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醉心出版
王云五丰富多彩的人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从他编辑出版的《公民丛书》（1920年）算起，到他去世，除去大约10年的从政和教学时间，他都在出版业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即使1946—1964年他主要在政坛和教学岗位，也还有两三年时间创办和经营华国出版社。
在他众多的身份之中，出版家最为社会所公认。
一
王云五进入出版业时已经33岁了，但他具有成为出版家的一切必备的条件。
他有着同龄人罕有的人生阅历。在进入出版界之前，他做过教师，干过公职，任过报纸主笔，从上海到南京、北京，再回到上海；他经历了苦读谋生，也经历过宦海沉浮，当然也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出版业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人脉，显然有助于王云五在出版界打开局面，创出新局。
他早早地就与书结缘。买书、读书几乎占用了他全部的业余生活。他对读书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无法解释为何买办出身并且无缘进到正规学堂念书的他会如此喜爱读书。他广博的阅读造就了他“行走的百科全书”的绰号。
王云五从事出版业的第一份工作是策划出版一套《公民丛书》。他广博的阅读和良好的人脉关系使他很快，也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一个好的编辑，不一定是专家，却必须具有杂学；一个好的出版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一点，王云五有着切身的体会，也是解读王云五编辑出版思想的一把钥匙。
王云五从小喜欢算术，尤其精于算盘。与此暗合的是，他属于那种精于计算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
如果说，具有杂学是一个好编辑的基础；那么，精于计算，则是经营出版的一个前提。再好的编辑，如果不会算账，永远不可能成为出版家。因为出版家，一定是经营的好手，管理的能手；在现代出版业，要成为出版家，首先要成为企业家。
二
王云五进入出版界属于无心插柳，而到商务印书馆任职更是完全出于偶然。
1917年秋，王云五在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的肥缺任上，因为涉嫌贪污，受到舆论攻击和官场排挤，干脆辞职，过起了读书写作的寓公生活。1919年，他翻译了一本《物理与政治》的著作，在联系出版时，公民书局的老板要他以这部译作为基础，扩编一套《公民丛书》。
在《公民丛书》交付出版之后，王云五却意外接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邀约。
原来，当北京大学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风潮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却显得相当之平静，这使主持商务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深感压力和不安。张元济思想敏锐，自1902年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以来，锐意变革，使商务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大变局中始终立于时代潮流之前，成为商务的灵魂人物。为谋求变革，他希望聘请名满天下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到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的工作；可是胡适并不想离开北京大学，也不想接手一项困身的事务性工作，于是推荐王云五以自代。
王云五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期的英文老师，更重要的是，在胡适生活困顿不济之时，王云五帮助过他，在青春期的迷芒中指点过他。胡适投桃报李，在向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高层推荐王云五时，对其道德文章极尽赞美之辞：
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胡适对王云五评价如此之高，倒颇出乎张元济意料。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王云五何许人也。不过也不能说张元济是完全听信胡适的推荐，而没有自己的判断。
王云五虽然在出版业无甚资历，但他做过老师，写过社论，干过秘书，做过官员，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处处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办事能力。或许是出版家的直觉，再加上胡适的力荐，使得张元济确信，王云五正是此时此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需要的人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之位并非空缺，已经主持编译所工作多年的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贡献极大；可是高梦旦主动提出让贤，这样王云五才试用了三个多月，就正式接过所长职位，而高梦旦则退居编译所内的出版部部长职位，协助王云五工作。
这个现代版的“让贤”故事，让胡适大为感叹：
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三
王云五以无学历无学位无经验的上海滩“无名之辈”，进而主持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其“壮游”人生的开端。从此，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出版成为他矢志不渝的伟大事业。
编译所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决定着一家出版机构的出版方向和出书品质。编译所前三任所长分别是蔡元培、张元济和高梦旦。他们引领了商务印书馆持续二十年的快速发展。
王云五34岁进入商务印书馆，35岁出任编译所所长。在讲究出身、论资排辈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王云五的资历、才学颇受质疑，但他很快就以其博学多才站稳了脚跟，又以锐意进取的改革举措使老气横秋的编译所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王云五到任之后，对编译所进行了业务重组，并在管理体制、用人机制、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出书方向上，则进行了三个重大调整：一是由原来主要面向学校出书，转为面向学校与面向社会并举；二是大量出版通俗读物，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增加市场供应；三是开辟专门渠道，主要是为公共图书馆度身定做，策划馆配图书。这三个经营策略都大获成功。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品种、销量和利润，都增长迅猛。
最能体现王云五出书方向调整和编译所改革成果的，是《万有文库》的策划和出版。在编译所时期，王云五有一个“四百万”的绰号，“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他组织大规模人力物力编写中国版的百科全书，“万”即《万有文库》。
“文库”一词早在《宋史·艺文志》中就已出现，其意义与现代的图书馆相类。日本人借用“文库”一词，既有图书馆之义，如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也有“丛书”之义，如岩波文库。有意思的是，英文library也有图书馆和丛书的双重含义。早年涵芬楼即藏有英文版的everyman'slibrary（王云五译为《人人丛书》）。据王云五自己说，他以“文库”命名丛书，是受了欧美的影响，是从library的意义联想到古籍上的“文库”一词，加以借用而来，与日本并无关系。对此，他深以为豪：“我国把‘文库’作为‘丛书’的别名，我当然是最早的。”
《万有文库》初名《千种丛书》，其设想是将已出版的《百科小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以及农、工、商、医、算学、体育等各类小丛书，重新整合，分辑出版。后来考虑到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以千种为限，反而限制了自己，因此最终定名《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规划在十年之内出版三集，共5000种图书。第一集1929年以后陆续推出，共出版了1010种，2000册（有的一种一册，有的一种多册）；另有10册规模较大的参考书（附四角号码检字索引）；总字数达1.5亿字。
