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政得失

在59岁这样一个即将步入晚年的年龄，王云五竟然义无反顾地离开他最热爱的出版事业，从政去了。

一

王云五从政，与蒋介石的拉拢和恩宠有极大关系。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国共两党因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而合作，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决裂，在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中，江浙财阀（主要集中在上海）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力助蒋介石站稳脚跟。因此，蒋介石视上海为他的政治后院，极力笼络关键时刻站在他一边、给他以极大支持的上海工商界人士，经常定期邀约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有时也包括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前往南京官邸晤谈，每次十数人不等。王云五也在受邀之列。

突然进入这么高级别的圈子，王云五颇有些受宠若惊。他后来回忆：“蒋公有所垂问，我知无不言，颇受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拟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国是。不过，在一份公开通电之中，包括王云五在内的66名沪籍代表拒绝参会，理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竟然继续秉持一党专政，对参会人员“限制讨论范围”，显示其毫无诚意。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在庐山召开“国是谈话会”，这一次蒋介石终于下了全面抗战的决心，他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邀与会的王云五深受鼓舞，提前下山部署商务印书馆的战时应急措施。事实上，“出席这次谈话会的人，后来便构成国民参政会的中坚”。

1938年4月，王云五当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意味着，他一只脚已踏入政坛了。

二

王云五是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作为文化界的代表，而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

纵观王云五数十年政坛沉浮，无论是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国民大会，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无党无派”或许是一个关键词。

王云五从政的基础是无党无派，他也从来都以无党无派相标榜。他的逻辑是：因为无党无派，所以可以本着良心，不偏不倚，居中斡旋；因为无党无派，就可以无所顾忌，畅言无阻。无党无派的身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政坛良机，也一再赢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任。可是，他真的是“无党无派”吗？

事实上，王云五早在民国初年（1912年9月）就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并曾有一段时间为国民党设在北京的机关报《民主报》撰写社论。这个时间点，距离中国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成立（1912年8月25日）仅仅一个月左右。如此算来，王云五的国民党党籍，何其资深！

1913年11月，已经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随后，在蔡锷等人在北京策划反对帝制的讨袁运动前后，王云五与相关的国民党代表有“极密切的联系”。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重组国民党，并公布规约。但在军阀割据统治的中国，国民党并无合法地位。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因上海在军阀统治下，国民党未能公开活动，我借着商务印书馆的掩护，时为各地国民党员尽秘密联系之责”。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随之在全国开展公开登记国民党党籍。据说，朱经农在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办理登记时，“受到主办人员之挖苦，先生（指王云五）闻悉此事，遂放弃登记。自此，先生成为无党无派人士”。

已经功成名就的王云五，不愿恢复国民党党籍，而是选择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文化名流，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害怕别人挖苦，应该是他打过算盘，“盘算”过一番的。

这时的王云五，已在商务印书馆站稳脚跟。由于主持编译所工作，王云五交游甚广，社会影响力渐著。而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在当时来说最为市场化的工商企业，历来的宗旨就是保持政治中立。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主将，遵循这样的宗旨，融入这样的企业文化，是王云五的必然选择。

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叶，各种势力角逐，政治局面纷乱。王云五作为一个商人，管理着一个思想多元、背景复杂，同时还交织着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的近两百人的编译所团队，相对的“超然”姿态无疑也是最优选择。在“五卅”运动中，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等人，一方面对运动表示同情，以个人名义各捐款100元支持郑振铎等人创办《公理日报》；一方面又不让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承印《公理日报》，明显地要划清界限，就是这样的“政治中立”策略。

王云五当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后，其面临的出版环境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严密管控。在接连遭遇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商务职工强烈抵制科学管理法的内忧外患之下，王云五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显然，无党无派的身份对他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商务印书馆经营上的巨大成功，及其所发挥的巨大文化教育作用，一方面为王云五赢得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的声望，为他积聚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膨胀了王云五的政治野心。

