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长枪党

在德、意以外的其他法西斯体制中，维持时间最长的要算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它是何塞·安东尼奥·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于1933年创建的。安东尼奥出身贵族，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年轻律师，由于他是1923年至1930年统治西班牙的军事独裁者的长子，所以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其父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在西班牙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由于缺乏有组织的纲领和意识形态该政权迅速瓦解。年轻的安东尼奥立志继承父业，坚信恰当的载体和信条在于一种以意大利为范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由于西班牙缺乏意大利、德国以及匈牙利所具备的法西斯成长的前提条件，新组建的政党起初也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大受其益，未遭到其他大国的威胁或侵犯。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么很弱，要么不存在，也没有帝国野心。其社会并不像中欧那样世俗化，因此同左翼力量的斗争主要是由天主教政治势力承担的，这就使世俗化的法西斯势力失去了成长的空间。相反，由于民族主义较弱，左翼力量无法实现全国化，甚至经济萧条的影响也非常有限，萧条造成的失业也几乎总是被左翼势力所利用。在1936年西班牙大选中，长枪党仅仅赢得了0.7%的选民票，是欧洲法西斯党中表现最差的。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挽救了濒临绝境的长枪党，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武力相向，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处决和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内战使温和的民主政治信誉扫地，使极端主义的长枪党第一次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在这场冲突中，右翼势力的领导权被军队把持，而长枪党几乎所有的创始领导人都被左翼势力处决。新崛起的右翼或民族主义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任何民间的政治运动都无法将其撼动。他决心要重新建立一个稳固的、能够避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真空（即他所说的“安东尼奥式的错误”）的威权政体。规模庞大却组织松散、领袖缺位的长枪党成为佛朗哥建立政治组织的基础。1937年4月，佛朗哥夺取了该组织的领导权，随之将其与极端右翼势力合并，从而正式建立了一个新的单一的西班牙国家政党。

佛朗哥一生所坚持的基本政治原则包括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帝国主义、右翼天主教主义以及文化传统主义，而只有到其晚年才流露出帝国主义。尽管佛朗哥并非一位革命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却将新生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家奉为心仪的典范，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动员和教化的潜力赞叹不已，并想方设法为己所用。长枪党的《二十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效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炮制出来的，后来成为新生的西班牙国家的官方政治纲领，尽管佛朗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将对该政治纲领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新政权的半法西斯主义特征显得有些模糊，它的基础始终主要是非法西斯主义右翼力量形成的联盟。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背后的主要精神力量并非长枪党党员的神秘主义，而是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教义，对于这一教义，政府强调将全力效忠。这就造成了一种从一开始就无法解决的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对立：一方面，该政权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宣称，一切政治思想和信条都立足于天主教，正如新执政党的长枪党党员公开颂扬真正的天主教正统，但长枪党党员却常常私下批评该政权的教权主义，少数人甚至主张一种颇似某些纳粹人士所主张的“德意志天主教”的、具有与天主教会分裂倾向的“民族天主教主义”。只要德国在军事上处于主导地位，长枪党党员就宣称“民族工团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其中有些人还期待西班牙彻底法西斯化。

这些问题均取决于二战在欧洲的进程，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是一个形式上的“非交战国”（并非技术上的“中立”），但它显然偏向轴心国一边。即使不是该政权的所有部分，长枪党党员力图完全融入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的欧洲。这种努力完全没有可能得逞，其中第一个明显的预兆就是：1943年7月，一直被西班牙政权视为老大哥的意大利法西斯走向崩溃，佛朗哥政府随即开始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推行有限的去法西斯化（Payne 1999）。

1945年，西班牙体制力图在政治上进行变革，主要做法是以其天主教的一极取代法西斯的一极。据称，变革后的政权是一个天主教法团主义政权，其基础在于教皇的宗教、社会教义，以宗教、国家工团、中介机构以及天主教会为支撑。该政权从未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从未想过要在军事上与纳粹德国为伍。作为统治政党的长枪党尽管未分崩离析，却已日薄西山，被重新冠以“民族运动”这一抽象而模糊的标签。西班牙逐步走向去法西斯化，不过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二十六点》作为官方信条被一直沿用到1958年，此后采用的是新的“民族运动诸原则”。新政权消除了大多数法西斯残余，并主张信奉宗教、团结、国际和平、家庭以及那些致力于建设的社会机构。然而，佛朗哥政权的半法西斯历史从未被社会民主党主导的西欧所忘记，这成了西班牙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的主要障碍。后来新政权又强调快速发展经济，逐步推行自由化政策，在1965年到1975年大元帅去世的十年时间里，日益转变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官僚威权统治，力图通过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成就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Payne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