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殿试：“敦本厚生”“抑浮通变” 

据《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10，此年三月初九会试天下举人，取士三百二十名。汾州五举子中，只有孔天胤一人被录取，成为贡士，名列二百七十二名。其他几位都落榜了。据万历《汾州府志》，十几年后赵世禄、王文翰也先后考中进士，何体乾和李天锡终生都未得中，皆以举人出仕，何体乾官至陕西泾阳县知县，李天锡官至陕西乾州知州。

会试之后是殿试，也称廷试。“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早，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新赐策问”（《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这一天，“天子临轩赐对，一时待问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余人”11。当年的诸考试官员共有五十八员，有不少为当世名臣。读卷官十七名，有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张璁）、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时、吏部尚书王琼、兵部尚书王宪、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汪、翰林院学士侍讲廖道南等；提调官三名，分别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夏言、礼部左侍郎湛若水、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顾鼎臣。

殿试的内容，“凡殿试，洪武三年定：殿试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大明会典》卷七七“科举”）。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殿试，皇帝朱厚熜策问的试题是：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命以统亿兆而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乐生，俾遂有其安欲，然后庶几尽父母斯民之任为无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与食。使无衣无食，未免有冻馁死亡、流离困苦之害。夫匪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

今也，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无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然时有今昔，权有通变，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旸时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农而务乎职，顺乎道而归乎化？

子诸士明于理，识夫时，蕴抱于内,而有以资我者亦既久矣。当直陈所见所知，备述于篇，朕亲览焉，勿惮勿隐。

 

皇帝出题试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向天下举子探问时政，希望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治国良策。这就使科举考试对所选拔人才的级别有了较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这些举子能够熟练运用经义来说当前之事，还要求他们对当前国计民生的现状有清晰的认知，并能够提出在理论层面站得住脚、实践层面切实可行的对策。

正德年间外有强虏，内有地震、水灾、旱灾，百姓饱受饥寒流离之苦的状况，到嘉靖年间依然在持续。据《明史》，嘉靖二年（1523），小王子分别于正月、五月、八月犯沙河堡、密云石塘、丁字堡；嘉靖六年（1527）二月、三月小王子两犯宣府；嘉靖四年（1525）正月，西海卜儿孩犯甘肃。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入侵，使官民一直处于紧张、动荡、流离的状态。而水、旱等灾难，使百姓不断处于饥荒之中。《明史》载，嘉靖元年（1522）“七月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旱”，嘉靖二年（1523）辽东、河南饥，嘉靖三年（1524）正月“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嘉靖五年（1526）京师、湖广饥，嘉靖六年（1527）湖广水灾，嘉靖八年（1529）襄阳、河南饥，嘉靖九年（1530）山西、京师饥，嘉靖十年（1531）陕西饥。明世宗对此自然忧心忡忡。

孔天胤生长于汾州民间，就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嘉靖五年，汾州大饥，斗粟钱数千，流殍满野”。他二十五岁那年，“嘉靖八年，饥”（万历《汾州府志》）。饥荒必然导致物价的昂贵，“斗粟钱数千”，有钱人尚可高价买粮，穷人就只能“流殍满野”了。孔天胤生活于其间，感同身受，对于明世宗的题目自然能够充分理解。

到嘉靖十一年（1532）时，在明世宗和改革重臣张璁、桂萼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方方面面的改革已初见成效。从明世宗所出的这道试题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明世宗非常重视农桑，希望来参加殿试的士子能为百姓的“足衣足食”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案；第二，明世宗似乎是怀着改革积弊的决心，迫切希望听到学子们的妙策，显然抱着“广开言路”的姿态。

孔天胤的《嘉靖壬辰科廷试》策论，以三千四百余字的篇幅，回答了皇帝的问题，表达了对农桑问题的思考。这三千四百余字，后来也被传为“万言”，如山西好友王道行称其“万言贮锦腹，一瞬空尘冕”（《龙池先生寄寿》），同官陕西的樊鹏称“文谷子弱冠擅名三晋之墟，入京上万言书，论天下事，天子奇其文”（樊鹏《赠文谷子行》），曾任山西巡抚的杨巍称孔天胤“早上万言书，曾传玉殿胪”（杨巍《汾州赠孔文谷先生二首》），赵讷也称其师“万言应制，简在帝庭”（赵讷《请刻孔文谷先生全稿书》）。

策论中，孔天胤提出的论点是：

 

臣闻帝王之治，敦本以厚天下之生，达权以通天下之变，则天德孚而王道成矣。

 

这其实是指出了治国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敦本”，另一方面是“通变”。“敦本”，即帝王要以身作则，“躬行于上，而作则于下焉”；“敦本”的核心内容，就是“厚生”，以民生为厚，因为“夫民生也者，邦家所恃以为基者也”。“通变”，即“察时审势而化裁之焉，随几应用”，能够对于一些不利于“厚生”的政策随时变通调整。孔天胤进一步解释：“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代天理物，必以厚生为先；更化善治，必以通变为先。”

“敦本”的实质，就是重视农桑；“厚生”，则是要让民众有衣有食。

据《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十年（1531），皇帝下令：“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其考古制，具仪以闻。”虽然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罢亲耕”“罢亲蚕礼”，两项礼仪都废止了，但自嘉靖九年（1530）开始的这场“亲耕”“先蚕”之礼的讨论以及嘉靖十年（1531）的开始实行，还有这道与农桑相关的考题，都已在明朝走向衰微的中叶，掀起了一股正能量。