《万有文库》的第二集，由于商务印书馆遭遇“一·二八”劫难，延至1935年以后才陆续出版。第二集共700种，2000册，约1.9亿字；另有28册规模较大的参考书（附四角号码检字索引）。
《万有文库》两集合计卖出14000套，共2800多万册。
王云五对《万有文库》极为看重，第三集虽未做成，但即使在抗战期间物质极为贫乏，出版至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于1939年在抗战大后方香港出版了《万有文库简编》500种1200册。60年代他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后，第一个大的出版项目就是《万有文库荟要》。简编和荟要都是利用原有的品牌，根据新的形势，对《万有文库》旧书目重新整合，加以新的书目，重新包装后再推向市场，类似旧书的修订再版。1977年，他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全套《万有文库》。
20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是一个甲子之后中国出版界向出版先贤的致敬之作。
在六十多年的出版历程中，如此巨量规模的《万有文库》出版了五六种版本，印行了七八个印次，总销售达数千万册。《万有文库》装备了数千家图书馆，影响了海峡两岸几代出版人和读书人，对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至今余脉不断。这一切，对于任何一个出版人、任何一家出版机构，都是不易超越的一座大山。可以说，《万有文库》“创造了一个现代出版的文化奇迹”。
《万有文库》的出版规模、社会影响和文化贡献在中国至今无人超越，比之国际著名的《企鹅丛书》《岩波文库》等也毫不逊色。《万有文库》无疑是王云五出版生涯、文化活动的一个高峰。
《万有文库》充分体现了王云五的出版理念。
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也是一门生意。王云五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将出版事业的文化公益性与商业性结合得非常巧妙。他极为敏锐地看到了图书馆运动对于国家、民众的文化公益性，同时也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图书馆运动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商机。他策划《万有文库》的动机就是“以大量廉价优质图书供应社会”，其目的是要“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
他这样阐述《万有文库》的出版宗旨：
本文库之目的，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三四百元致之。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故由本文库而成立之小图书馆，只须以认识号码之一人管理之，已觉措置裕如，其节省管理之费不下十之七八。
“以大量廉价优质图书供应社会”要做到并不容易。除了必须在严控成本上下功夫，在管理上确保各个环节落到实处之外，还要在服务上真正为读者着想，并使读者可以切身感受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万有文库》价廉物美，除了定价低廉之外，更重要的是，每本书都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书脊印有类号，并按四角号码检字法附有内含书名、著者等信息的卡片，这样图书进了图书馆之后，管理员就省去了编目和制作卡片的功夫。图书馆不但在采购图书上节省了费用，而且还在管理上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现代出版业丛书的兴起，王云五不是开创者，却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人物。自王云五开始，丛书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潮流，每当出版高潮来临，丛书总是奔涌在潮头的浪花，引领着时代的出版浪潮。
四
1930年2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以张元济为董事长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之所以选择王云五这样一个“外人”，而不是商务创业元老的子弟夏小芳（夏瑞芳之子）、鲍庆林（鲍咸昌之子），应该主要还是看重王云五的办事能力。除了显而易见的编译所改革成果和出书业绩，王云五在处理工潮上所表现的务实和机智，使得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和管理高层对他刮目相看。
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罢工工潮，足以令研究者写出一部《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的学术专著。处理工潮，自然不是王云五的本职工作，不过商务印书馆高层对频繁的工潮束手无策，却将王云五推上了前台。或许他们认为，王云五在编译所改革敢于“碰硬”，又年轻有为、能说会道，而且编译所在工潮之中相对较为平静，因此，由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出面处理劳资冲突，员工更好接受，董事会也有更好的回旋余地。
1925年8月26日，正当商务印书馆内劳资双方谈判僵持不下之际，驻防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派出一名营长来到现场，要求资方出钱妥协，工人立即复工；同时宣布禁止罢工，如不执行，立即派兵抓人。“这时候，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拉住了营长，扑的跪在地下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二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这是当时在谈判现场的茅盾（当时名字是沈德鸿）的事后回忆。可见，王云五虽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但在面对谈判僵局和军人干涉的困境之时，善于变通，忍辱负重，其圆通和机智，不失为一种实用的应变之道。
王云五以编译所所长之职，处理工潮本非职责所在，在接到商务高层要他出面应对时，却勇于担责，而且处理过程体现出的果敢、决断的手腕和细致柔软的身段，给商务高层留下深刻印象。其时在《东方杂志》主持编辑工作的胡愈之，就认为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与其在处理工潮时的表现有直接关系。“当时工会组织了几次经济罢工，经理高翰卿（凤池）自感年老，对职工运动感到难办，可是很赏识王云五的‘才干’，认为王对付工人有一套办法，这样王云五就由编译所所长而兼任了总经理。”
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向王云五发出邀约之时，他已经离开商务印书馆转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任研究员”。王云五以他惯有的精明，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他要改合议制为总经理负责制，他不要做有名无实的总经理；二是他上任后的前半年要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
王云五提出的两个条件，其实都与工潮问题有关。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工潮频发，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太强势，这恰恰是资方管理太弱势的结果，最根本的就是总经理有职无权，造成工会坐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资方与工人不能实现利益上的共赢，根源在于管理方法太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实行科学管理。
