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云五哲学

王云五丰富多彩的人生，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各种传奇。人们不禁要问：他凭啥成功？他怎么能够做成这么多事？

1942年，王云五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做人做事及其他》一书，是他以自己人生经验为蓝本，关于做人做事的系列演讲合集。该书出版之后，一年多时间四次再版，畅销一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台湾又出版《对青年讲话》《论为人》等书。1964年，王云五的门生王东平从王云五各类著作中摘取其为人处世的一千五百余条语录，编为《岫庐语汇》。

从以上各书，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王云五成就人生传奇的密码。

一

王云五晚年喜欢做诗，诗中有两个关键词：“苦斗”与“壮游”。

王云五崇尚“苦斗”。他能由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资望、没有人脉的底层草根，成长为著名的出版家，并在政治、文化、教育、学术等多个领域取得成就，绝非偶然。“苦斗”是必修课，也成为他终其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个标签。他无数次的演讲、写作都有关于自己“苦斗”的经历，许多文章直接以“苦斗”为题。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幸而从小藉苦斗而养成之习惯，任何挫折，悉视同命运予我之试验，而以解决难题为无上之自我报酬。职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于消极，转因听之于天，与求其在我之两种观念，往往峰回路转，别入新境。

金耀基这样阐释王云五的“苦斗”精神：

王云五三个字最生动的意义是落在象征层次上的。王云五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长的故事。他的成功没有半点的侥幸，也不是纯靠天分，而是凭他的不服输、不肯认命的战斗性格，凭他的“牛马骆驼”苦干与坚毅的精神。

“壮游”则是王云五人生的一个写照。“壮游”一词多次出现在王云五不同时期所写的诗词当中。最早是写于1930年他首次出国考察：“壮游万里气如虹，历遍河山一藐躬。九国新猷供囊括，五洲奇迹叹神工。”王云五在政治、文化、教育、学术等多方面均有所经历并取得成就，每一个方面，在常人而言，都足以成就一个圆满的人生。这也正是所谓“奇人”王云五的传奇之所在。正如他晚年写的一首诗：“处世如壮游，胡为不劳生；壮游不易得，岂宜虚此行。”

如果说，“壮游”是梦想；那么，“苦斗”就是实现梦想的途径。苦斗与壮游，这是王云五“成功学”的基本逻辑，也是王云五励志故事经久不衰的核心元素。

二

王云五由“苦斗”而“壮游”的经历，是很好的励志故事。媒体和社会舆论将他塑造为偶像是迟早的事。

在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前，虽然从个人经历来说，王云五还算小有成就，但谈不上什么名望，因而当胡适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王云五时，以张元济和高梦旦的阅历和人脉，居然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经过编译所的锤炼，尤其是在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以此编写的字词工具书成为畅销书之后，王云五声望渐著。其依靠自修苦学而成为文化名人的故事，广泛传布。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舆论和各路媒体渐渐把王云五塑造成为青年人学习的偶像：“一个完全由自修而获得了学术上的成功，以坚毅刻苦的精神去应付一切困难，创造了个人艰苦生活史的出版业经营家王云五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一切是值得我们钦佩。同时，也是值得我辈青年模仿而自勉的。”

王云五之所以能够成为偶像，是因为他的成功并非来自学校教育，而是来自于他的自修。这对当时教育尚未普及，大多数人学校生活比较短暂，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上学机会的社会群体具有相当的冲击力。成功人士很多，但像王云五这样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而成为文化名人的，却严重稀缺。王云五以完全自学方式进入社会上层，是当时典型的草根逆袭故事。在大众传播兴起的早期阶段，公众需要这样的心灵鸡汤，媒体需要这样的典型。王云五成为偶像遂成必然。

三

王云五对于名利的追求，在低调的文化人中颇为少见。

王云五出身上海洋行买办，长期在商界奋战，深受商业文化的浸润，有着强烈的名利思想。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虽说一开始就宣布放弃专利申请及经济上的收益，但他要求所有应用者必须注明“采用王云五氏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字样。因此，所有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写的字典词典工具书，都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都标有“王云五发明”这五个字。

