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榜眼及第

孔天胤壬辰科殿试以榜眼及第，当年的状元是潮州才子林大钦，比孔天胤小七岁。

林大钦出身寒门，“中道失怙，家益贫，独与其母居，常自佣”，然极为好学，“邑士人资其载籍以自广，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在家乡士人的资助下才完成学业。喜欢苏轼，“见眉山苏氏《嘉集》，心绝好之，辄伫玩移日不能去，顷之成诵，已乃操笔文，文绝似缙绅，长老先生咸器重焉”。在嘉靖十年（1531）乡试前的府试中，其文章文采斐然，使广东提学副使王世芳大为称奇，以至于与诸同僚相与叹曰：“是必大魁天下者！”果然如其所料，林大钦“魁于乡，连举进士及第”（林大春《东莆太史林大钦传》）。

在那篇洋洋三千余言的《廷试策》中，林大钦对明世宗发问中所列举的“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等严峻的社会现实，不但和孔天胤一样指出其原因在于游惰、冗杂之弊，而且明确指出了“游惰之弊有二：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冗杂之弊有三，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他还深刻分析了游民的产生，“盖起于不均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所以必须“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安抚游民，勒令归农。而针对“三冗”，特别是冗费，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因为，“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他总结出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八项除弊措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惠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益”。同时他还直言不讳地劝诫皇帝：“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游，毋以海宇清平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13

林大钦所说的这几点，可以说都切中了明世宗面临的现实。“逸游”句是以明武宗之事谏之，“远夷”句是劝其注重边事，“土木”“奢侈”句是劝其节用爱民，“刑名”句是劝其轻刑薄赋，“神仙”句则是劝说其不要被术士所惑。特别是最后一句，更见其才略胆识。明世宗一生尊奉道士，据《明史•世宗本纪》，嘉靖五年（1526）“二月甲寅，命道士邵元节为真人”，许多军机大事，竟由邵元节之流占卜决定。邵元节死后，又推举陶仲文，“二十三年加方士陶仲文少师”“二十九年封方士陶仲文为恭诚伯”，直到陶仲文死了，明世宗依然执迷不悟。嘉靖四十五年（1566），名臣海瑞携棺上疏，其中就说到了“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海瑞击破了“长生不老”的“神话”，说连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人都没有长生久视，而陶仲文自己都死了，“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由策论也可以看出，相较于二十七岁的孔天胤，二十岁的林大钦更为年轻气盛、锋芒毕露，言语之间更为直接和率真。

关于一甲前两名的名次，还有一段小插曲，差一点儿，孔天胤就成了状元。原来，林大钦的文章不合“程序”。林大春《东莆太史林大钦传》记载：

 

殿阁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进，而太史不与。上览而问曰：“是安得无特异者？”始以太史对，上遂大称旨。比制下，中外莫不翕然以“海内复有苏子矣”。

 

林大钦的策论，最初就没有被递上去，递上去的只是孔天胤及其他考生的十二份策论。也就是说，差一点儿，明世宗就看不到他的策论。是因为明世宗多问了一句：难道除了这些，就没有特别一些的吗？殿阁大臣这才说，还确实有那么一篇，有点特异，这才将林大钦的卷子递上去。明世宗一看，“大称旨”，钦点为状元。林大钦自幼熟读三苏文章，因而策论也颇有苏子之风，明人洪梦栋说：“东莆之于子瞻（苏轼），则形神俱肖矣”，这也是得到明世宗赏识的原因。

那么，林大钦的策论是如何不合“程序”呢？郭子章《潮中杂纪•郡邑志补》记载：

 

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时内阁取定二卷，都御史汪公得一卷，大诧，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遂附前二卷封进。上览之，擢无策冒者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

 

古代文章讲究格式，文章须立“主语”，犹作文之有“破题”；须有“冒语”，犹作文之有“承题”。而林大钦的文章，竟然没有冒语。大学士张璁的意见起了决定作用，他说这文章虽然不合程序，但是文字明快，可以呈送皇上看看。所以就把这三篇密封了名字，呈送给了明世宗。没想到，明世宗钦定的第一名，还就是那篇没有冒语的策论。