王云五走马上任之后，随即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出国考察。他先后游历和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亚欧美九个经济发达国家，回国后写成《采行科学管理计划》，由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其用意，是借用科学管理方法，既缓解商务印书馆一贯紧张的劳资关系，又改革馆内日趋僵化的管理体制，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
不过事与愿违，由于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改革不但毫无进展，劳资关系反而急剧恶化，馆内同人和社会舆论纷纷指责王云五：“不独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也！不独三民主义之罪人，亦中国产业界之罪人也！”一时之间，王云五几乎四面楚歌。
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主要厂房和办公馆舍等被日军飞机炸毁，财产损失高达1600余万元。商务印书馆被迫宣布停业，所有职工全部解雇。
为赶在9月1日新学期开学前恢复营业，王云五重新启动了科学管理计划，对商务印书馆的人财物管理制度和各项工作流程进行了全面改革。
（一）强化总经理个人的权力
1932年7月20日公布的《总管理处暂行章程》第二条规定“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一切事务。经理二人辅助之”。自此，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决策机制，正式明确由总经理独任制代替总务处会议合议制。此外，王云五还兼任生产部部长和编审委员会主任。而生产部和编审委员会是商务印书馆组织架构改组后最核心的部门。
（二）重组经营管理架构
根据《总管理处组织暂行章程》（1932年7月）及《修改总管理处暂行章程条文》（1934年10月），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组织架构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与之前的架构相比，其重要的改变：一是将总务处改为总管理处，将原来的总务处和总馆各部门、各省分馆、各地分厂等所有商务系统的部门、职能全部归入总管理处，由总经理统管。二是撤销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研究所，而改设编审、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六部，六部的业务统由总管理处管辖。三是增设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和清理委员会，作为横向的协调部门。架构重组，在减少管理层级的同时，管理职能更趋扁平化，部门独立性明显减弱，而协调性显著加强，从而更有利于组织生产、加强协调、提高效率。
（三）人事制度改革
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实施科学管理计划出师不利，其直接的原因是触动了一部分职工的利益，而利益背后则是商务印书馆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宁可支付150余万元的巨额补偿款，也要坚持将全体职工先行解雇。在当时还处在战争期间，员工流离失所、生活困难之际，还要遭受失业之痛，因此激起强烈反对是预料之中的。胡愈之就认为，商务印书馆“虽遭损失，但马上恢复也是可以的”，当然更无必要解雇员工；王云五解雇员工是“趁火打劫，趁机把‘商务’的工会组织搞跨”。也有学者认为王云五此举“不可思议”，因为这笔赔付员工的巨款“如用于恢复业务，既可使许多职工免于解雇，也可使商务的复业计划尽快实现”。
但是王云五的盘算，却将此时视为他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解雇全体职工之后，可以按照业务需求重新进用员工，可以大量减少职工人数，可以极大改善员工的年龄、性别、学历等结构，可以建立全新的人事管理和薪酬分配制度。至于他厌恶的工会组织，虽不明说，肯定也是在他的改革计划之内的。这笔账，精于算计的王云五肯定是认真算过的。显然，王云五算的不是眼前支出的小账，而是商务印书馆复兴和未来发展的大账！王云五自嘲，他这是“以‘菩萨心肠’作‘魔王姿态’”。虽然更多是站在资方立场，却不无一定道理。当然，解雇全体职工这么重大的事项，王云五个人也是没有决定权的，这是由王云五提议，经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做出的决定。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做出先行解雇全体职工，等复兴后再争取返雇职工的决策，为王云五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进而推进科学管理法创造了良好条件。
王云五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设立人事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由跨部门和跨管理层级的七人组成，除主任和人事科长公开之外，其余委员均不公开。所有复业后新录用的职工，副科长及编译员以上均由总经理直接决定是否聘用，其他则提交人事委员会核议。改变原来各由有关主管人员自由录用的办法。二是建立回避制度。直系亲属只能录用一人，一方面可使更多家庭因复兴而受益，另一方面则可避免近亲繁殖，同时也可大量减少低学历的女职工。三是对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复职时须书面保证不再参加工潮。
为了顺利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王云五向董事会承诺，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过程中，优先录用遭解雇的原商务职工。商务印书馆原在上海的职工有3700余人，在复业三个月后雇用的1378人中，只有69人不是商务印书馆的旧职工。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商务印书馆的人员极为精干，结构更趋合理，为实施科学管理，大幅提高绩效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转变观念
王云五称之为“同人心理的改革”。王云五认为，过去商务印书馆对职工照顾不可谓不优厚，而工潮迭起，效率低下，原因是赏罚不分明，使能干者得不到应得的报酬，不能干者却得到超过其能力以外的报酬。因此才产生种种不平的怨气，心理发生扭曲，效率自然低下。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贯彻赏罚分明的观念，“同人心理”发生逆转，效率就能提高。
（五）管理制度改革
王云五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对组织架构调整的同时，总管理处及各部（处）、各委员会，都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定，内容涉及工作流程、工作职责、薪酬标准、待遇发放等等。“所有规则依据科学管理原则而订定”。重要制度计有：
1932年7月发布《总管理处暂行章程》《总管理处处理重要事务暂行规则》，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五部及编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清理委员会、秘书处等各部门的《暂行办事规则》。1933年4月发布《同人奖励金分配暂行章程》《总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分支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1934年10月发布新修订的《总管理处暂行章程》和《编审部暂行办事规则》。
王云五还对商务印书馆的“分红制”进行改革：“规定公司每年结账如有盈余，先提十分之一为公积金，及股息常年八厘外，其余平均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之半数作为股东红利，其他半数作为甲种特别公积；乙部之半数，作为同人奖励金，其他半数作为乙种特别公积。”甲种特别公积专为恢复原有股份之用，乙种特别公积供公益之用。这项改革使得原来的“公积”少了些福利色彩，而多了些激励的成分；同时也有利于商务印书馆加快复兴进程。
商务印书馆对各地分支馆向来管理松散，造成各地盈亏极不平衡。为此，1934年12月，商务发布《总分馆各别结算盈余办法》，充分授权，调动积极性。1936年2月，改订《商务印书馆分馆章程》，强调总馆对各分馆的统辖和协调。同年5月，商务发布《分派分馆特别奖励金比较标准暂行简则》，对盈余大的分馆除按常规进行分红之外，进行特别奖励。
