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现代研究型大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成为美国人在20世纪献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之一。美国顶尖大学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征途上无法绕行的丰碑。对于丰碑，我们常常不自觉地会去仰视，因而看到较多的是轮廓。然而，任何丰碑都是由一块块砖石砌成的，每一块砖石都有其纹理线条，有其来龙去脉。时光的流水会冲淡砖石上与生俱来的细节，细节的消失会影响我们对于丰碑的认识，而认识的偏差则会误导我们对于丰碑的临摹。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我对美国大学发展史一直有兴趣，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所以在此不敢以史家自居。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是，尽可能站高一些，努力地平视而非仰视美国大学这座丰碑，将其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成一块块砖石加以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详尽搜集二手的（偶尔幸运，也有一手的）史料，用以描述乃至还原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和当事人的言行举止。

带着这样的视角看美国大学，我有了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原来这些带着光环的名字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只是当我们从高等教育史上念到关于这些大学的成长记事时，就像从远处欣赏一幅幅油画，画面上原本粗糙以至狂野的笔画已经消失，剩下的是一片和谐——一种由于距离而产生的和谐。究其原因，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美国大学历史的著述大多是编年史，作者将大学发展的历程按照时间顺序收集排列。这样的叙事虽然条理清晰，却也容易给人太多的因果联想。更加糟糕的是，很多史家的叙述是先得知果，然后才去追溯因，这样一来，所有的冲突都已经有了完满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悬念早已变得清澈见底。由于预先知道答案，任何细节只要不符合事前设定的逻辑还可以随时删除。

只有当我沉浸到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才开始发现，美国大学的演进其实并没有一个事前拟定的草稿，更不遵循任何假想的逻辑作线性的延伸。相反，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包括那些对于今天大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还常常带着一些偶然性。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往往是当时诸多社会力量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角力的结果。换言之，美国大学在其成长过程中充满纠结、烦恼乃至痛苦。从学校、教授、学生，到政府、企业、国家，大学内外最不缺的就是问题——有的有解，有的无解；正是这些成长的烦恼，构成了一部美国大学的活的历史。正如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是当代史，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大学也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切片，其中贯穿着深沉的历史积淀。据此，这部《小史》要说有什么使命的话，那便是帮助今天的读者准确把握历史的经纬。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试图呈现的是历史砖石上的细节，努力摆脱的是那些连接砖石的人为的、假设的黏合剂，那些想象之中的因果关系。

说到历史的经纬，这部《小史》和常见的编年史还有一个区别，即编年史是以时间为经、专题（topic）为纬，而《小史》则正相反，以专题为经、时间为纬。在这里，“专题”可以是曾经发生过的某段史实，也可以是大学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或“issue”（这个英文词最接近本意的中文翻译也许是“纠结”）。这个专题或“issue”必须在大学成长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甚至是里程碑式意义——比如学术自由、大学科研、校际体育或学生社团。我在选取这些“专题”时颇费心机，试图在每一章节确立这样一个“专题”，看它们随着大学的演进如何在各个时代呈现不同的面貌，又如何塑造着大学的性格。有趣的是，当我不按常理出牌，将“时间”与“专题”的经纬在本书的叙述中加以颠倒后，奇迹出现了。原来被时间割裂的专题碎片突然变得有头有尾，而原本被专题割裂的时间顺序却变得有点支离破碎。结果是，美国大学的成长在《小史》中不再秩序井然，而是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有时甚至有点随心所欲的过程。1很多“专题”或“issue”在经历了铺垫与高潮之后也不如好莱坞大片一般以皆大欢喜结局。如果这样的一部美国大学成长史让那些习惯于仰慕丰碑的读者感到失望了，那么对不起，欢迎来到美国大学。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当代世界大学的格局和美国大学置身其中的地位。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我们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被引用最多的三大排名体系所推出的世界大学前十名却显示出一些惊人的类同。其一，名列世界前十的大多是美国大学：上海交大排名中有八所，泰晤士报排名中有六所，QS排名中有五所是美国大学；其二，名列前十的美国大学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外全是私立大学。2据此，将私立大学比作美国大学丰碑的尖顶，想来读者不会有太多异议。

为什么美国大学能在这群雄并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创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今人多以财富多寡论大学，所谓有钱好办事，殊不知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法理机制对于院校的发展、特别是在大学系统的草创时期关系重大——它起的是护航作用。因此，我们关于美国大学的成长故事就不从1636年美国第一所古典学院——哈佛学院的创办说起了。不仅是因为编年史家早已把这个故事说滥，最主要的是创办哈佛这件事本身对于后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也没有太多可以诠释的意义。倒是1819年马歇尔大法官为“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一案撰写的判词对美国大学此后二百年的兴盛至关重要；它奠定了私立大学的法理基石，也为公立大学的健康成长编织了一张保护网。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大学成长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关键词是“竞争”。从古典学院到现代研究型大学，美国各种各类的大学一直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受到宪法的保护。与此相比，在政府主导的大学系统里，往往有一个教育部高高在上为他们分配角色和资源，因此一所学校的高低优劣早就在政府办公室里内定了。由于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从财源到人事到生源到课程设置，没有人给大学任何指令，所以一所大学如何善用这么多的自主权也就成为他们能否生存、发展、巩固、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了。结果是，哈佛凭借其巨额的校务基金（endowment）成为面面俱到的综合性大学的旗舰，小小的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则理直气壮地在理工领域里做大做强；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能够通过与各自的州政府的合作成为一流名校，而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斯瓦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等小型文理学院也能因专注本科教学而受到美国最顶尖学生的青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在这里，关键词是竞争、竞争、竞争。