当然，他是断然忘不了他曾经的国民党员身份的。

他投身政治，既是为了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也是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事后来看，王云五秉持“政治中立”，只是他经营商务印书馆的策略而已，与他人生的各种精巧策略并无两样。他在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的表现，社会贤达是幌子，“不偏不倚”是标榜，“以无党之身为党相助”才是其真意！这样，王云五便实践了他“虽因未重新登记而丧失党籍，仍将永为党的友人”的诺言。有人借用李健吾的一个剧作“一个未登记的同志”来戏称王云五，可谓精妙之极！

三

国民参政会是为抗战服务的民意机构，由各方民意代表组成，但又不像国会那样拥有立法权。其职责由国民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王云五将其总结为：“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参政员通过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组织，讨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中共方面有毛泽东、董必武等7人参加。

在200人组成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商务印书馆新旧同人参加者计有杨端六、陈辉德、陶希圣、周览、任鸿隽、李圣五、颜任元和王云五，共8个人，足显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的文化重镇地位。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当选参政员须符合“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作为基本条件。因此，当选参政员，不仅意味着政治参与，同时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当选参政员之后，王云五表明心迹说：“国家到了这个严重时期，全国人的智能资力和生命，都有随时受国家征发的义务。我这次被选任参政员，正如一个壮丁被征入伍。新入伍的壮丁只能说：‘我当努力尽职。’”

当选参政员，是王云五以社会贤达作为民意代表参政议政的起点。之后，他不仅在整个抗战时期连续四届当选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其民意代表身份又延续至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着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并以“国大代表”身份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历次“国民大会”会议中担任重要角色，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民大会”无疾而终，前后历时三十多年。这一点，在中国现代史上并不多见。

1942年10月，王云五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上当选为25位驻会委员之一。驻会委员在闭会期间，也经常开会讨论有关事项，因而比之一般的参政员地位更为重要。1945年7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大会上，王云五当选为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在国民参政会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对于如何“努力尽职”，王云五给自己确定了三条要求：“其一，对于各种议案或提案，必须详加思考然后发言或提出，勿徒为个人出风头的议论。其二，对于任何建议或主张，必须谋有益于国计民生。其三，对于他人或他方面的议论或措施，纵加批评或反对，必须持尊重的态度，俾藉此达到团结，不要因此会转致分裂。”

抗战胜利后，国民参政会完成历史使命，社会各界期待国共消除分歧，建立联合政府，完成统一建国的历史重任。国民参政会遂过渡为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31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38名代表由五方面人员组成，分别为：国民党8人，中共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社会贤达9人。38人中，22人为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王云五以社会贤达当选。

很可惜，由于国民党蓄意挑起内战，政治协商会议无疾而终。中共与民盟坚决地退出了国民党玩弄的政治“民主秀”。国民党唱主角的国民大会粉墨登场。

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召开。王云五当选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公布，12月25日施行。宪法正式施行之后，国民党政府名义上就由训政过渡到宪政了。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1947年3月，国民大会一届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是行宪后的第一次会议，王云五再次被选入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选出了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由于1949年在大陆的军事失败，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国流亡，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其“正统”地位，接连召开了“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三次、四次会议。会议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除了叫嚣反攻大陆，就是千方百计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开路和抬轿。王云五在“国民大会”上可谓出尽风头，数次主持仪式宣读蒋介石当选“总统”，向其递送当选证书；媒体不断吹捧他是国民大会的“国大之宝”“最佳主席”“风度最佳代表”，一时风头无两。在196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他甚至放出豪言说：“这次大会是在台湾举行的最后一次国民大会，六年后的会议，一定要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召开，以共商重建国家的大计。”不能不说是被各种赞誉冲昏了头脑。

“国民大会”名为台湾当局的最高权力机关，实已沦为蒋介石大搞独裁的玩物，直到国民党结束威权统治，“国民大会”也还停留在“一届”。永不落幕的一届N次会议，除了选出蒋介石连任“总统”，并没有做任何其他有实质意义的事。王云五熟读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可是，在“国民大会”这样一个号称“民主”的政治平台上，他却甘当国民党威权政治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吹鼓手。