“一·二八”事变之后，经过王云五的努力和实施科学管理改革，商务印书馆在遭受巨劫后不到半年就开工复业，一半以上职工陆续复工，“职工在心理上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很好”。以印刷为例，“现在机器设备不及从前六分之一，而印刷能力已较前增百分之六十，排字能力较前加倍。可为科学管理法之明证”。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进行科学管理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商务印书馆在全面抗日战争的十四年间，始终屹立不倒！出版品种、市场占有率均超过全国一半，创造了出版企业世界排名前五、亚洲第一的辉煌业绩。王云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商务印书馆“每次复兴，都是灵活地运用了‘工商管理’的方法才平安地度过了难关”。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实施科学管理法取得成功，是抗战期间文化界的轰动事件，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出版界和工商界。王云五在重庆大后方应邀演讲，邀请单位“指定以工商管理为题目的不下十次”，由演讲稿整理成书的《工商管理一瞥》，于194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普遍欢迎，三年间再版印行四次。
1944年7月，杨端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工商组织与管理》一书，专章介绍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创设的奖金制度，称赞这是“一套复杂而公平的奖励制度”。书中全文附录了制度文本《同人奖励金分配暂行章程》《同人普遍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总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
当代学人马伯煌在其主编的学术名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则对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创建的馆内职工人事“回避制度”予以高度评价。
五
王云五实施科学管理改革，使商务印书馆在全面抗战的十四年间（1931—1945年），三次遭劫，四度复兴：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停业，8月1日复业，是为第一次复兴；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商务印书馆被迫歇业，10月1日宣布恢复出版新书，是为第二次复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后，商务印书馆经营业务主要转到香港，是为第三次复兴；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之后，主要经营业务转到重庆，是为第四次复兴。
在四度复兴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王云五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成为他一生事业发展的巅峰，也是其人格中最具光彩的部分。
1930年6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艾朋发表访谈王云五（其时身在美国）的文章——《为苦难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其时中国军阀混战，而日本侵华野心日渐显露。王云五谈到，商务印书馆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正是苦难中国所需要的，出版家提供精神食粮，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其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子弹枪炮。这样的认识高度，成为王云五在全面抗战时期四度复兴商务印书馆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工场及纸栈房（出版用纸仓库）、书栈房、存版房，还有附属机构尚公小学，均先后被毁。房屋、机器、设备，及各类资料、图版、稿本、书籍、字画等各项损失，总计1633万元。
以上数字并未包括被焚毁的东方图书馆藏书。东方图书馆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图书馆，所藏各种图书、报刊等46万册。其中，中文图书268000册，日文图书28000册，西文图书46000册，中西杂志报章4万册；另有地图照片等数千张。仅善本书就有：经史子集四部各地本总计3745种，35083册，包括极为珍稀的宋版书129种；22省方志2641种，25682册，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为国内公私藏书所罕见；15世纪前印刷的西洋古籍，为王云五以总经理名义在外国考察时所搜购；一百多年连续出版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为远东唯一孤本。以上珍藏，价值不可估量。这批珍藏被焚毁，实为中华民族之痛！
日本人以商务印书馆为轰炸目标，彻底焚毁东方图书馆，意在毁灭中国文化，从精神上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巨痛之下，王云五充分认识到，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化重镇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的牺牲是很大的。我认为商务印书馆为能抵抗外侮的十九路军而牺牲，虽然损失极大，毕竟还算值得。……商务印书馆因此而牺牲，比之出千万部书以贡献教育文化，其效力尤大。”
在王云五看来，商务印书馆尽快复业，不仅仅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事，更不是他个人的事。商务印书馆关系着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因此绝不能让日本人破坏中国文化的阴谋得逞。他这样描述“一·二八”事变之后自己的心理变化：
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构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之血兴奋了，而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
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和租界内新设工厂，同时复业。“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高悬在发行所大楼外墙，“同人与顾客见者无不动容”。
为了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妄图毁灭中国文化的愤慨，表达中国人复兴文化的坚强意志，商务印书馆在重印书的版权页上加署“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又出版《复兴教科书》《复兴丛书》作为纪念。
10月6日，《东方杂志》复刊，王云五在复刊的《卷头语》上说：“我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再次表明他复兴商务印书馆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反击。
11月1日，王云五宣布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之外，日出新书一种。“出版‘每日新书’的意思是，叫社会上人士经常得到新鲜的食粮，扩大知识领域。”其后，各种新书陆续推出，新出版物品种逐年增加，1933年就超过了“一·二八”之前的水平，其后数年更是迭创新高。商务印书馆“‘一·二八’劫后复兴五年间之新出版物，种数约当‘一·二八’以前三十五年全部出版物百分之八十五”。每年新出版物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这一时期竟然成为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1949年前新书出版最为鼎盛的时期。
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国民党军奋起抵抗。商务印书馆位处淞沪会战的战区，再次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歇业。王云五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房子也在激战区内，全家被迫迁入公共租界威海卫路688号租住。
