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试答卷：“全不类时作”

嘉靖十年（1531）因岁在癸卯，此科乡试又称癸卯科。乡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明史•科举志》：“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乡试的时间是在秋八月，所以又称“秋闱”。

据《嘉靖十年山西乡试录》，本届乡试，考试官有二，一为户部湖广清吏司主事庄一俊（福建晋江人），另一为刑部广东清吏司主事赵文华（浙江慈溪人）；同考试官六位，分别为湖广德安府儒学教授李镕、湖广兴国州儒学学正倪铠、河南开封府许州儒学学正胡玉、河南南阳府裕州儒学学正刘勋、陕西西安府商州正安县儒学教谕王时进、河南南阳府洛川县儒学教谕王正人。

考试的内容，为“《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共分三场。所谓“经义一道”，即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五经中各出一题，考生可根据自己所学，任选一经展开论述。孔天胤与王文翰皆从业师冯思翊，选考的都是《诗经》。而《诗经》的考题也并非只有一道，同样是“选题作文”。当年的题目如下：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宽兮绰兮，猗重较兮。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既见君子，为龙为光。

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第一题出自《诗经•国风•卫风•淇奥》，歌颂君子气质的“绿竹猗猗”，品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性情的“宽兮绰兮”；第二题出自《诗经•小雅•蓼萧》，表达诸侯朝见周天子时的尊崇、歌颂之意；第三题出自《诗经•大雅•下武》，“下武”即“后继”之意，赞颂后来之王能够遵循祖先的足迹，天赐洪福，长达万年；第四题出自《诗经•周颂•思文》，所选句子是周天子农耕不分彼此疆界、推广农政共建乐园的宣言。四道题沿着《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的顺序，各出一道；而题目的难度也在逐级递增，由君子修身完善，到歌颂皇恩浩荡，再到思考国家昌盛的后继力量，再到天授皇权的农耕政策。其中看似处处在说“周”，落脚点却无不在“明”。由经义而引申至对于当下时政的思考，这是科举试题的题旨所在。

孔天胤选择的是第三题“于万斯年，受天之祜”。《毛诗序》解释这首诗的诗旨时说：“《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玄笺云：“继文王之业而成之。”孔天胤提出的问题是：后嗣王仅以“孝”道，即可使王命永远受到上天的赐佑吗？“孝”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提出：“创业垂统，其谋之也周矣；积功累仁，其植之也深矣。”开国之君未尝不谋划周详，能得国祚也无不是积功累仁的结果，但“武王之道固在也，而周亦不至今存者”，又是为什么？他以“理”和“心”两个字来阐述自己的见解。

理，他说：“吾知神者，天之理也。理得则元吉，随之而穰穰之福久而不替，盖万年承有周之道，则万年承其禄也，而何必他有所为哉？”得“天之理”则可得“神”之祐，明白天地之“理”，则得到了核心的治国之道，自然可以“万年承其禄”，又何必另有外求？

心，他说：“民者天之心也，心得则百祥降之，而简简之福远而弥长。盖万年协武王之德，则万年协其休也，而何必他有所更哉？”“民”才是“天之心”，此说见之于《礼记》，古贤认为得到了“民”也就得到了“天之心”，“天”才会“百祥降之”，国祚才能“远而弥长”。

孔天胤认为，“盖夏之典刑未恙也，而桀自亡；商之成宪无愆也，而纣自废”，桀纣并非不孝，只是他们没有明了“孝”的本质。文章最后得出论点：“故曰夫孝者，善继志述事者也。”真正的“孝”，不是简单的敬奉，而是善于继承祖先的遗志，勉力践行，并将祖先之志常向后辈陈述，从而代代相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使国祚长久，“万年承其禄”。

在短短四百一十五字的文章中，孔天胤还以一种历史观来贯穿。开篇即言：“盖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结尾又言：“而以为昔之人无间知也，则圣人亦莫如之何矣。”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简单粗疏地理解古人，而不能深层分析其中之理，那么即使圣人在世，又能如何呢？