有竞争就有优胜劣败。于是，当美国有一大批学校在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上高歌猛进，同时却有更多的学校在找米下锅，为了生存天天“以泪洗面”。他们的教学质量也许不差，但他们由于无法在科研、生源、师资、捐赠、声誉甚至体育等领域里的竞争以至厮杀中脱颖而出，于是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创新来吸引眼球。换言之，对于金字塔塔尖以下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来说，竞争根本不是为了更上一层楼，而是为了能在塔里待下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连上帝一般的政府都无法让大学要水有水，要光有光。于是乎，打着“国际化”的旗帜走向世界也成为一些大学的生存战略。毕竟，经过国内残酷竞争的洗礼，美国的大学即便是压在金字塔底层，也有他们的三拳两脚，而且他们作为先行者毕竟比很多国外新起的大学多了一点历练。他们在高等教育市场上竞争的经验，对今天还在政府羽翼的庇护下享受舒适的大学来说，早晚会有用。因为，如果至今还在指望政府口袋里的钱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一流，他们怕是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上投入巨大，我们的大学排名也随之呈现几何级数的飞跃。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和进步很多方面是以美国大学为范本的。因此，当我们检视当今中国大学的现状时，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形容，相信人们不会有太多异议。成者自然洋洋得意，至于是否愿意归功于美国人另当别论；败者的心情则比较复杂：自怨自艾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了，搞得不好就开始骂娘了——有的直接骂美帝坑人，有的责怪那些留学归来的领导挟洋自重，有的则骂高等教育研究者一知半解，误人子弟。

作为高教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接受最后一骂，因此借此书作为我将功补过的实际行动之一。前不久我应邀就美国大学的某个管理问题作讲座，在问答环节中一位教授举手发问：“您讲了半天究竟想说明什么？您对于国内大学管理的建议是什么？”教授对我的不满溢于言表，我也一时语塞。回来以后思考良久。多少年来我们写论文都必须有一个“结论”或“建议”，否则好像任务没有完成似的。最糟糕的是，很多学者刚刚搜集了一点资料或数据就急于发表，其“结论”或“建议”自然有欠思考。这种情况在研究或介绍国外大学时难免以偏概全，说他们不是故意算是客气的了。换了医学或工程方面论文的话，这种研究是要死人的。有鉴于此，我在做大学管理研究时偏爱的方法是，就自己的研究加上多年在国外从事管理的经历，给读者讲一些故事（当然是真人真事），然后学古人作画，留白，给读者一点思考的余地，也让那些拿来主义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点因地制宜式的改造，以免生搬硬套。因此，和我在前几本书中的态度一样，我在这本书里的自我定位还是讲故事。

其实，英文中“story”这个词并无贬义：不光历史学家需要讲故事，连统计学家都需要讲故事。如果您发表一篇论文，用了高深的数学原理或大量的统计分析，却无法自圆其说，行内人就会发问：“您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What’s your story line?）但不知为什么，“story”这个英文词一翻成中文就自动降格了——讲故事的人和江湖艺人取得同等待遇。事实上，教育研究中的“讲故事”是一种经验与历史的叙述，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不是“证明”什么原理，而是旨在“发现”：“教育经验的叙事探究便不仅仅为经验的呈现方法，也成为了教育意义的承载体，更构成了一种开放性意义诠释的理论方式。”3而当代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是，研究者将大量的资源包括研究者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收集数据（或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叫大数据），并通过一些看似十分“科学”的统计方法来证明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或理论。这类研究虽然必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就做过很多类似的工作，但这种“数据—证明—理论—数据”的循环是不够的。教育研究的实践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必须提供某种实践性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必须来自历史经验的叙述。阅读者从叙述中追寻先行者的脚印，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诠释，进而上升到理论。当然，这是专业研究人员或教育实践者需要做的事。至于一般读者大众，他们通过鲜活的历史叙述能获取知识、智慧甚或娱乐，作者或研究者的任务才算完成。

于是乎，我决定在本书中继续开我的“故事会”，只是我的story line不在于冲突的双方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也没有人为的高潮让读者为之动容甚至潸然泪下，更没有为好学的读者事先设定寓意以求得醍醐灌顶般的效果。我的叙事的目的是将读者带进历史的现场，通过细节的描述帮助他们“亲历”每一个“专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奏，体验故事的主人公如何以其有限的智慧突破时代的局限、努力把握并重新演绎“议题”的艰难历程。

也不知道这样的研究方法或态度，是否对学术有任何贡献。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前几本“故事”书“收视率”好像还不算差。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学界不以为然，至少还有大众捧场吧！其实呢，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多研究问题，多搜集资料，在资料不齐或研究不透时也可以发表，将阶段性的成果与读者分享。但是，少作结论，特别是在提出建议时务必三思，再三思。

以此与高等教育界同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