此外，商务印书馆的许多集体项目，如各种丛书和教科书，王云五都要挂名，什么主编、总编辑、总编纂、总纂述之类，不一而足。商务印书馆馆史专家汪家熔如此评价王云五：“在他掌握商务的实际活动以后，‘王云五主编’五个字是商务出版物封面和内封上的‘最常用字’。”

这样的做派，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低调作风，形成鲜明对照。据说商务印书馆内部称夏瑞芳为“老板”，张元济（字菊生）为“菊老”，对王云五当面称总经理，背后则直呼其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王云五主持或自己动手编著的工具书，为了表示自己拥有著作权，当然更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和进一步的社会影响，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书名里，如《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新词典》《王云五综合词典》《王云五小字汇》《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等。

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建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37号的办公大楼，作为董事长的王云五当仁不让，直接以“云五大楼”命名。他自己出资成立的奖学金和图书馆，也无一例外地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为庆祝王云五九十岁生日，铸造王云五的半身铜像，至今还陈列在云五图书馆的门厅。

王云五出名之后，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不遗余力地给自己树碑立传，对于有损个人形象的往事却绝口不提，比如他晚年与雷震打笔墨官司，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就只字未提。这种情况，越到晚年，越为变本加厉。

王云五自诩“爱国爱名不爱钱”，“爱书爱酒不爱钱”。他晚年“不爱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不缺钱了。

四

王云五曾概括出八条“走入成功之路”：其一，野蛮的身体；其二，文明的头脑；其三，敏捷的手足；其四，高尚的目标；其五，科学的处务；其六，法治的习惯；其七，积极的精神；其八，平正的思想。

“野蛮的身体”和“文明的头脑”这两条说的是做任何事，身体强壮，脑子好用是基础。如果反过来，变成“文明的身体”和“野蛮的头脑”，那就糟透了！

“野蛮的身体”是王云五创造的一个词，因为“要描写一个能够适应困难境地的身体，恐怕没有比这个名词更切合”。人生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身体“野蛮”（“坚强而能耐苦”）才能扛得住。

“所谓文明的头脑是指不仅能够继承，而且能够创造文化的头脑而言。……一个善于记忆而不能运用思考的头脑，还不能算是文明的头脑。”

王云五终其一生都在倡导和践行“野蛮的身体，文明的头脑”。他少年病弱，成人之后身体一直健壮如牛，保持旺盛的精力。他把读书与工作看作是头脑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认为头脑与身体一样，多动则灵，不用则怠，保持好奇心，不断求知，以进取精神跟上时代，何愁头脑不文明？

王云五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

他说：“任何人做事，首先要有一种精神。精神是什么？就是个人已经养成了的一种习惯。”精神是一种态度，有精神就是有态度。

精神有利于身体健康。“如果要长寿，在生活方面必须早睡早起，少吃多动；在精神方面则必须积极愉快。”

精神也有利于头脑健康。用脑虽然费神，然而“精神是越用越好的，刀是越磨越快的。”

他还说：“积极的精神是教人向上走，向前走。”“就是有进无退百折不回的精神。”

据徐有守回忆，在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那些特别困难的日子，已近耄耋之年的王云五总是挥舞手臂，大声说：“决不后退，决不屈服，永远向前！”

有了“积极的精神”，天分差点，能力不足，这些都不是问题。“无论怎样没能力的人，只要肯把全副精神应付一件事，多少总有一点成就。这可以说是一部王云五服务哲学的纲领。”

这种“积极的精神”与现代人提倡的“积极心理学”何其相似乃尔！

王云五还提倡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在中国古代，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在现代，是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尔的“方法论”，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他认为，科学与法治是西方近代以来领先于中国的两大支柱，同时也是中国人较为欠缺的两样东西，应该迎头赶上。

五

王云五崇尚“吃苦主义”。少年苦学，中年苦斗，是他的人生写照。人生是五味杂陈的，而苦最能刺激人的心志。“我常常认为苦具有刺激性，所谓苦其心，便是对于心志的不断刺激，使之奋发。我生平遭遇不少的挫折，在他人或不免灰心；我却视同苦其心志的一种机会，辄处以积极的态度。”