孔天胤一生的政治思想、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皆重“道”、重“理”、重“心”，而这篇四百余字的乡试答卷，是他一生所秉持思想的最初展示。

按照程序，考卷先由同考官批阅，后传考试官。孔天胤的试卷，同考试官陕西王时进的批语是：“讲绳武处便是受祜处，甚善。”赞扬孔天胤阐释“绳武”也即承继先王之足迹的句子，便是阐述如何“受祜”，融二事于一理，所以“甚善”。同考试官湖广倪铠的批语是：“不言其受祜而言其所以受祜，知本之论也。”赞扬孔天胤之文论及“受祜”之本，是“知本之论”。二位同考官将带批语的试卷交考试官，考试官赵文华的批语非常简洁，只有一句，说“全不类时作”，表明其独特之处；另一位考试官庄一俊的批语则是定音之语：“融会诗意成文，可取。”

这年的乡试出榜，我们便看到这样一条：

 

第六名 孔天胤 汾州学生 《诗》

 

也就是说，汾州学生孔天胤以治《诗经》而在当年中式的六十五名举人中，排名第六，可谓名列前茅。排在前五名的，第一名是治《易经》的蒲州学生王应期，第二名是治《诗经》的蒲州学生王承志，第三名是治《尚书》的壶关县学增广生郭㤚，第四名是治《春秋》的大同右卫学生杨仁，第五名是治《礼记》的霍州学生刘熙。也就是说，在所有治《诗经》的考生中，孔天胤名列第二。

孔天胤中举，还有一段小插曲。庄一俊慧眼识才的故事在其故乡泉州多有流传，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十五记载：

 

（庄一俊）辛卯典试山西，得十，独盛，孔天允（胤）9其著也。先于闱中得一卷，多秦汉语，谓同典试赵文华曰：“此角丱士。”赵以其文苍然，未之信。已入见，为赵继孟，稚而贫，赵乃大服。

 

辛卯科共得举人六十五名，其中十名为庄一俊所选，后来最著名者，便是孔天胤。这里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大意是庄一俊曾看到一份试卷，行文多仿效秦汉，于是向一起参加典试的赵文华说作者年纪尚幼（丱：古代儿童所束的上翘的两只角辫，表年幼）。赵文华认为该试卷文辞苍然，不可能是年幼之人所写。待见到作者赵继孟后，才发现确实如庄一俊所言，大为佩服。赵继孟（1515~？），字宗之，泽州（今山西晋城）大阳人，中举人时年仅十七岁。

与孔天胤一同中举的汾州考生还有四位。万历《汾州府志》：“乡试辛卯科：孔天胤，赵世禄（《汾州府志》作“赵世录”，误），王文翰，何体乾，李天锡。”检《山西嘉靖十年乡试录》可看到以下排名：

 

第二十三名 王文翰 汾州学生 《诗》

第四十一名 赵世禄 汾州增广生 《书》

第五十二名 何体乾 汾州学生 《诗》

第五十八名 李天锡 汾州学生 《诗》

 

乡试结束，五位汾州举子开始准备行囊，奔赴京城，参加来年于京师礼部举行的会试。

简略交代两位主考官的情况。赵文华后来成为严嵩的义子，在任通政使一职时，凡有弹劾严嵩的奏疏情报，“奏疏经其手，皆先送严嵩，然后进呈世宗”，后仕至工部尚书，失宠，被革职查抄，以病暴毙；庄一俊在乡试后纂修了《嘉靖十年山西乡试录》，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出任浙江提学副使，曾写信给已致仕乡居福建泉州的庄一俊，称“某荒鄙伏，自辛、壬（辛卯、壬辰、1531、1532年）奉教承遇，克有今日”，表达了对庄一俊的感激之情；对于别后“音尘寂蔑，道远莫致”的情况，极言“高山白云，但增耿耿”的惆怅。孔天胤认为其“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用”，安慰他是“亦暂卧隆中而稍息东山耳”（《与庄石山座主》），但庄一俊终未再得起用，终老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