王云五的参政议政经历，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到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由一般参政员到驻会委员，再到当选主席团成员；抗战胜利之后，从国民参政会到政治协商会议，再到国民大会，由一届一次，到一届若干次；即使入阁为官，也不曾间断其社会贤达和民意代表的身份。这期间，国民党的“民主秀”一再上演，王云五也一再乐此不疲地配合演出，对于一个熟读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政治学者，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四

王云五“无党无派”既然是个假身份，在蒋介石的恩宠和国民党高官的利诱之下，其反共立场也就成了必然。

王云五时常标榜：“我是一个无党派之人，而且不以参政为目的而参政；因此，我的立场向来是不偏不倚的。”然而，只要涉及与中共有关的提案，以及处理与中共参政员的关系，他马上改变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其“暗助国民党”的表现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点，甚至连具有国民党党籍的参政员都自叹不如。

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上，王云五交了一个提案，要求“战争期内严格禁止资方关厂、劳方罢工或怠工”。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对资方、劳方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实际上包藏着以“战时特殊”的名义消除“工潮”隐患的祸心。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王明）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只以禁止资方关厂，作为禁止劳方罢工怠工的交换条件，实际上可以被一切不关厂而继续工作的资方利用，作为对劳方无限制的剥削压迫的借口，结果徒增劳资纠纷，而违反战时生产的目的。”

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两个月前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重大损失，中共决定要借参政会这个平台与国民党进行抗争。中共参政员提出若干参会条件，限期要求国民党政府答复，否则拒绝出席会议。王云五先是在会上表示：“本会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在获悉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之后，动议并连署其他几十名参政员，临时向会议提交提案。提案内容，一是重申“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条件，以为本会造成不良之先例”。二是提出“一切问题，除有关军令军纪者外，在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当无不可提付本会讨论，并依本会决议，以促政府之实行”。在皖南事变这样事关国共两党核心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无党无派的王云五为国民党充当马前卒的意图显露无遗。

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王云五仍然在国共关系上大做文章，竭力为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辩护。会前王云五即致函大会主席团，请求将国民党与中共正在进行的商谈情况向大会报告。大会开幕之后，由林祖涵（伯渠）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分别做两党关于政治军事问题商谈的报告。王云五做了即席发言，认为中共要求的政权公开，国民政府已在着手宪政的筹备，抗战胜利之后必会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要求的军令统一，是中共承诺过的，也是抗战胜利所必需的；两党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只要双方有诚意，本着精诚团结的精神和抗战建国的愿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梳理王云五参加的历届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我们发现，只要涉及中共问题，王云五必定积极发言，表面两边“劝架”，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多站在国民党方面说话，与国民党主张“暗合”，因此深得蒋介石赏识。国民党视他在参政会的作用为“国民党的‘前哨’”，他则自诩是“首先与共产党籍参政员冲突之第一人”。

王云五的表现得到了极好的回报。他在国民参政会由一般参政员，到驻会委员，再到主席团成员，步步高升。1942年5月，国民党聘王云五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文化事业设计委员会委员。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以4名参政员（王世杰、胡霖、杭立武和王云五）及立法委员温源宁、秘书李维果共6人组成访英团，对英国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提出决议，由冷御秋、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位参政员组成延安访问团。王云五被选入延安访问团，在国民党方面，或是对他在历届参政会上在中共问题上多有表现的“奖赏”；对于王云五个人，则似乎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按他一贯“好奇”与好研究的个性，赴延安访问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一定不会放过的；何况，这是参政会派的任务，责无旁贷，他作为连任多届的元老级参政员、驻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怎能不去？

可是，以他多年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国共的矛盾与冲突很难消除。此时的中共，已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虽然各界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建国抱有期待，但从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来看，情形不容乐观。在这个时候去延安，是福是祸，可不好说。

经过反复考虑，王云五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了代表团。对于为何退出，晚年王云五有一段追述：“当时不便反对，事后详加考虑，一经前往，难免不被作为宣传之对象，尤以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我若前往，处境更属微妙，因临时托病不去，此为我生平托病极少次数中之一次。”

这里所谓“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指的是茅盾、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等王云五在编译所的旧部属。国民参政会要王云五参团去延安访问，当时考量的可能正是这一层关系，而王云五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考虑，偏偏要避这个讳。

