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君权类型

《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见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倾覆，将若之何？”对曰：“君制其国，臣敢奸之！虽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从近关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孙子皆杀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齐。公如鄄，使子行于孙子，孙子又杀之。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鄄人执之。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子鲜从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19

我们太过熟悉于后世享有绝对权威与至高尊荣的君主。自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也就是皇帝兴起之后，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君臣关系。如汉武帝就曾在如厕时叫大将军卫青进前伺候，见丞相公孙弘也常常不戴帽子20。这两位最高级别的大臣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反而报之以加倍的恭顺。唐代以道统自居的韩愈甚至说出，在臣下遭受君主的刑罚时，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21明末“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被魏忠贤迫害至死，临死前写下血书，其中也说“雷霆雨露，无非天恩”22——无论刑罚还是赏赐，无一不是皇帝的恩典。

秦汉以后的君臣关系是基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即中央集权制度所形成的单向性伦理。与此相反，周礼体系下的人们，秉持的是一种双向性的伦理规范。所谓双向性伦理，就是对于任一人伦关系中的双方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要求，而不是仅仅对其中的某一方（通常是居于下位的一方）有着责任和义务的要求，而相对应的另一方（通常是居于上位的一方）完全没有或大大少于其对应方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无疑，秦汉以后的君臣关系，作为单向性的伦理规范，其内核就是君主的责任和义务大大少于臣下。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极为注重臣下对于君主的责任和义务，而君主对于臣下则基本没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可言。

春秋之时，著名的贤人晏子就强调过这种双向性伦理。他称之为“十礼”：“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23君臣关系中，君应当明白事理并且言行堪为万民表率，臣应当对君主不敢放肆而尽心尽力；父子关系中，父亲应当时刻关爱子女并以身作则，儿子应当孝顺并对父亲的过失加以规劝；兄弟关系中，哥哥应当爱护并且帮助弟弟，弟弟应当尊敬兄长并在自身的行为中向兄长看齐；夫妻关系中，丈夫应当容忍妻子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事等方面与自己的差异以至缺点而又是非分明，妻子应当避免与丈夫发生龃龉甚至冲突而又有主心骨；婆媳关系中，婆婆应当多为媳妇着想并且不自以为是，媳妇应当不自作主张并且委曲求全。类似的还有《左传》隐公三年卫国石碏言“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24《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25伦理的相互性，或者用古语说，即“报”，正是礼的核心：“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26

在先秦时期，为了维护这种双向性伦理，整个社会甚至允许对破坏者兵戎相见——哪怕是放逐以至诛杀违背伦理规范的君主。孙文子驱逐卫献公可谓放逐的典型事例。放逐君主被视为正义，甚至周王室也予以认同。对于周厉王被放逐，王子朝的评论是：“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27晋厉公暴虐被杀，消息传到鲁国，鲁成公问道：“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太史里革明确回答：“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28孟子也奋然提出大臣对待君主的态度取决于君主对待臣下的态度：“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9君视臣如手足，在使用时非常爱惜，那么臣视君如腹心，异常珍视；君视臣如犬马，随意使唤而毫不尊重，那么臣就把君主当成路人，只干活，不卖命；君视臣如土芥，如果君不仅使唤臣，甚至还要作践臣，那么臣就把君主当作强盗仇敌。中央集权制的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歪理邪说。明太祖读《孟子》至此，愤然下令停止孟子配享孔庙，有敢劝谏者以大不敬治罪30——大不敬罪一般都是死刑。最后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将《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在《孟子节文》卷首的《题辞》中，清晰地意识到两个时代的差异，认为孟子“在当时列国诸侯”的时代说这些话还可以，但是到了“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就不可以再说了31。

