍心有余悸，万一那时路途受阻，后果难以设想。

在武汉我们还不期而遇正在去重庆途中的姑母和姑夫孙逵方，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仆人。关于那一段情形，我的印象已非常模糊。但在祖父1937年12月20日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信中有如下一段：“……小婿已挈小女等赴武昌，但该处恐亦不能久留，须有第二次之逃难。万一紧急，手中无钱，如何得了。拟请函达汉分馆，遇有迫不得已之时，拨给五百元，备作逃生之用。由小女出具收据，由弟归还。倘蒙俯允，不胜感祷之至。”1938年2月17日又有一信：“前请我兄函达汉馆，小婿孙逵芳第二次移眷避难，请汉馆拨给五百元，原有抵当，不意渠丁母忧，先托人来借去五百元，不能不即付。今又在汉馆支取，前日转帐单已到，弟已无款可拨，即请拔翁展缓一、两月。合并声明，伏祈鉴谅。”由此可见姑母一家的生活是靠祖父接济的，甚至她婆母去世后的丧葬费用尚需祖父支付。祖父在1940年6月7日致王云五的信中还有以下记载：“蒙代小婿购药，并转交吴君觅便递渝，甚感甚感。药价乞即转知沪处，以便归还。”原来姑母一家时常让他老人家陷入困境，甚至连姑夫在重庆行医所用药品，也需身处沦陷区的老人承担。当时，王云五知道了祖父上述的窘境，决定每月送200元作为生活费。对此祖父于1938年3月2日复信力辞：“弟对于公司从不曾稍有宕欠，此次实出于无奈。今承赒济，当即将小女在汉借用之款先行清还，更觉心安，愈感良朋之相知深也。承示以后每月接济我二百元，此则弟当心领。目前家用尚可支持，千万不必惠寄。……弟对于公司不敢有所陈请，此公私之界限，极宜分明。”祖父一生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他为创办商务印书馆，倾尽毕生之心血，而未尝有所索求。今日读了这些记录，犹感他品德之高尚，当可为今人鉴。

上个世纪70年代，在“文革”下放期间，我和瑞骅曾从湖南湘潭乘车去井冈山，又从井冈山乘长途车去牯岭。在那里我们曾寻访中路118号A住宅。但由于我当年太小，对它的位置印象十分模糊，所以没有找到。到了90年代，京九铁路建成后，庆弟去了一次牯岭。他在那里仔细寻访了那栋房子，还从牯岭打电话到上海问父亲房屋的位置，也打电话到北京问我当年的印象，终于确定了它的位置。但它却早已无存。中路是牯岭一条主要的街道，因拓宽道路的需要而将正处于道路转角处的118号A拆除了。庆弟说那里还有两棵梧桐树，是确定房屋位置的标志物。梧桐树！那岂不就是当年黄莺在上筑巢的两棵树？它们现在是百岁高龄了吧，别来应无恙？我怀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想：现在至少还有它们见证了我那一段童年的生活。

2005年7月，中央电视台拍摄《再说长江》大型系列片，其中有关于祖父当年七上匡庐的一些内容。他们意外地发现我曾多次随同祖父去那里，因此邀请我和瑞骅去庐山拍摄一些有关的镜头，并且寻访了我童年生活过的那片地块。祖父在1953年10月曾致信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将中路118号A别墅捐赠给政府，但是这件事后来的具体经过，目前可查考的详细记录是祖父于1954年致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的一封信：

易文先生大鉴：敬启者，本月二十三日蒙交下中南行政区委员会办公厅第〇〇九一号公函，谨已诵悉。元济以前以庐山原名中路十八号A基地一十五公亩有奇并三五七号、三五八号平房两栋捐献公家使用。嗣承吴克坚先生转达中南行政区委员会不欲收人民捐献私产，必须给价，且以政令有关，谆嘱接受，兹奉到转下公函，给定给价人民币二千九百七十五万元，并开给支票一纸。事关政令，元济何敢以私人志意强行拒却，只得遵受。但据公函意见第二节“代管期间垫付工人工资及代管费计人民币八百六十七万七千三百元免予缴纳”云云，此项费用原应由元济支付，中南行政委员会既经将房地给价，元济何敢再受额外之照顾，将此项费用如数开呈支票一纸，随函附上，敬乞察收，汇还中南行政委员会收回，作为两讫。并附还交下之第〇〇九一号公函一件，统祈代陈吴克坚先生鉴察为幸。

张元济谨上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该屋在1958年筑路时被拆除。当年在它的西侧离开正屋约十多米处建起的小屋目前尚存，临着新建的大路，只是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前廊已被住户往前推出数米，屋顶用两个混凝土圆柱撑起，不伦不类。房屋内挤住了两家人，房前屋后挂满衣衫布片，四周杂乱无章，垃圾成堆。那片地块上确有几棵大树，但更多的是野树杂草，一派荒芜的景象。我见到了一棵高耸入云的梧桐树，但按其位置看，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棵百岁高龄的黄莺在上筑巢的梧桐树。我的老朋友大概也在筑路时与老别墅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同去实地考察的人们对我说：“这就是那栋小屋！”我对照着当年的老照片，迟迟不能作答。他们又兴奋地指给我看小屋石墙的砌缝，和老照片中的砌缝一模一样，这就证实了此屋即彼屋。此时的我，心中在流泪。并不是因为我找不到老别墅的踪影，我早就知道它不在了，而是因为目前中路那一带是牯岭老建筑精华集中之地，没有理由让这块地沦落成一片脏乱的废区，与对面当年的117号熊式辉别墅、现在门前立着“朱德旧居”大牌子的保存良好的房屋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庐山是在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我对这样疏漏的管理难以认同。

中央台的邀请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机会，使我在70年后得以再上匡庐。兴奋之余，感触良多：当年的幼童已成古稀；当年刚届而立之年的父母亲已先后以98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当年以无比的魄力在文化出版界开创了一番伟业的祖父则早已在泉台静候祖国建设的佳音；那许多叱咤风云，演绎了无数惊天动地历史事件的人物，今又安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