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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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思想与政治的后遗症

在现代政治思想语汇中,还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像1945年后的法西斯主义如此迅速而彻底地声名扫地。其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人们的憎恨,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者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他们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遭到彻底失败并销声匿迹。法西斯主义者曾经宣称,战争是对一种政体和文化最为严峻的考验,但他们自己根本没能经受住这一考验。

尽管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但某些法西斯观念和目标仍残存在少数人的政治思想中,这就使新法西斯主义成为20世纪晚期甚至可能是21世纪早期政治图景的一个恒久(即便是完全边缘化的)特征。然而,新法西斯主义始终无法避免“新法西斯主义悖论”:即任何新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宗派或分裂性小集团,如果希望成为一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一群狂热之徒,就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去法西斯化。那些坚持原初意识形态不做丝毫妥协的小型新法西斯集团必然会陷入孤立;相反,那些接近或超过5%选民票底线的运动都采用了较为温和的后法西斯主义信条。

通常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团体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那些一定程度上居于真正意义上的新法西斯或新纳粹组织,它们奉行所有或多数原初意识形态,以小宗派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国。20世纪末,这样的组织数以百计。一般的规律是:单个宗派的数目愈多,它们的整体影响力就越小,常常分裂为小规模的、彼此势不两立的对手。第二类团体的影响要大得多,其中包括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它们主张法团主义,或坚持对某些具有不同程度敌对或威权色彩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变革,不过它们已经放弃了任何范畴上的法西斯主义底线,从而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大量新法西斯团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拥护一种更为广泛的欧洲认同,这不同于历史运动中个人的那种强烈而盲目的爱国情绪。除少数外,大多数这样的团体并不支持某种类似于以往中欧国家政党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思想并未形成任何有影响的信仰体系,也未出现新的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家。它所使用的那些概念要么直接来自历史运动,要么体现了对后来发展的带有实用目的的适应(Bardeche 1961)。某些新法西斯主义者要么宣扬一种属于社会激进主义的“左翼”法西斯主义,要么倡导革命或准集体主义,尽管大多数人仍然坚持私有财产原则,并辅之以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

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典范与法西斯信条的某些方面至今依然吸引着少数极端派,然而1945年以降,法西斯主义信条之所以无法产生相当的影响,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非常陈旧,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剧烈变化的文化语境下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法西斯主义者所倡导的暴力、战争等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在二战后经济急剧扩张的时代,活力论哲学和反唯物主义也缺乏广泛的吸引力。文化和社会氛围已经转向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本位、种族身份以及自我牺牲等原则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人们对二战和法西斯主义时代的记忆也成为预防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重要源泉。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具体观念已经延续下来了,或许在21世纪早期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超凡魅力领袖、政治威权主义以及国家统制型经济,这些原则尽管在大多数欧美国家信誉扫地,但在世界某些地区依然存在。然而,非西方国家的运动和政权根本不是简单地模仿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因为那些与法西斯主义巧合的具体特征和信条往往与当地更晚近的特征彼此结合,表现出独特的形态。

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是20世纪早期欧洲出现的具有时代性的现象,它无法在几十年后原封不动地重演,因为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自身。将来可能会出现新的威权政体,但它们不会具备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所有甚或大部分特性。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早期欧洲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冲突的特殊产物,是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新兴国家或强权野心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观念谱系相当清楚,最早可追溯到启蒙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某些方面,但其具体形式和内容则发端于19世纪末关于文化危机的观念和信条,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萧条的推动。尽管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未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法西斯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年代里主要由欧洲文化影响和观念型塑的结果,导致了那个特定的战争年代里最为极端的暴力,使国内紧张和国际冲突空前激烈。这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复合体不可能再次出现。21世纪新的政治暴力和迫害势力可能会借用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观念,但无法对之进行全盘复制,甚至他们自身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