几年前，王云五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议横加指责，这一次他自己却公然托病拒绝履行国民参政会指派的任务。显然，他已考虑周全，准备完全倒向国民党，加入“党国”事业了。

王云五决定不去延安，但一直秘而不宣。1945年6月2日，延安访问团7位成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力促中共继续和谈。从联名情况看，延安访问团成员已做出较大调整，人数由5人增加至7人，抽掉了胡霖、陶孟和，增加了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而王云五仍在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访问团早日赴延安，共商和谈大计。

参政会延安访问团于1945年7月2—5日访问了延安。由于王云五托病临时退出，访问团再变为6名成员，上年9月参政会确定的名单中只剩冷御秋和傅斯年两人。

据《申报》报道，延安访问团“备受共党热烈款待。该代表团此行，……希望共党于七月七日在渝所举行之参政会时派员出席，结果以主张相左，不能妥协，故各代表此行可谓毫无收获”。

不过，后来的历史演进表明，这是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访问活动，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与中共领导人几番长谈后，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中国历史王朝更替，治乱兴衰，“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中共有可能跳出这种“历史周期律”吗？毛泽东气势磅礴地回答：能，只要我们实现民主，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我们就能。

王云五有意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考察，他把赌注完全押在了国民党身上，决心与国民党共存亡。

1945年7月7日，王云五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7位主席团成员中，只有王云五是首次当选，其余6人均为上届连任。中共的8名参政员集体缺席了这一届参政会。国共的分野愈为分明。而王云五的“忠诚”，则再次在政治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由参政议政而入阁为官，由唱唱配角到出演主角，王云五走向政坛的聚光灯下，只是时间问题了。

五

事实上，在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蒋介石就多次表示要把王云五“罗致于政府之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表示要扩大政府组织，对党外人士开放大门，就此还专门召见了王云五，称他是“最适于首先加入（国民政府）之人”。

1946年5月，王云五被钦点入阁，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无党派人士入阁的，除了王云五，还有交通部长俞大维。报界评论，这是“国民党秉政以来破天荒之举，其意盖在扩大政府，俾能容纳干才”。

王云五以一个自学成才的商界名流跻身一向讲究学历和出身的政府高官行列；以无党无派的在野之身出任一向以“党国”相标榜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国民党而言，在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的民主呼声日渐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巩固统治，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对蒋介石来说，王云五几次重要关头的“出色”表现，足以表明其对“党国”和对他本人的忠诚。以扩大政府基础、吸收“党外”人士加入政府为名，邀请王云五入阁，一方面奖赏王云五的“忠诚”，一方面做政治民主的“秀”，可收一举两得之功效，何乐而不为？

然而，王云五在经济部只做了大半年，就已深感力不从心。1947年3月，行政院长宋子文挂冠而去，王云五随之辞职。对于这段经历，王云五总结：“由于环境关系，虽已尽心尽力，毕竟无何成就。”

194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发布，纲领由四方面的代表共同签署。代表国民党签署的是蒋介石，代表民社党签署的是张君劢，代表青年党签署的是曾琦，代表无党派方面签署的是莫德惠和王云五。国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王云五成为23位国府委员之一。4月23日，国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宣布行政院改组后组成人员和部会首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院长，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

以国府委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俨然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核心。

1948年5月，由于无力解决行将崩溃的国统区经济形势，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总辞职，张群内阁无疾而终。蒋介石指示无党派人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王云五改任财政部部长。

翁文灏本来就是一介书生，碍于蒋介石的情面，出来组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难有作为的内阁。以王云五的精明，当然也不想在这个非常时期接手财政部这样一个烫手山芋。

为了打消王云五的疑虑，蒋介石亲自召见王云五，“力言财部一席迟迟未决，实因责任最重，人选最难。欲得其人，非以公忠干练及与财阀无任何关系者不可”。国民党党内，以资历、才干，当然不乏财长人选，但“与财阀无任何关系者”则并不好找。几方兼顾，王云五确乎是这个时候的最佳人选！而蒋介石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求财政部长人选要“与财阀无任何关系者”，是因为国家财政已到了非进行币制改革不可的地步，而实行币改，则必然会触动财阀的既得利益。