人生总有挫折，如何面对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课。

“其实挫折只是一种往往不可避免的试验，在善于应付挫折的人，挫折愈多，最后的成功也愈大。成功失败仅差一间，只是在遭遇挫折之时如何应付而已。”

“如果一遇着困难便作消极态度，则任何事，都不能有成。王先生便具有了这种特性。对于任何困难决不稍感消极，并且偏喜欢把困难的事件作为试验，以充分的兴趣，研究其解决方法。万一能解决，他便认为这是惟一的最优厚的报酬。”

本着“吃苦主义”精神，牛成为王云五励志教育的一个常用意象。

“牛不过吃了一些草，喝一点水，享用菲薄。但能为人耕田，给我们以续命汤的黄金万粟，能供人富有脂肪的牛油，能供人富有蛋白的牛乳，能供人富有维他命的牛肉，能供人可制各种器具的牛皮。对人类的贡献何等大啊！我真愿做一只牛，愿大家都做牛。”

“我的生活好像是一条牛。……牛是最能耐劳苦的。在耕田方面，一只牛的效力抵得上许多人；我也很有与它相似之处。通常一个人每日的工作，经过八九小时之后，不免感觉疲劳，而有休息的必要；并且一星期工作了六天之后，在星期日势必休息，或向另一方面活动。我则不仅每日工作至少十四五小时；而且星期日亦不休息。”

王云五的“吃苦主义”是古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现代版，所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凡是一个人，在少年时越苦越好。要养成吃苦的习惯，因为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没有苦就表现不出真的快乐。”

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后方，各方面条件异常艰苦。重庆是山城，拉黄包车的车夫是苦力中的苦力。王云五却从中悟出了“做人做事的成功之道”：“好像在重庆拉黄包车，走上坡路的时候，拼命用足气力向上拉；走下坡路的时候，尽量求其慢，把稳车杠，一步一步，不慌不忙。”

他还形象地用人力车夫比喻自己的工作。“我是一个人力车夫，不过坐在我的车子上的是‘文化’，我拉着‘文化’向前跑。在上坡的时候，我用尽全身的气力，拼命向上拉，因为上坡是不能停顿、犹豫，稍一松劲，车子便会向后倒退；而且坐在车上的，如果你一步一步，他会感到迂缓，气闷。在下坡的时候，正是相反，我就拼命的慢，一步一步稳住走；如果不稳，很容易翻车，而且下坡路，即使你脚步放重，它还是保持着相当的速度的。”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人生的顺境和逆境。顺境，有如拉车下坡，要的是稳住，绝不要得意忘形，因为一路下冲是很容易翻车的；逆境，有如拉车上坡，要的是咬牙坚持，绝不松懈，慢一些没关系，一旦气馁，则会前功尽弃。

六

20世纪30年代，王云五在研究和实施科学管理法中发现，中国的工商业在三五个人的小规模时容易成功，而“规模越大的公司，资金雄厚，设备愈全，人才也愈多，却往往不能获利，而且不乏亏损，甚至无法维持”。他解释这一现象，原因在于小商店或小工场的成败得失与老板关系最大，而大公司大工厂，主事的名义老板很多，真正负责的老板却少，“他们对于公司的业务便不如一位独资的老板对于他的小商店或小工场之关怀与负责”。

解决这一问题，王云五提出一个概念“老板主义”。“所谓老板主义，是指一个从业员纵然不是老板，却时时以老板自居，仿佛自认为老板一般。这样以老板自居之人，对于他所主管或办理的事，自然肯像真的老板一样关怀与负责。”

老板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主人翁态度，一种人人负责的精神。王云五说：“以前我认为做一种大事业最要紧的是要有‘组织’，现在我认为除了‘组织’之外，还要‘负责任’。我近来时常谈‘老板主义’。一个小小事业的主人，一定要对他的事业负绝对的责任，因为事业的失败就关系着他的命运。具有这种老板精神的，他的事业才会进展。”