但孔天胤得中榜眼，对于山西来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明代科考取士，南方一直多于北方，虽然后来在名额上做了调整，但山西能中一甲的非常之少。有资料表明，自洪武四年（1371）到孔天胤中榜眼几十年后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先后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会试第一名）共二百四十四人，南方二百一十五人，北方仅二十九人，山西仅四人14。而山西自孔天胤高中榜眼之后，一直到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在长达三百零三年的时间里，山西闻喜县才出现了一名探花乔晋芳，当时轰动了三晋大地。山西巡抚劳崇光特地举办盛大的庆典仪式，为乔探花敬赠了一副“两千里内无双士，三百年来第一人”的贺联。乔晋芳之后，同治元年（1862）、同治七年（1868）山西又出了两名探花，即太谷县人温忠翰、稷山县人王文在；光绪二年（1876），山西出了一名榜眼，朔州人王赓荣。

所以，孔天胤高中榜眼，是山西明清科举史上的奇迹。当时，汾州官府为其立“榜眼坊”以示纪念。康熙《汾阳县志》：“榜眼坊：在同节坊，嘉靖十一年为孔天胤立。”

 

图5 《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名单首页

 

图6 《嘉靖壬辰科同年序齿录》孔天胤页

按照惯例，殿试两天后，皇帝要召见新科进士。这一天，新科进士需要身着进士服，头戴三枝九叶冠，与王公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次，这就是“金殿传胪”。然而这一年的“传胪”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竟然是因为序班谬传，导致进士们的服装出了问题。《明世宗实录》和朱国祯撰于万历年间的《涌幢小品》，都记载了这件事：

 

上御殿传胪，诸进士皆集阙门，一序班谬传，令儒服。首名林大钦及诸进士不服进士巾袍者百余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门外，诏问状。

 

这里涉及两个部门，一是礼部，一是鸿胪寺。礼部，是主管着全国教育事务、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的重要部门。鸿胪寺主要掌朝会仪节等，《明史•职官志三》：“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供其事。外吏朝觐，诸蕃入贡，与夫百官使臣之复命、谢思，若见若辞者，并鸿胪引奏。”而序班是一种基层官职，主要职能就是配合鸿胪寺等部门，负责朝会和宴飨等各项活动中侍班、齐班、纠班及传赞等事。

这一天，三百余名新科进士齐刷刷集于朝堂之外，等待着皇帝的召见。然而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序班传错了命令，要求新科进士们穿戴儒服觐见，这就导致了“首名林大钦及诸进士不服进士巾袍者百余人”。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门外”，掖门，也就是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孔天胤大约也是穿了儒服来的，但还有第二套方案，就是把所发的进士服也带上了，到掖门时发现情况不妙，赶紧脱下儒服，将所发进士服换上。然而因为手忙脚乱地换衣服，他被滞留在了掖门之外。他也因此被皇帝“诏问”了。

谁传的这道指令？自然是序班。然而序班是个小官，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怎么可以妄传这样的指令？于是，序班的主管领导，鸿胪寺卿王道中着急了，“鸿胪卿王道中以为礼部失于晓谕”，他说，是礼部没有把这道命令传达清楚。于是，“上切责部臣，夺司官俸一月”。礼部受到这样的责罚，自然觉得委屈，于是辩解说：“已尝先期揭示，实以序班妄传，遂致错误”，说礼部失于晓谕，是鸿胪寺卿王道中“曲庇属官，厚诬本部”。皇帝再“诏道中对状”，明白了其中是非曲折，“切责而宥之”，严厉批评但没有治罪。事情的结果是：“序班孙士约等下法司逮问，大钦、天胤等俱免究。”传胪会继续进行了下去。状元林大钦、榜眼孔天胤、探花高节赐进士及第，二甲八十名赐进士出身，三甲二百三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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