不过，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像出版界的其他同行一样，立即将职工解雇遣散，而是“一律暂给半薪，以维持生计”，继续留在租界工作及各地分馆厂人员，则“分别减折发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职工的生活。
8月26日，商务印书馆在报纸打出广告，将存书以“战时临时读物五十种”的名义，特价发售。10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布恢复出版新书，并且在报上刊登“启事”，向读者保证“每日暂出版新书一种”。《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儿童世界》《英语周刊》，以及《少年画报》《儿童画报》也在10—11月间复刊。
淞沪抗战时，国民党政府推出“救国捐”，稍后又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书业积极捐献，认购34万余元，总额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五，仅次于银行、钱庄、保险和棉布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各认购15万元，接近书业认购总额的九成。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相继在香港与重庆展开。但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董事会仍在上海，董事长张元济，经理夏小芳、李拔可、鲍庆林，发行所长曹冰严，以及相当一部分职员也留在上海。
1937年12月10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将总管理处暂迁长沙。然而，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内迁长沙终于未成，因为长沙很快也沦陷了。就这样，香港事实上成为了王云五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大本营。至于总管理处，名义上仍在上海，但人员星散（有的调往外地，有的避居乡下），留守人员上无总经理就近指挥，下无业务可以调度，因此，王云五认为，他在哪里，哪里就是总管理处。“自抗战以来，我把商务的总管理处，作为流动性质，随总经理之驻在地而定，另于主要地点分设总管理处办事处，分别统辖各该区的馆厂。”可以说，这是一种灵活的“战时出版体制”。
以香港为商务印书馆经营的大本营，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却是这个时期的最优选择。对商务印书馆而言，这样做，至少有几个好处：一是香港作为大后方、自由港，在战时物资极其缺乏的情形下，相对来说筹集各项物资较为容易，商务印书馆在这个时期能够基本保证正常出书，与此大有关联。二是由于战争，各地交通大都阻隔，图书发行极为困难，香港则海路和空中交通均还畅通，船运经广州湾（湛江）及其他未陷落敌手的沿海城市，可发往内地；经安南（越南）可发往西南三省。三是可以避免日本军方严酷的图书审查，大量抗战读物得以顺利出版。
坐镇香港的王云五就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处境下，艰难地进行着商务印书馆的复兴事业。对于这段时间的“苦”，王云五曾在致胡适的信中谈及：
我这两年的苦真非“一·二八”时所能比拟，那时候痛定便可复兴，这时期则一面破坏一面复兴，一面复兴又是一面破坏，加以疆土日缩，营业日艰，成本日重，运输日难，而生活困难程度日高，同人之欲望亦日大，而“八·一三”以来我的作风正和“一·二八”后相反，全体同人不使一人失所，全部事业不尝一日停顿，因此苦中加苦，不知从何说起。所幸身体尚能支持，“一·二八”后几年内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八·一三”两年内身体减重三十磅，精神上却还如常。
战时出版，物资匮乏、运输困难，比之平时，不知艰难几倍。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不断沦陷敌手。所需物资从何处来，所印图书如何送达，这些都成了大问题。“八·一三”之后，王云五预感到这些困难，因此在重庆、昆明、桂林、西安、赣县（江西）等地筹建印刷厂，目的在于分散印刷、降低风险。
为解决物资匮乏问题，商务印书馆驻港办事处和驻沪办事处分别成立节约委员会，着手各方面如何节约应对。
王云五专门针对出版用纸，提出实施“战时的节约版式”，解决纸张紧缺的问题。“战时版式”的原理是，“尽量减少空白地位，并增加行数字数”，通过这样一加一减，由过去每页排版500字，增加至1000字，可节约纸张一半。同时，又尽量减少印量，适当增加印次，“不使因多印而滞存过久”。这两项办法，使出版用纸可减少至原来的40%。从1938年6月开始，王云五通令所有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采行“战时版式”。王云五还大量采用四川出产的土制手工纸，以节省纸张及运输成本。
为了解决因交通阻隔而造成的发行及运输困难。王云五以“轻磅纸张”代替普通用纸。所谓“轻磅纸张”是矾纸，虽然重量比一般出版用纸轻一半，但过去只用于纸盒里层，裱糊于硬纸板之上，从未有人将其作为出版用纸。王云五经过反复尝试和不断改进，认为可行。这样，“可节省运量与运费过半，且价格亦较普通报纸（案指出版用纸）大廉”。
王云五还发明出一种航空纸型，以应对因陆路不通造成的印刷困难。过去，各地印书所用纸型，多走陆路交通，但随着陆路不断陷入敌手，纸型无法通达，只能考虑通过空邮。可是，香港空邮规定不收寄货物，而空管方面把纸型列为货物。由于空管方面未将稿件列为货物，王云五就想了办法，将“纸型”改造成“稿件”：原来“纸型”系以薄型纸多张连同硬纸板组合而成；改造之后，薄型纸张数尽量减少，所衬之硬纸板则尽量改薄减轻，“使其厚薄与较厚之稿纸相等”。这就是所谓“航空纸型”。为有备无患，王云五下令大量制备“航空纸型”，寄往重庆和赣县印刷厂。这一举措为抗战时期出版书籍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这一系列适应战争年代的各种体制、机制、人员调整，并克服种种困难，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1937—1941年）仍取得相当成绩，为保证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作出极大贡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王云五11月13日从香港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在往成都看望在那里读书的两个儿子之后，本已预订12月8日的返港机票。消息传来，香港已回不去，在港家人的安全因通讯中断也无从得知。“乃决定以全副精神应付艰危”，使商务印书馆第四度复兴。
复兴商务，首在财政。王云五可以运用的现款，只有原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的13万元法币。为顺利渡过财政危机，王云五实施了“生产营业与调剂货物的联合政策”（以下简称“联合政策”）。“联合政策”的核心是施行《商务印书馆分馆营业解款考成奖励办法》及“规定渝厂工作标准，并订定奖励办法”。前者针对各地分馆，后者针对重庆的印刷厂。在经过严密的工作计划，并制定严格的工作标准和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之后，各地回款加速，生产效率极大提升。
王云五的“联合政策”成效显著，重庆的商务印书馆业务“由艰苦的应变，而进至小康”，甚至成为“后方私人企业中财政状况最佳者”。“其工作效率经过全市的工作竞赛结果，名列最前。”
1942年3月1日起，商务印书馆恢复日出新书一种，意味着商务印书馆已经全面复兴。从此时至抗战胜利前，重庆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书和重印图书共1000多种，平均日出新书0.39种，虽然与“一·二八”之后复兴的上海时期和“八·一三”之后复兴的香港时期相比，在出版物的数量与印刷质量上无法相比，但在物资极其匮乏、运输条件极其艰苦、日军飞机不断空袭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已殊为不易。商务印书馆“较诸在后方已有良好基础之出版业，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质的方面，仍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始终占着出版界的领导地位”。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特殊地位，其在大后方重庆艰难而迅速地复兴，成为一件颇振奋人心的大事。“文化界与出版界殆无不赞扬商务复兴之速。”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的资产被大量损毁和掠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张元济、王云五带领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八·一三”和日军突袭香港的三次巨劫后，由上海而香港，由香港而重庆，四度复兴商务印书馆。在战争突临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商务印书馆表现出的英勇不屈，无愧于中国读书界的重镇和中国人精神象征的荣誉。