“老板主义”，是对公司“负绝对的责任”的态度，是勇于担当、绝不后退的精神。王云五认为，张元济是“老板主义”的榜样，他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在精神上传承了张元济的“老板主义”。王云五说：“他（张元济）并不是大股东，可是他当总经理时，却以老板自居。他处处负责任做事。我承袭着他的作风来干总经理。如果说我办商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第一是‘科学管理’，第二是‘老板主义’。”

如何能够做到员工“以老板自居”？王云五的思考是用经济的动机与员工的信誉结合。前者是物质的激励，通过经济的方式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相联系；后者是精神的鼓励，员工的努力获得信誉上的回报，从而加倍努力地贡献于企业。这样的思考与现代管理科学是相吻合的。

七

王云五自小算盘打得精，做人做事处处精打细算。他将这种作风带到商务印书馆，也带到政坛。成名之后，人们戏称他是“走红的算盘”。

他最擅长“小数长算”。比如他在宣传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时宣称：“依该法检字，每人一生至少可节省工作时间三年。”乍听吓人一跳，原来他是这么算的：“若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去找字典，找一个字只需二分钟，有的只需几秒钟就够了。”而以前的检字法，每检一个字要数倍于这个时间。这么一算，即使每天节约不到一小时，每年节约也可达到十几天，一辈子不就可以节约几年了吗？

有人抱怨没时间读书、没钱买书。王云五说这都不是问题。“一天有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之外，还剩下八小时，这是很好的读书时间。就是打一个对折，也还有四小时，打一个七五折，也有六小时。学生一天要上几点钟的课呢？有时一天上六小时的课，最多的时候有八小时……但人家可以四年毕业，我不妨八年毕业。如果我每天能有六小时的读书时间，我的毕业期限也就可以减少一些。所以时间是不成问题的。不怕没有时间，只怕没有读书的志气。”至于买书的钱，他说可以想办法从衣服饭食和坐车三方面每月各省一块钱，“一块钱可以买三百面的一本书，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读四十八万字的书。……每个月可以省下三元钱买书，这样一年便可以读六百万字的书”。

王云五的精打细算，听起来颇为奇葩，细细去想，确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怎么合理利用。一个人能够做多少事，可以做成多少事，如何管理时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王云五一生做成了这么多的事，与此密切相关；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文化，与这样的精打细算，同样密切相关。

八

王云五曾说：“要评论一个人，应把握住他的中心；要看一个人的动向，必须观察他的朋友。”

王云五处处要强，在做人做事上颇有咄咄逼人的气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性过强，落落寡合”。这样的性格特点自带领袖气场，却往往陷入孤立，在形势不利之下，甚至遭遇群起围攻，王云五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业务转到香港发展时，都曾遭遇这类状况。

幸运的是，王云五有一批非常好的朋友。

王云五与胡适的友谊维系一生。1906年，王云五在上海中国公学做英文教员。其时，少年胡适从安徽乡下来到大上海，恰好就在中国公学。王云五就这样成了“那时候不大能说英国语”的少年胡适的英文老师。成名之后的胡适知恩图报，在1921年推荐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为王云五一生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王云五在编译所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胡适的启发。他拟定的《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大量吸收了胡适1921年暑假在商务印书馆考察调研的成果。王云五曾在致胡适的信函中表示：“自从你到过商务后，编译所改革的空气，就日渐酝酿。”

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后，大力推行科学管理法，却遭到馆内职工的强烈反对和社会各界的声讨。胡适致函安慰王云五并给他出主意：“今日见报纸所载，你竟成了‘社会之公敌’。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从王云五后来的改革实践看，他确实采纳了胡适教他的办法。

王云五与张元济的关系，过去由于受到两人各自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多将张元济描绘为献身文化的出版家，而将王云五描绘为唯利是图的出版商，认为他们在出版思想和经营理念上存在巨大差异，私人关系多有不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从1921年秋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试用，到1930年2月聘请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与王云五从相识到相知，从理解到信任。王云五说，1932年“一·二八”之后，“菊老知我益深，不仅在公务上无事不尊重余意，力为支持；即私交上亦无话不说，取代了梦旦先生对余之关系地位”。