蒋介石的劝说，加上币制改革这样的重任，似乎激发了王云五的斗志。“我对财政部长之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的憧憬。”

1948年5月，王云五就任财政部长，其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币制改革，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统区经济。

由于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飞速上涨的货币（法币）随时可能崩溃，如不尽快进行币制改革，将带来整个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崩盘。这是王云五担任财长的主要任务，也是蒋介石寄希望于王云五要完成的使命！

鉴于币制改革的紧迫性，王云五上任才一个多月，就在7月7日草拟了一个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以下简称“原案”）。其主要内容：一是实行金本位制，并于最短期内发行金圆券；二是金圆券与美元联系，兑换比率为1:0.33元；三是金圆券发行后，所有法币、东北流通券及台币于三个月内全部由金圆券收兑，金圆券兑法币比率为1:120万元；四是黄金、外币收归国有，限期收购；五是发行金圆券限额9亿元；六是配套进行相关财政经济、外汇管理、公务员薪资、所得税等等改革同步进行。以后数次修改及最后出台方案均为在此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

蒋介石指示，由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和王云五共6人，在“原案”基础上，草拟实施办法。因涉及外汇管理和有关法律问题颇多，又加入外交部长王世杰，成立币改七人小组，直接向蒋介石报告。

原拟定于8月15日发行金圆券，但因涉及面广，尤其程序上非经实际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不可。几经周折，未能按原定时间颁行新币。8月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币改方案，当天晚上以总统令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由行政院授权，交中央社全文播发。8月20日，金圆券面世。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王云五关于币制改革的谈话同时公开发表，他说，币改“系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从事于财政经济之重大改革”。币改的主旨是“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

然而，从草拟“原案”到正式发行金圆券，才过去一个多月时间，法币急剧贬值，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雪上加霜的是，中央银行所掌控的美元储备，远不如原来预想的那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对“原案”做了以下几个重大改变：一是金圆券发行后保留台币，只限期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二是金圆券与法币比率为1:300万元；三是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20亿元；四是金圆券兑美元的比率为1:0.25。保留台币一是为国民党迁台做准备，二是台湾由日治移接，经济体系相对独立，又属岛屿，易于管理。法币大幅贬值，挂钩的美元储备却大幅减少，当然导致金圆券发行额度的大幅攀升和金圆券兑美元汇率的大幅贬值。短短时间，币改方案调整幅度如此巨大，可能是王云五所始料未及的。

币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从《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所包括的四个配套“办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而最关键的是“必须与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三者密切配合”。为此，由行政院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会由俞鸿钧、王世杰、陈启天、蒋经国、严家淦和王云五6人组成。由该会在沪津穗汉等重要都市设经济管制督导员。督导员由国民党大员亲自担任。上海以央行行长俞鸿钧兼督导员，蒋经国协同督导。天津以张厉生为督导员，广州以宋子文为督导员。

8月下旬，上海《大公报》揭露有人在币改之前得到消息，在上海大量抛售股票获利。经查明，竟是长期追随王云五（从商务印书馆到经济部，再到财政部）的主任秘书徐百齐，以及由他引荐的秘书陶启明泄露币改机密。陶徐案发，一时掀起轩然大波。“舆论界一致攻击，立法院提出质词，监察院也提出了纠举。”王云五陷入漩涡，狼狈不堪。

蒋介石不得不出手相助，在9月6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蒋介石说：“这次币制改革，我们最足自慰的就是行政院长与财政及金融当局擘划周密，勇于负责。而且财政当局事先各种文稿，都是亲自抄缮，不致假手于部属，其精勤奉公，更为难得。不幸发布命令之前夕，关于停止交易所等营业的命令盖印，不得不经其秘书之手，因之泄露秘密。……这件事情，实已水落石出，对于财政部长毫无关系。我们不能以其用人不慎的微疵，而加以重大的责难，反来妨碍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

风波刚刚平息，王云五竟然出国去了！币制改革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关键时刻，王云五出国考察，自然引起舆论诸多猜测。

