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陈金龙教授的论文《纪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纪念活动为视角》可视为该领域的开创之作。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借助纪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发展的历史脉络；阐释了中共纪念活动主要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归纳了纪念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后，相继有十余篇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涉及此题，基本都是在陈金龙教授论文理论框架下进行内容与形式的拓展，此处不赘述。除此之外，与本课题内容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研究

近年来，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研究逐步升温，与纪念活动直接相关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纷纷立项，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相继出版或发表。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共纪念活动的整体审视。如陈金龙教授等人的论文《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发展特征》《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探析》《建国60年来中共领导开展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分别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纪念活动的由来、历程、方式、特点、作用、经验等。

二是对中共具体纪念活动的研究。具体纪念活动集中在“三八”纪念、“五四”纪念、“七一”纪念、“八一”纪念、国庆纪念、抗战纪念和辛亥革命纪念等问题的研究上。如郭若平教授等人的专著及《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建国前中共对五四运动评价方向的把握和解释》《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论“五四”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集中探讨了中共对五四运动的纪念；魏建克的专著《文本话语与历史记——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梁化奎教授等人的论文《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发端》《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话语实质价值——论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的规模、方式与效果》，分别追述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起源，并分时期对中共建党纪念做了阶段性分析与总结；童小彪教授等人的论文《“三八”纪念与延安时期的妇女运动》《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三八”妇女节纪念及其历史价值》《中央苏区“八一”纪念初探》《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战周年纪念论略》《试论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谈谈辛亥革命纪念的社会功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分别考察了“三八”纪念、“八一”纪念、抗战周年纪念、国庆纪念、辛亥革命纪念的缘由、特点、社会作用等。

三是对中共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党史文化建构的研究。如童小彪教授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增安等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纪念活动视域下的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纪念活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维度—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大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对中共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释。陈金龙教授的论文《中共纪念活动与党史文化的建构》，指出“纪念既是一种文化，寓文化于活动之中，又兼具传承文化、生成文化、传播文化的功能”。文章从纪念日、纪念仪式、纪念场所、纪念符号和纪念价值等几个方面，阐释纪念活动如何建构党史文化。国外学者也在关注中共纪念活动。如哈佛大学洪长泰博士（Chang—tai Hung）的论文《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国家景观》，研究了21世纪50年代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庆祝活动，认为这些纪念活动都是具有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的开展，为纪念活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鲜活的素材，同时纪念活动的研究成果必将促进纪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充分表达与释放。

2．关于仪式、象征的研究

仪式本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却日益广泛地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学术研究的视野，使得仪式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彭兆荣在《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中所言：“若不加以基本的框限，就很难对仪式的边界加以确认。它可以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一个学科领域的所指，一个涂染了艺术色彩的实践，一个特定的宗教程序，一个被规定的意识形态，一种人类心理上的诉求形式，一种生活经验的记事习惯，一种具有制度性功能的行为，一种政治场域内的谋略，一个族群的族性认同，一系列的节日庆典，一种人生礼仪的表演，等等，不一而足。”但本文关注的仪式是作为一种“文化表演”，其蕴涵在仪式表演者、参与者和受众心中的文化观念，以及需要通过周而复始地举行仪式来维持的共同情感与价值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仪式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中的技术手段与功能释放。仪式要对集体道德和社会秩序发挥作用，必须借助象征符号的传达，因为整个“社会生活在其所有方面，在其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只有借助庞大的符号体系才成为可能”；“而且宗教象征符号合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世界观，即他们所认为的事物真正存在的方式的图景”。仪式只能通过象征这样一个特殊的“知识体系”来释放符码、解读意义。

有关仪式与象征行为对社会结构影响的研究，柯恩（Abner Cohen）所著的《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台湾学者宋光宇译），认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权力关系与象征行为，权力的运行离不开符号象征，这些符号既是“表达性的”，但同时也是“工具性的”。他认为有关权威的各种仪式不仅仅是在表达权威，而且还是在创造这些权威。因此，具有政治权策略的人，同时也就是运用象征办法的人。这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权力关系与象征行为之间的依存关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专著《制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1911—1929》，则是一本全面展开“仪式”“象征”与“国民精神”间关系课题研究的著作。著者以1911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到1929年孙中山葬礼之间的国家典礼与仪式、人们在典礼仪式及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各种习俗与象征为研究对象，探寻20世纪早期的国家典礼与仪式是如何发挥把个体归类进群体的作用，创造出新的政治文化，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最终产生出新的中国人意识的。沈著更侧重于从技术策略上的应用。此外，国内人类学界对仪式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郭于华的《仪式与社会变迁》、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彭兆荣的《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王海洲的《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等专著及论文，都为仪式和象征研究提供了某些启示。

借助政治仪式与政治象征整合社会精神资源，促使民众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蕴茜和李恭忠两本关于孙中山形象建构的著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和他们的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借鉴。陈蕴茜探讨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追悼仪式、谒陵仪式、恭读遗嘱、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纪念空间和象征符号来建构孙中山个人崇拜的过程。她指出仪式与象征既是征集对党和国家忠诚的手段，也是国家通过时空的控制强力统制社会的契机。李忠恭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逝世以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之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指出“在宗教仪式般的氛围下，领袖、伟人和英雄的纪念事宜，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被用于加强政权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集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建构和巩固。这可谓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此外，马敏的专著《政治象征》、小野寺史郎的《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海燕的《记忆的政治》、吴志菲的《墙上的集体记忆》等著作，都从不同视角对政治仪式与政治象征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

借助纪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纪念活动可以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问题；第二，纪念活动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及其选择；第三，利用纪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怎样？这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问题。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真正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行理论探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入21世纪以后，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研究逐年升温，一大批学术成果相继面世。

1999年，张澍军等编著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一书，是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的专著，该书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载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是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重要文献。该著作在阐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基本类型时将纪念活动单列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文章指出：“纪念类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由纪念背景、纪念主题、纪念形式、体会交流等几个因素构成”；纪念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培养学生继承优良传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重要的作用”。2003年陈万柏出版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新时期的几种主要载体如管理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和大众传媒载体等做出说明。2004年，贺才乐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归纳了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各种理论，尝试揭示思想与载体的辩证关系与载体的本质属性。此外，张耀灿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涵义、表现形态和功能加以阐述；陈秉公专著《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理论体系》，将“思想政教育工作的载体使用系统”独立成章，从涵义、结构、功能、主要载体及特点、载体选择与设计、运用与开发等方面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使用系统；刘力、张勖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探讨，为新时期充分利用与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除专著之外，自21世纪以来，每年都有一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各类刊物刊发，且呈数量、质量不断上升的态势。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内涵、特征、结构、价值和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有对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的拓展与开发，还有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引介与评价等。其中，季海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的动态生成——以新媒体语境为视域》；阮云志、卢黎歌的《口号：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中心》；丁蓓蕾的《论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开发》；胡子祥、余姣的《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变革及对策研究》和张园园的《美国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及其运用经验研究》等，都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纪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虽已有初步涉及，但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视角较为单一。研究大多数选取党对某一事件的纪念，如“七一”纪念、“十一”纪念等，没有从整体层面上做出深入探讨。第二，经验描述性问题突出。多数书籍、论文为对具体、特殊个案的剖析和经验概括，对为什么纪念活动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未作理论上的深入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不够丰富。多单学科探讨，少科际整合视野的关照；多史学梳理，少思想政治教育学分析；多定性研究，少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研究。第四，研究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利用纪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操作没有涉及。信息时代新型纪念活动的方式和特点还没有学者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