张元济与王云五不但在工作上互通信息，互为助力，共同领导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时期渡过难关，而且在生活上嘘寒问暖，互相照应。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能够历尽各种劫难而不倒，两人之间的这种患难情谊和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二八”之后复兴商务印书馆最艰难的日子，张元济是王云五最坚强的后盾。王云五形容张元济“有一种伟大的指导力，仿佛是我的指南针一般。这指导力所代表的人格，时时给我以高尚的观感；这指导力所表现的远见，时时给我以可贵的箴规”。

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病逝。这一天，正是年长王云五20岁，他一生爱戴的师友张元济逝世20周年的日子。两代出版家不约而同地在这一个日子辞世，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

蔡元培可以说是王云五的第一个伯乐。民国初年王云五一封建言教育的私信触发了蔡元培的爱才之心。25岁的王云五由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钦点，到教育部任职。从此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王云五说：“蔡先生初时是我的长官，后来是与我往来最密的朋友，最后简直有如兄弟的关系。”

蔡元培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支持者，以他在教育界和知识界的地位，对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作用。蔡元培对商务印书馆的感情也同样倾注于小他20岁的王云五身上。对于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蔡元培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他在1936年9月13日高梦旦追悼会上说：“今馆务付托与王云五先生辈，主持得人，先生（指高梦旦）未竟之志，望吾后学者而继之。”

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元培一家避居香港，王云五对健康状况不好的蔡元培侍奉甚勤，两家人往来甚密。蔡元培突然发病，王云五亲自送到医院救治。蔡元培去世后，王云五对其家人多有照应。1943年，王云五在重庆筹划出版了《蔡孑民先生传略》。1968年，在蔡元培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蔡元培先生全集》以为纪念。

高梦旦是王云五生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他主动让贤，即使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也不可能这么快主持编译所工作；如果不是他为四角号码检字法解决附角问题，这项发明很可能半途而废；如果不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参谋”润滑，王云五也许会无比孤立，孤掌难鸣。

1936年7月，高梦旦猝然离世，令王云五悲痛万分，甚至一度萌生了离开商务印书馆的想法。他说：“假使近年我能够在任何方面有些贡献，高先生至少应居过半之功。高先生待我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

王云五与朱经农相识于中国公学，交好于民国初年的临时政府一起共事。朱经农先后介绍王云五到《民主报》和全国煤油矿事宜处任职。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将朱经农从北京大学调入，成为其最重要的工作助手。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转赴南京做官，向董事会建议总经理一职由朱经农接任。王云五形容他与朱经农相交四十余年，是“生死不渝之友谊”。

虽然，王云五自认蒋介石为“第一知己”，但在政界其实并无朋友，他的朋友圈主要集中在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王云五的知识分子朋友圈，虽然政治主张迥异，但大都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无论居官、论学，还是为人处世，多有好评。王云五在多方面有所成就，尤其是出版方面成就斐然，与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云五的个性外圆内方。如果说，他在管理事务方面更多地表现出“方”的一面；那么，在对待朋友方面，他更多地表现出“圆”的一面。这使他可以被多方所接纳，能够在政、学、商各界游刃自如。他一贯反共，但极少以意识形态在朋友圈画线，即使像张元济这样成了中共的座上宾，他也没什么非议之说；胡适再猛烈批评国民党，他也可以一面照做他的国民党高官，一面继续保持与胡适良好的私谊。

2018年是王云五先生诞辰130周年。台湾方面，王云五基金会要举办“王云五先生学术研讨会”和“王云五先生文物展”，似乎，王云五只是一个“文化名人”而已；大陆方面，去年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不过各界的关注点是张元济和夏瑞芳，是商务精神的传承，而王云五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显然，其背负的政治阴影还在影响着今人的认知。好在，本书只谈论作为“文化名人”的王云五。仅仅从文化的角度而论，他配得上“先生”这个称号。

那么，就以本书纪念王云五先生130周年诞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