王云五是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银行第三届联合会议的。前两届会议分别于1946年在英国、1947年在美国召开，本届会议原定在中国举办，因中国正在打仗，临时改为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但中国仍作为主办国。大会主席循惯例由主办国的财政部长担任。王云五经与翁文灏商量并向蒋介石请示，认为仍有必要前往，这样才既不失中国作为主办国的面子，还可借此机会争取英美等国对中国币改的支持。尽管如此，王云五的几个知交，如王世杰、傅斯年均劝他这时不宜出国赴会，除非有把握争取到美国援助，且可确保美援用于币制改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9月27日至10月1日召开的会议，王云五竟然前后去了24天（9月18日至10月10日）！在美国，除了开会，王云五还在旧金山、纽约、檀香山逗留，到处演说，不亦乐乎，享受着会议主席的荣耀和华侨们的盛情。这期间，根据总统令相关办法，应该于9月底停止收兑金银却未停止，应该于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调整物价薪资及税收也毫无动作。随后，解放军攻占济南，直指南京。10月4日开始，抢购风潮在各大城市蔓延。

这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等到王云五回到国内，局势已然不可收拾。尽管事后看来，即使王云五提前回国，甚至放弃赴美参会，币改还是会有一样的结局。事实上，王云五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除了出尽风头之外，在最为关键的出访任务——向美国商借“稳定币值贷款”问题上，可以说颗粒无收。倒不是王云五不够努力，而是美国已对国民党政权失望透顶，准备放弃了！

对于币制改革的失败，王云五自己的总结是“一因未能照原案切实执行，再因军事突趋恶化，而最后挽救之策亦未能实现”。从实际情况看，军事恶化固然是直接的原因，因为无法控制国库支出，只有开动机器多印钞票；根本原因则是国民党统治已近瓦解，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哪里还有人负责去切实执行那些即使在平时也难以严格执行的措施？官员、财阀、资本家趁着时局的混乱、政府的失序和管制的漏洞，以币改为大发横财之良机，谁还顾得上那些平日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人民利益？

王云五的唯一收获是蒋介石对他的“优宠有加”。有好事者统计：自8月18日币改开始前一天起至8月底的不到半个月时间，王云五被蒋介石召见和径往晋谒的次数共计19次之多，这是任何亲信和大员都没有超过的纪录。“王贤达正被总统如此地宠信，以至连国民党内的许多‘中坚’分子也吃起醋来。”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辞职，他“有生以来第一艰苦的任务，得以解除”。王云五任财长仅仅半年，是第一个退出翁文灏内阁的阁员。财政部常务次长徐柏园继任财长职务。王云五黯然神伤，不久就一路南下，先到广州，再到香港，最后定居台湾。

六

币制改革的失败，从国家而言，加剧了国统区人民的痛苦，加速了国民党的溃败；从个人而言，王云五的大名“荣登”中共公布的第一批国民党甲级战犯名单（列第十五位），成为历史的罪人！

王云五出掌财政部，以临危受命开始，以币改失败告终。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王云五，无疑是人生的最大败笔。

定居台湾后，王云五不甘寂寞，在“国民大会”上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充当马前卒。1954年8月，王云五获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是他的老搭档莫德惠。

在“考试院”副院长任内，王云五对台湾的博士制度进行了改革，有人据此封赠他是台湾的“博士之父”。

1958年7月，王云五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与十年前他首任这一职务时的左支右绌不同，这时候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且院长由“副总统”陈诚兼任，实际上由他主持“行政院”日常工作。

这一次蒋介石寄希望于他的，是对台湾当局整个行政系统进行全面改革，以根除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各种官场弊端。

早在两年前的1955年春，王云五因屡受各机关邀请发表关于行政效率的演讲，又在科学管理上素有研究，半官方的实践研究院遂邀请王云五组织一个科学管理组，着手研究如何利用科学管理方法，改进行政效率。王云五在最后形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成立一个行政效率调查委员会（参照美国的胡佛委员会）；二是该委员会超然于五院之外，直接对“总统”负责。这份报告经蒋介石审阅后，指示“行政院”成立权责研讨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57年10月提出“中央行政改革建议案”，主要针对“中央”行政机关。