六
王云五从政之后，自然不再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但还保留着董事职位。
1948年底，王云五因币制改革失败辞去财政部长职务，黯然南下，避居广州。在他心灰意冷之际，接获张元济来函，称“与同人相酌，谓公此时已宜韬晦，不敢复以董事相溷”。从此，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联系彻底告终。随后，王云五辗转香港定居台湾，而商务印书馆则由上海迁到北京。
1950年前后，王云五在香港闲居无事，为维持生活，想创办出版社赚些钱贴补家用。蒋介石为了表示支持，赠给他15万元作为开办出版机构的资本。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王云五再通过出售字画又筹得五千美元，1949年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华国出版社注册地在台北市和平路一段180巷6号，在香港以“香港书店”对外营业。王云五在香港主持经营活动。为了表达对蒋介石“反共复国”的支持，王云五知恩图报，将华国出版社的出版方针确定为“以译印西文反共书籍为主”，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尽量保持政治中立形成鲜明对照。
华国出版社这样的出书定位，表明该社不可能在学术出版与文化贡献上传承商务印书馆的血脉。这样的定位，如果说，它在哪一点上体现了王云五的出版理念的话，那就是他对图书市场的准确把握。在这样一个读书人的乱世，什么书籍最受读者欢迎？一个初创的出版社出什么书可以赚钱并创立品牌？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读者对于政治读物，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具有浓厚的兴趣。相关的西文图书大量涌现，王云五选取“美英最新出版物”翻译出版，由于“彼时台湾出版业鲜能从事于此，让华国独占先着”。
仅在1950年，王云五就自己翻译了《在铁幕之后》、《工业心理学》、《波兰怎样变为苏联卫星国》、《现代武器与自由人》、《俄人眼中的俄国》、《史达林与狄托之交恶》（今译《斯大林与铁托》）、《莫斯科的使命》、《共产主义在中国》等西文图书，署笔名龙倦飞，在华国出版社出版。这些图书不但市场销售不错，在港的美国新闻处还大量采购，发给相关人员作为参考用书或当作宣传品散发。
华国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工具书和教科书。这曾是商务印书馆盈利最好的两类书，王云五试图复制其经验，可惜华国出版社既无资金实力，又乏人才支持，这两类属于资金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图书类别，王云五是有心无力了。据他自己说，工具书方面，他自己重编了一本《王云五综合词典》，教科书方面也只出了一部高中国文教科书，销路还行，也赚了一些钱。当时，有媒体称华国出版社为“第二商务印书馆”，原因可能在于此，但显然言过其实了。
华国出版社的经营并不理想，随着王云五由香港迁居台北并逐渐转入政坛，业务更趋萎缩。不过，华国出版社一直还在经营，直到王云五去世后不久才结业。
华国出版社的一大“功绩”是为王云五解决了生活困难；同时，因为集中出版了一批“反共译印书籍”，在无意中为研究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有学者研究发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最早的中文译本就是华国出版社在1950年5月出版的，译者王鹤仪（王云五的小女儿），列入《汉译今世名著菁华》第五十二种出版。
七
1963年底，从香港传出张元济已经作古的消息（事实上，早在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就去世了）。当时，王云五无官一身轻，正考虑退休以后是多做些研究和著述的工作，还是再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做些事。张元济去世的消息，促使王云五下了最后的决心：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
1948年初在台北开业的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最初只是商务印书馆三十多个海内外分支馆店中的一个，不料时局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孤悬海外的商务印书馆分支机构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由上海的总馆统一经营和管理。1950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改称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岛内独立经营。由总馆选派、从筹设分馆开始就担任经理的赵叔诚会计出身，对独立经营一家出版机构缺乏经验。台湾商务印书馆“来台以还，物力式微，出版事业，有如停顿”。王云五直指其原因在于赵叔诚之无所作为，“多年来经理人无所秉承，对于出版业务遂未能发展”。
在王云五看来，台湾商务印书馆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赚不到钱，更没有理由不能大规模出书，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图书。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图书消费市场广阔，而商务印书馆又是一块金字招牌，有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可现实情况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几乎没有什么盈利，股本增资完全由房产地价升值而来。为了应付中高层的高额薪水，所有馆屋地产皆已向银行抵押以获取贷款，同时还须收受同人与外人的存款，这些全要支付巨额利息。这些做法，完全违背商务印书馆尽可能不对外借贷的经营传统。台湾商务印书馆手捧金饭碗讨饭吃，一方面固然是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一方面也与经营管理不善有密切关系。经营困难，出书就少；出书愈少，经营更加困难；唯有薪水涨了上来，再也减不下去。这样恶性循环，根本难以为继。
对于四度复兴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来说，台湾商务印书馆眼前的困难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开出的药方是开源节流，首先必须将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高额薪酬减下来。他说，现在不减薪水就无法扩大生产，甚至无法维持营业；他承诺，一年以后，多年未发过的同人奖金因为盈余增加，定可发放，到时工资奖金合计，薪水一定有增无减。“从事于开源方面，以余对于编纂与出版之多年经验，何书可以畅销而获利，自信尚非他人所及。”经营上最节省成本、同时也最容易见效的办法，就是重印一些原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畅销书。当然，如何选用，又如何修订、重编、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读者的需求，这正是王云五作为一个大出版家的长项所在。
77岁的王云五每天如常到馆视事，周一必将上周营业和出书情况逐一汇总、分析，并安排一星期的工作。他实现了对员工的承诺，台湾商务印书馆在他任董事长的当年（1964年）就实现了盈余，员工分到了“同人奖金”，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在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半年时间，人们看到了他的拼搏精神，馆内同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改观。