孔天胤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并非不耕不种，可“啼饥”之众还是很多；妇女也并非不蚕不织，可是受冻馁的“号寒之民”还是很多。这是为什么呢？他引用汉代贾谊《论积贮疏》中的一段话来分析其中的原因，贾谊说：“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十人织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不可得也。”是因为耕织的人少，而消耗的人太多了。

这其实也是社会发展到明代时出现的特殊现象。宋代之前，中国只有农、工、商、士“四民”；到宋代时，王禹偁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六民”之说，增加了兵和僧两种；而到了明代，在明太祖之时，明人姚旅才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新增了“道士”“医者”“卜者”“相面”“倡家”“小唱”“响马贼”等“十八民”。而这新增的十八民，全是“不稼不穑”之民（《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八月）。这种情况，也就是《明太祖实录》中所说的“今之末作，可谓繁繁伙矣。磨金利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彩，多于机织之妇”（《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十二月）。到嘉靖年间，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特别是“正德之后，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于是出现了农民纷纷徙业的现象”12。孔天胤根据自己在民间的生活经验和所见所闻，再次陈述了这一现象：“天下之人，遗本逐末者亦已多矣，而游堕者又从而半之焉。终岁勤动者不足用矣，而冗杂者又从而耗之焉。”这是民间的情况，朝廷吏治情况又如何？他提出：

 

昔人论治，尝有“官浮于冗员，禄浮于冗食，兵浮于冗费”之说矣，又有“赏盈于太滥，俗盈于太侈，利盈于太趋”之说矣……饥寒切身，则怨声愁气上干天和，而水旱蝗虫之为灾矣；人民流离，仓禀空竭，则外夷窥伺而边有烟尘矣；游堕无赖俯仰相困，则放僻日恣而内有盗贼矣。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有“三浮”，官浮于冗员，禄浮于冗食，兵浮于冗费；“三盈”，赏盈于滥，俗盈于侈，利盈于趋，所以才会导致后面的一系列恶果：人民流离，仓禀空竭，边有烟尘，内有盗贼。

怎么办？孔天胤提出了他的救世方略。这就回到了他所提出的论点中的第二点：通变，即“达权以通天下之变”。

如何“通变”？他提出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通变”方案：

其一，政事要上下通达。“圣心虽恳恻”“王制虽详密”，但如果“奉行者”“化裁者”不力，同样会偏滞不振，帝受其蔽。这“奉行者”“化裁者”，自然就是推行帝王政令之人。推行政令，“最患乎虚名之相尚，而实效之无补”。最有效的化裁之方，应“以顺时宜民，补偏救弊为首务焉”。具体地说，就是“天子以实责宰相，宰相以实责监司，监司以实责守令，守令以实责庶民，而后谓之奉行之实”。只有上下一心，层层落实，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其二，要顺时化民，化裁得当。老百姓难道不愿意耕织桑蚕，过安定富足的生活吗？非也，“力农而务织，足食而足衣，顺道而归化，有生者之所同欲也”，丰衣足食是每个人的愿望。只是如今的现状，出现了“欲耕而无其田，有田而不得耕者”“欲蚕而无其桑，有桑而不得蚕者”的情况。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政府人员化裁不当造成的。所以要顺时化民，化裁得当。而化裁之法，“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观于人物，远以稽于先王，近以酌于时政，而后谓之化裁之宜”。上下远近，都要有所参照，这样才可谓通达。

其三，地方官要切实行政，从细做起，从实做起。吏劝课，裁末作，防工役，禁催科，抑豪强，“去三浮以从实，酌三盈以从约”，则民力农务织，衣食可足。这是基层秩序安定的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才可以谈教育、孝悌、礼义、风俗：

 

郡邑有循良之吏，乡里弘庠塾之规，力田敦孝弟之懿，士习崇礼义之正，本俗无缁黄之惑，而又修五礼以防伪，明七政以齐民，则人将归乎道而顺乎化,而游堕冗杂之不为害矣。由是练勇敢，励战斗，旌才略，以务治军选将之实，而又笃周之《采薇》以下五诗之义焉，则边疆有吉甫、方叔之将，而烟尘可息矣。

 

这可看作是孔天胤在书生时便树立的为政理想。

在策论即将结束时，孔天胤还不忘回答皇帝考题中所问的“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旸时若”这一问题。明世宗问的是怎么样才能让国家风调雨顺，其隐含意自然是帝王应该如何治理天下，对此，孔天胤提出了“圣天子建中和之极臻位、化育之功；诸臣同心协德，兴道致治”，上下同心；“有官守者尽其职而不旷厥工，有言责者尽其忠而不愧厥职”，同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俾体统正而朝廷尊；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裨恩惠流而教化广”。如此，“人事尽于下而天变自回，人心和于上而天休自至”。一个字，就是“顺”，上下一心，人心和顺，化民成俗，自然天生祥瑞，地造吉祥。

策论的最后，孔天胤引《周易》进行收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句出自《周易•系辞上》。“深”者，精之藏；“几”者，变之微。致精识变，自然能够通于神；而神人互通，便是帝王治理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