1957年9月，联合国第十二届大会在美国举行，蒋介石指派王云五和胡适“出席”联大会议。行前蒋介石向王云五面授机宜，要他在联大会议结束后继续留在美国，对胡佛委员会的行政改革计划及实施情况做专题调研。

在美国调研四个月后，王云五返台组织了一个三四十人的队伍，分为行政、国防、财政金融、经济、文教、预算、总务、公营企业、司法、考铨10个研究小组。各小组又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平均每月数十次会议详加讨论，向台湾当局提出包括14个方面的88条建议案（以下简称“88案”）。

蒋介石对王云五关于胡佛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和领衔调研之后提出的“88案”高度评价，认为“行政院”推进行政改革事关重大。他要王云五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重点衔接行政改革由政策建议到落实施行的进程。

行政改革的指导思想源于王云五曾在商务印书馆实施的科学管理法，与王云五在台湾政治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及研究方向一致，这使他在制订改革方案和推进改革过程中颇为顺利，行政改革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1962年，王云五在“行政院”设立“行政改革建议案检讨小组”，用一年时间，对“88案”逐案办理和实际施行的效果进行检查，并设计评分系统进行考核。以全部采行者得100分，大部采行者得75分，半数采行者得50分，局部采行者得25分，未采行者得0分，最后统计平均分为54.7分。与美国胡佛委员会之成绩相比，差异不大。

七

王云五从政，让人困惑的地方颇多。或许，以胡适、雷震这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参照系，将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王云五的政治真面目。

胡适不愿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所长一职，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商务印书馆奉行“政治中立”，而胡适热衷政治，崇尚自由，显然不愿意受这样的束缚；其二，编译所所长做的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

王云五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负累。虽然，进编译所之前，王云五已加入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起的“努力会”；然而，进编译所之后，他却从未参与“努力会”的实际活动。胡适要办《努力周报》倡言时政，王云五还力劝胡适不要办报，“免为梁任公之续”。1922年5月，《努力周报》正式创刊，第2号刊发《我们的政治主张》共有16人签名，多为“努力会”成员，王云五已不在列。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大部分时间都在欧美（1937年8月—1946年7月），但依然当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38年4月）和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3月），其间还有四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8—1942年）。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胡适与王云五同为主席团成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搞政治“民主秀”，蒋介石最想拉拢的，是在知识界和舆论场极有声望的胡适。蒋介石先后两次通过傅斯年（胡适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转达“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意思，又要外交部长王世杰专程北上，当面向胡适转达此意。胡适表示：“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蒋介石仍不死心，又是亲自写信，又是连续两次召见，一再表示，国府委员属于咨询性质，与参政员类似，只是虚衔，并非实职。在傅斯年等好友的一再劝阻下，胡适还是婉拒了蒋介石伸出的橄榄枝，转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拉拢胡适不成，退而求其次，这才向王云五抛出绣球。与胡适表现大相径庭的是，面对官场的诱惑，王云五显得极为迫不及待。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当初胡适不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才有王云五取而代之一样，胡适的婉拒，是推动王云五政坛上位的直接原因。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以时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参与者有王世杰、雷震、毛子水、傅斯年等。王云五名列《自由中国》社论委员会委员和常务编纂。《自由中国》的办刊宗旨，一是反共，二是反独裁。1950年，王云五联合著名报人成舍我，在香港创办《自由人》三日刊。“《自由人》本系超党派立场。只知民主、自由、反共，不知其他。”其骨干成员除王云五之外，还有程沧波，黄雪村、王新衡、楼桐孙、吴俊升、陈石孚、陶百川、雷震、阮毅成等人。《自由人》三日刊的办刊宗旨与《自由中国》大同小异。两刊成员互有交集，互为对方供稿。这是王云五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原本若即若离关系的最后交集。

雷震视胡适为自己的思想导师。胡适远赴美国之后，雷震接过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旗帜。他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因批评国民党独裁专制而不断遭到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持续打压。1960年，雷震被台湾当局判刑十年。

这段时间的王云五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早已与雷震划清了界线。他竭力为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和蒋介石连选连任“总统”做吹鼓手。他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国民党的“国大之宝”。