1965年2月，王云五聘其在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任教时的学生徐有守为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后又聘其兼任经理。
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后，几乎全面复制了他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经验。在出版方向、出书品种和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处处都有显著的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影子。多数重大出版项目要么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项目的继续，要么是原来基础上的改造升级。至少在主观上，王云五强烈希望台湾商务印书馆可以传承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精神脉络。这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谨有序的科学管理。王云五要求每个星期周末之前，要将各种营业数据汇总，具体到每一个营业点、每一本书的销售情况，周一上午他必须看到。他每周必开周会，分析营业情况；每月必开月会，总结上月情况并部署下月工作重点。这些都是当年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惯例。
二是人人负责的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老板主义”。“老板主义”，是对公司“负绝对的责任”的态度，是勇于担当、绝不后退的精神。王云五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任职，“并未革除馆中一人，亦未携带一人。仅一一约谈各同人，而后因才器使，略事调动，使各得其当”。显然，如果不是“人人负责”的工作态度，仅靠王云五个人精神感召，也不可能那么快就实现超越式的发展。
三是贯彻“为读者提供大量优质和价廉的图书”的出版方针。王云五紧紧抓住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文化需求急剧上升，而出版物品种严重短缺的出版良机，大量出版优质价廉的图书。首先他大量重印了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旧书，以“台一版”“台二版”标注其版权排序；这些旧书内容并未过时，老一辈读者记忆犹新，又因为大多无须支付稿费或版税，出版成本低廉。其次，他继续以出版大型丛书、文库为主，几百上千种的大型出版项目比比皆是，这在经营上容易形成规模效应，降低边际成本，使单本书或成套书的定价大幅下降。
王云五到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后大部分年份出书都在上千种，最多的1965年达2896种。将他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后的八年半时间，与之前赵叔诚任经理的十七年半时间比较，出版新书品种相差竟达44倍！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时期，多次以“日出新书一种”为目标，这时已远远超过。
《人人文库》《新科学文库》《汉译世界名著》《古籍今注今译》《四库全书珍本》等一批大型重点出版工程相继推出，在台湾引起轰动。1965年6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创办《出版月刊》，表明其已位居台湾出版界的领导地位。1967年7月，《东方杂志》第五次复刊，标志着王云五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成功。
以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九年之后的1972年，与赵叔诚主持工作的最后一年1963年比较，十年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增长10倍，营业额增长9.34倍，利润（盈余数）增长36.28倍，每股红利增长8.39倍。
王云五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时已是77岁的古稀之年。晚年应该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却死死地守着台湾商务印书馆。他说自己“留美儿媳孙曾不下四十人，除一二人外各有宽大房舍。每岁莫不函牍纷来，表示迎养。徒以责任心重，视责任远过于家人。故宁在此吃苦，不肯畅叙大伦”。
他早已将台湾商务印书馆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1971年夏，一向身体硬朗、工作效率奇高的王云五开始患上心脏疾病，渐感言语和行动不便。台湾商务印书馆成为他最难以放下的一块心病：“云五衰病经年，医者力劝摆脱一切，或尚可苟延岁月。除商务书馆经云五主持数十年，四度挽回其命运，非俟得人接替，不便径行舍弃。”
祸不单行。1972年前后台湾纸价暴涨，公司各项成本暴增。经营陷入困难，连续出版多年的《人人文库》也被迫停刊。一些大型出版项目不得不暂停，几任总编辑先后提出辞职。种种情况，迫得王云五几乎独自苦撑，“不得已扶病逐日到馆主持应变工作”。他的身心疲累与病痛交加，真非常人所能忍受。很难想象，一个年届九十的衰病老人，需要多么强大的精神才能支持他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在王云五的努力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克服了重重困难，营业额、盈余和存款再次连年创出历史新高。其1976年的营业额为3856万元，盈余为810万元，银行定期存款截至年底高达1900万元。与曾经创出历史新高的1971—1972年相比，营业额增长63%，盈余增长38.5%。须知，这是在原来已经是发展高位的基础上，同时成本连年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在是一个奇迹！
王云五实现了自己对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承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经由我七十八年以来以辛勤与心血培植茁长的事业毁于一旦。”
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是王云五辉煌出版事业的收官之作。令人欣慰的是，在王云五于1979年去世后，其子王学哲、其孙王春申相继接棒，继续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海峡两岸的商务印书馆在阻隔三十多年之后，开启了合作共进的新篇章。
八
在王云五诸多身份之中，出版家最为世人所公认。不仅因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这家现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出版机构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密切关系，同时还在于他对出版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和论述。
王云五从未出版过一部专论出版的著作，其关于出版的论述散见于各类著作，许多论述今天读来仍深具启发。
他说：“我向来是主张三利主义的，认为一家公司办得好，不仅要使劳资两利，而且还使社会皆蒙其利。”“在商务做事，应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只是为自己吃饭。”
出版家、出版商和出版人，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源自同一个词：publisher；可是在中文语境下意义有所不同。许多人就认为王云五是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家。确实，王云五经营出版业，时时处处都在谈钱算账，我们甚至可用“精打细算”来形容他的经营风格。王云五提出“三利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说“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意思差不多。在他看来，出版业与一般行业的区别在于“对社会有所贡献”。如果经营出版无利可图，出版社无以自立，拿什么贡献社会？谁还会投资出版、投身出版？
他认为，做出版当然要赚钱，但赚钱不是首要目的，更不是唯一目的。民国时期，出版业鱼龙混杂，竞争异常激烈，确实有许多钻到钱眼里，为了赚钱什么书都敢出的人，糟蹋了“书商”“出版商”的名号。因此王云五强烈声明：“余从事出版事业，自认与他人专顾成本与盈余者，迥异。”