正是基于单向性伦理，臣民必须以服从君主为义务，但是君主的义务却并不指向保护臣民而是指向保护权力，即君主的义务是维护君权的唯一性与完整性，防止君权受到真实损害。换言之，保护伦理的单向性自身。对于君权的真实损害不是指具体损害，如王朝灭亡对于君权具体形式的损害，以及弑君篡位对于君权表现形式的损害，而是指抽象损害，即君权的权力边界被显现。君权的无边界性就是君权的神圣性，一旦君权的边界被显现，君权就失去了作为统治根基的神圣性，将有整体坍塌之虞。32古典时代，有人处于君权控制之外就是对于君权边界的显现。士人隐逸山林，拒绝做官，对于君权消极不合作，是对君权边界的内在式显现。于是明太祖发明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罪名，来惩处那些敢于隐逸江湖不为朝廷效力的人。江西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剁掉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因为形体残缺的人是不能当官的，他们希望以此来避免被征为官。明太祖下令将叔侄俩押解到都城南京，亲自审讯，呵斥叔侄俩，说父母只能生你们的身体，保全性命的是君主，所以君主是再生父母。你们不用担心乱世被欺凌，不用害怕财产被抢夺，倚仗的就是君主。现在剁掉手指不为朕用，是不当朕教化之下的臣民。将叔侄二人押回原籍斩首。33其实君权对隐逸的仇视由来已久。曹魏末年，嵇康被杀，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恐惧之下，只能入朝为官。司马昭嘲讽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只得低声下气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34《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假托太公望封齐之后，首诛居士狂矞、华士昆弟，理由是：“望当谁为君乎！”35如果民众都像这俩兄弟一样，我当谁的君主呢！可见君权从来都是绝不容许隐逸对于权力边界的显现，区别仅仅在于具体历史条件下其力量的大小和处置方式的不同罢了。境外移民，远走高飞，到君权鞭长莫及的地方，是对于君权边界的外在式显现。清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在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屠杀上万名无辜华侨，史称“红溪事件”36。连荷兰国王都认为过分，撤换了总督华庚尼（Valchenier）。消息传回国内，署福建总督策楞奏：“被害汉人久居蕃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37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竭力保护海外移民相反，中国政府将离开中国本土的臣民视为叛逆，将他们的无辜被害视为咎由自取，就差公然感谢洋人为国除害了。之所以如此，正因为海外移民是“自弃王化”，脱离了君权控制，显现了君权的边界。

秦汉之后，不仅仅是君权，单向性伦理强制渗透进入各种人伦关系，使得中国形成单向性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甚至在良贱身份上，《唐律疏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38于是，良之于贱，主之于奴，便无人伦可言。针对《大明律》只有“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的规定，却没有相应规定“家长奸奴及雇工妻”的情形39，明代律家雷梦麟论曰：“夫律言奴及雇工人殴家长，则有家长殴奴及雇工人之律，此言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不言家长奸奴及雇工人之妻者，岂律故遗之哉？盖家长之于奴及雇工人，本无伦理，徒以良贱尊卑相事，使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以下，奸奴及雇工人之妻者，是尊者降而自卑，良者降而自贱，其辱身已甚矣。在婢又服役家长之人，势有所制，情非得已，故律不著罪，各问不应杖罪为当。”40但是最终依靠君权，亦即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的整体单向性伦理的社会，事实上终究难以维持。例如尊长对于卑幼的绝对权威，导致翁奸媳案件屡发。正如清道光十年（1830）安徽巡抚邓廷桢上奏所说：“名分名节，既难两全；而被奸拒奸，总有一失。人生不幸，莫此为甚！”清嘉庆十七年（1812），伊犁将军晋昌奏，有男子邢杰试图强奸儿媳邢吴氏未成，被邢吴氏咬落唇皮，晋昌依照卑幼伤害尊长之例将邢吴氏拟斩。嘉庆皇帝为此发布上谕，认为此案是邢杰蔑弃伦常，进行强奸之时，“翁媳之义已绝”，邢吴氏身为妇女，突然遭到强暴，情急之下，咬掉公公的唇皮，“与无故干犯尊长者迥别”。改判“邢吴氏照律勿论，免治其罪，邢杰照例调发乌什叶尔羌等处为奴”41。这实质上是恢复了双向性伦理：如果尊长先行背弃了自己应守的道德，国家也将放弃对他所居地位的维护。

周礼正是基于双向性伦理构建的政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即便尊贵如君主，如果背弃了自己应守的道德，周礼便将放弃对他所居地位的维护。哪怕身为天子，如周厉王，因其虐民遭到放逐，至死未能返回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