1958年底，拗不过台湾知识界的邀劝，胡适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虽然与台湾有了更多的接触，但胡适与王云五几乎没有什么来往。1959年6月4日，因启明书局沈志明夫妇翻印斯诺《长征二万五千里》一书被台湾当局拘禁一事，胡适致信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副院长王云五，信中说：“我也是追随两公制定宪法第八条的一个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在百忙之中，写成简单报告，提供两公注意。”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规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胡适信中提请陈诚、王云五注意宪法第八条，意在敦促台湾当局释放沈志明夫妇。

1970年，雷震刑期服满，国民党深恐其出来后重操旧业，除要求雷震自书承诺“出狱之后，不得有不利于政府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士往来”之外，还要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出面，签字担保后方允出狱。

雷震出狱后，曾起草《救亡图存献议》万言书，秘密送交蒋介石等五位国民党高层，“万言书”一如既往对当局进行严厉批评。不知何故，此“万言书”竟被主张“台独”的彭明敏获得，并在纽约所办刊物《台湾青年》全文发表。此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王云五怀疑是雷震故意泄露，遂于1975年4月5日向雷震送来“绝交信”。两位老人就此展开了一场笔墨官司。

显然，在政治信仰和政治主张上，胡适、雷震是一路人，他们不屈服不认同，更不会同流合污；王云五则不是同路人，他选择与狼共舞，并陶醉其中。王云五说他和胡适是“同学同工亦同志”。他们在政治上志不同而道不合，又何来“同志”之说？

八

1963年，76岁古稀之年的王云五自认“再留不值半文钱”，向蒋介石和“行政院”请辞，随即获准辞去所有公职，只保留了象征性的“总统府资政”虚衔。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好转，台湾当局深感被美国抛弃的恐惧，蒋介石提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以应对。这样的情绪也深深地影响了王云五。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加上政治局势严重恶化，使得王云五的最后时日颇为悲苦，曾有“处此世局，有心无力，与其偷生，曷若早逝”之慨。

1976年11月，卡特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王云五在半年时间内连续发表《贺卡特先生就总统职并贡谠言》《致美国总统卡特的一封公开信》《读美国卡特总统就职演词感言》《卡特先生失言矣》4篇文章，由开始时寄予厚望，到后来满怀怨言。老迈的王云五，就连“强自庄敬，处惊不变”（台湾人民讽刺蒋介石的话）都无法做到了。

算上早年的公务生涯和晚年的宦海沉浮，王云五立足国民党官场数十年。纵观王云五的从政历史，看不出他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更多的是传统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心理在推动着他的从政之路。

学而优则仕。每一位中国文人都有一个“政治梦”，这是他们“入世”报国的最好方式，可是他们往往以失败告终。就在王云五因币制改革失败从财政部引咎辞职后的第三天，1948年11月13日，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时的旧同事、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殉道”自杀。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多年，乃感叹“政治生活实缈乎不足道”。与他相比，王云五少了些书生之气，多了一些官场市侩。

一直以来，都有王云五走向政坛是误入歧途的说法。“假如王云五不走入宦途，则其在中国文化界的贡献，将远比目前为大，而其在国际上的声誉，恐亦远比目前为高。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这都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损失。”他是错位从政吗？未必。政治虽然不是他的信仰追求，却是他的利益所在。尽管王云五一再声称他之从政并非为了个人利益，但从政带给他的利益又岂止是区区几个金钱所能衡量？他的人生“壮游”，又怎能缺少了政治这个重要环节？

在政治的名利场，王云五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大会”向蒋氏父子致送“总统”当选证书。1967年7月8日，王云五八十大寿时，蒋介石送来“弘文益寿”的贺匾。王云五去世后，蒋经国送来“耆勋亮节”挽额，并亲临祭奠仪式。

王云五没有意识到的是，蒋家王朝只当他是一个政治花瓶，他不过是国民党政治“民主秀”场里的一个点缀。

当政治的潮水退去，王云五留下历史名声的，还是四角号码检字法，还是《万有文库》，以及抗战时期他对复兴商务印书馆的艰苦努力和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