中外出版史的发展表明，那些眼中只看到钱，为了赚钱胡乱出书的所谓“书商”，是很难做好出版的；真正有眼光的出版人（出版家）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赚钱，但是赚钱的目的是出版好书，他们不会为了赚钱而坏了自己的名声。事实上，出版好书与赚取利润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眼中只盯着钱，是出不了好书的；而出版好书，赚钱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
与欧美日本相比，中国人读书少，中国的读书人少，王云五对此颇为自责。“我国人之不喜读书，固然教育界和一般社会都有其应负的责任，但是出版家不能多出良好的书籍，也不能辞其责。”出版业要发展，就要改变这种状况。如何改变？先从出版界自身做起。“必须我们同人能读书，才能希望人家读书。要是从事书业的人不肯读书，怎能希望他人读书呢？”“此外就要责备我们出版家没有用进攻的方法逼人家读书，没有用文化侵略的方法逼人去买书。……所以我们必须多做有效的宣传和推销。我们如能劝诱许多顾客买书和读书，那就无异从事民众教育的人指导一般民众读书，也等于办学校的人指导学生读书。”
王云五的出版经营理念简单而朴素。他说：“出版一部分可以赚钱的书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牺牲一部分利润，印行好的书籍，提高文化学术的水准。”“十本书有三四本书亏本还不算亏本，只要都是好书。”出版经营算的是总账，事实上无法指望每一本书都能赢利。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云五追求大规模出书，恰恰是使一部分书赚钱而弥补另外一些书的亏损。
“社会对于一个出版家的期望，一是供给许多优良的图书，二是供给相当廉价的图书。”因此，王云五很早就将“为读者提供大量优质和价廉的图书”作为自己的出版追求。其基本做法是大量推出各种丛书和大型文库。这些丛书、文库品种多、投资巨大，这也是王云五处处精打细算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大型的丛书、文库在经营上容易形成规模效应，降低边际成本，使单本书或成套书的定价大幅下降。
王云五还特别重视“杂书”的出版。所谓“杂书”是指“除教科书和大部的国学图书之外”的书，也就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这类书市场销量不大，也不易推销，一般出版机构多不愿意去做。他却认为：“惟有这类书才是我们应该多出的书，生意虽然不大，我们虽有牺牲，也还要努力多出，我们居中国出版界的领导地位，宁牺牲一时利益，开辟一条大路，不应该无意识地跟着人家走，并且这种牺牲一时虽不能就看出成效，但将来与社会、国家、文化各方面一定是有益处，而与我们的营业终究一定也有益处。”
王云五经营商务印书馆，大量出版“杂书”，出书品种增长迅猛，市场占有率超过全国一半。1935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一般图书的销量已超过教科书。意味着“宁牺牲一时利益，开辟一条大路”，在出版界是行得通的。
他认为衡量一个出版人是否做得好，应该看他出的书。“我认为一个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所谓“创造性出版物”，是指那些在内容上引领时代潮流的，在形式上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在市场上是创造了巨大价值的图书，是那些经过时间的检验，仍有再版和重印价值的图书。王云五表述的“创造性出版物”，与当代出版人追求的“标志性出版工程”何其相似乃尔！
他曾经总结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创造性出版物”，包括：《华英初阶》英文系列读本、《最新小学教科书》、《东方杂志》、《辞源》、《各科词典》、《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百科小丛书》、《各科小丛书》、《百科全书》（已成稿5000万字，书稿在“一·二八”事变中焚毁）、《四角号码检字法》（实指附有该检字法的各类工具书）、《学生国学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四库全书珍本》、《中国文化史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丛书集成》、《小学生文库》、《中学生文库》等。他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时期，也有许多这样的“创造性出版物”，如《人人文库》《各科研究小丛书》《国学基本丛书》《古籍今注今译》《新科学文库》《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
王云五认为，出版事业非常崇高。出版行业虽然不大，却能影响世道人心。出版业人数虽然不多，所推出的出版物却反映国家的实力、民族的信仰！
“出版品与文化关系最密切，它的存在与繁荣无不与文化息息相关。我们固不能说没有出版品，便没有文化；但谁也不能否认，文化的充分发展不能不有赖于出版品。因此，出版之起源愈早，即为文化发达愈早的明证；出版的产量愈多，即为文化发达愈高的表现；某类出版物的产量最多，亦即各该国家对某一方面的文化发达最高的象征。”
“我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在其财富，不在其武力，而在其出版物，因为出版物之多而精，足以表示各该国读书分子之多与学术水准之高。因此，一国的出版物实为衡量国力的准确尺度。”
他对图书市场的理解与众不同。他说：“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头等出版家，是创造市场；次等出版家才迎合市场。”《万有文库》借二三十年代图书馆运动的东风，顺势而上，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图书馆馆配市场，可以说是出版家“激动潮流”“创造市场“的经典之作。
王云五认为，出版事业关键在于人才，最重要的是优秀的编辑人才；多读书勤读书的编辑才是好编辑。他说：“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商务印书馆具有这样的传统，20世纪初，夏瑞芳引进张元济这样的“读书人”主持编译所工作，使商务实现了由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转型。张元济先后引进高梦旦、王云五主持编译所工作，使商务实现了由教育出版为主向教育出版与大众出版并重的转变，出书规模急剧扩大。台湾商务印书馆长期以来“无所秉承”，与主持工作的赵叔诚出身会计，对学术文化相对疏离有一定关系。王云五上任不久，鉴于自己年事已高，聘请其政治大学的学生徐有守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在徐有守因病离职之后，王云五又相继聘请周道济、杨树人、浦薛凤、马启华为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连续五任总编辑，皆为台湾学界有一定名望的博学之士。
王云五视学术图书出版为出版家的责任。学术著作由于印量少，销售难，很多出版机构不愿意做。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他主要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赚到的钱，来贴补学术图书出版。为了建立学术出版的长效机制，他在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以后，引入社会资本，创建基金会制度，用以资助学术著作出版。他先后担任嘉新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山基金会”）和孙哲生（孙科）先生学术基金会的董事长。三个基金会设立的主要目的均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其中就包括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如嘉新文化基金会设有优良著作奖；孙哲生先生学术基金会主要致力于资助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出版；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除资助、奖励优秀学术著作、文艺创作的作者和资助出版专题研究成果之外，另设专门机构编译委员会。此外，王云五还利用其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副主任委员、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之便”，利用这些机构的资金资助或赞助学术著作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