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悬命数千年

童年的记忆，在生活里已经难寻，却永远浸淫在我的生命中。模糊地记得，在火上蹲着一口大锅，热气腾腾地煮着满锅蚕茧，水汽中飘出来的蚕香味，令我垂涎三尺。母亲目不转睛地用一个扫帚圪垛不停地飘杵，挂起了透明的长长丝线。甜滋滋的红桑葚、香喷喷的黄蚕蛹、绿油油的肥桑叶、白胖胖的蚕宝宝，与这长长的丝线融为一体……这挥之不去的神秘意味虽是碎片，却一直藏在我深深的记忆中。当我进入母亲的年龄时，在时间的缝隙里，进村入户，开始了饶有趣味的探究，寻访母亲当年挂丝采绿的身影，叩开蚕丝的文明之门，理出蚕丝的来龙去脉，找寻它的前世今生。

蚕，说小很大；丝，说短很长；桑，说浅却深。

无法准确考证蚕和桑这两个物种起源于何时，虽从现有史料可知蚕桑文明为黄帝元妃嫘祖开创，然而此前必定经过了漫长的演进。且让我们顺着中国的史脉去触摸丝脉。

伏羲是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的终结者和父系氏族的先驱。如果我们可以把远古的传说当作口传历史来读的话，那么伏羲化桑蚕为穗帛，姮桑为三十六瑟，又以蚕丝为二十七弦，大约是可信的。这是人类文明最初的一抹曙光。读来虽一鳞半爪，但潜藏着古代文明创造的信息。

伏羲之后是神农氏，神农氏娶女桑氏。黄帝之孙少昊族人以桑为姓。桑氏这一族，应该是以养蚕为业的一个部落。神农以他的聪明与勤劳接续了伏羲的事业。神农，是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的最后一位神祇。他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教人种植五谷，豢养农畜，精修地理，教之桑麻以为布帛，耕桑得利，究年受福。神农塑神祇，建宗庙，奉社稷，结束了游牧时代，提倡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创造养蚕制度，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方式，完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转型，为西陵氏织女的家蚕饲养奠定了基础。

黄帝时代由神祇社稷宗庙发展成为国家和王朝，他把蚕桑作为推动生产力的重要生产事业，使元妃西陵氏躬亲倡导蚕桑业。这位美丽的西陵氏不以帝妃为贵，而亲自教民养蚕，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为后世蚕业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上行下效，形成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家蚕饲养技术逐渐在华夏大地得以推广与普及。

夏代农事无文字记载，也很少有地下文物佐证，但这不等于夏代就没有文字，只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罢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庞大王朝，不可能单靠结绳记事来管理。《尚书》中有《禹贡》，明确记载九州中出产丝绸的就有五州，虽说有些学者认为《尚书》成书于战国，但《禹贡》记载的是大禹时期的地理物产，记载之详尽，非后人可以杜撰。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禹贡》很可能写的就是夏代的故事。学者们治学严谨，对这一伟大的时代吝啬笔墨，但神圣的天虫——蚕不甘沦于定论模糊的形象，而在《夏小正》这本我国目前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验证了自己的身份。蚕桑专家周匡明先生的《〈夏小正〉开启蚕文明的金钥匙》一文为蚕丝做了呐喊式的言证。《夏小正》载有“摄桑委扬，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启灌蓼蓝”，古奥简短的十六个字却是一则含金量极高的史据，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农桑生产状态，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进入农耕文明的历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语。

商代的蚕丝最有力的物证是文字。留存的刻字甲骨共有4500多个字符，其中能识别字义的大约1500个字左右。其中，与蚕、桑、丝、帛直接有关的字频繁出现，达150个字之多，占到甲骨文可识别字义的十分之一。从甲骨文看，蚕、茧、桑、丝早已是殷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一束丝给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甲骨文中以一缕丝、一束丝的形状创造了许多以“糸”字为偏旁的字。“”字非常形象化，完全就是一棵树，是挂着篮子采桑叶的表达。“”字的表述更艺术，古人画了一头素描的蚕虫以示蚕。商品交换对于以游牧起家的商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具有实用价值的蚕丝就显得非常神圣。商代人不仅把蚕奉为神灵，而且祭祀蚕神时或用牛，或用牢，或用人牲。甲骨文卜辞，如“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蚕示三牢、八月”等，这里的“蚕示”即蚕神，祭祀时或用三牛或用三对公羊和母羊，在极度迷信神权的精神生活中绝不敢忽视蚕桑与丝绸生产。小小蚕虫的典礼是那么隆重，可见蚕在商人心中是多么神圣。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风雅的一代，也是这忽丝的风雅时代。《诗经》三百篇中，以蚕、桑、丝为题材的诗很多，与其说是蚕丝，倒不如说是“蚕诗”。《卫风·氓》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美丽句子。可见当时蚕丝贸易已经非常普遍，即使周代重农轻商，“贸丝”也不在被轻之列。更加风雅的是穆天子驾八骏之乘，巡游四方，慷慨大方，惜玉怜香，很受女人喜欢。穆天子也是中国古代出访最远的一位帝王，所携带的主要礼物就是丝绸。途经军丘，穆王看到一片桑林，便就地建起行宫，欣赏在桑林中采桑的姑娘，并吩咐主管桑林的“桑虞”禁止破坏桑林。无独有偶，前推几百年，商汤王二十四年大旱，就在桑林祷雨。历史的巧合总给人启示。他们如出一辙，相距几百年的两朝帝王不在梨林、桃林，也不在麦地、谷地，偏偏如约而至桑林，这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帝王巡游桑林，如同今天的领导人视察高科技企业。因为商周时代的桑是蚕丝原料，桑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资源性产业，商周时代的桑林与今天的石油和煤炭一样重要。

遥想当年，古代桑林何其受宠。作为古代地理书籍的《山海经》就不厌其烦地向读者盘点着远古时期的桑林资源。有专家认为：《山海经》的地理原点在秦晋豫三角区，或者说，山西省运城乃天下之中，所有的地理都是从运城境内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方辐射。其《东山经》中记载：“又南四百里，曰姑儿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又南三百里，曰岳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 《西山经》中有关桑树的记载云：“北二百里，曰鸟山，其上多桑，其焉多楮，其阴多铁，其阳多玉。”桑叶婆娑，楮枝摇曳，鸟儿嬉戏枝叶间，好一幅生灵动人的美妙画卷。最为丰富具体的要数《中山经》对桑树的记载，相关描写达十几处：谷山其下多桑；大尧之山其木多梓桑；鸡山其上多美梓，多桑；辉诸之山其上多桑；雅山其上多美桑；衡山其上多桑；丰山其木多桑；夫夫之山其木多桑楮；即公之山其木多柳杻檀桑；柴桑之山其木多柳芑楮桑；视山其上多桑。更惊奇的是，又向东五十五里的宣山，山上森林茂密。有一棵巨大的桑树，树的范围有五十尺，树枝纵横交错生长，叶子长宽有尺余，树皮有红色的纹理，开黄色的花，有青色的花萼，名叫帝女桑。不难想象，中山一带桑树的分布之广，生长之茂盛，当属这几大地区之首。因此才有了古代帝王高瞻远瞩的生态观。

风雅的周朝散散漫漫地走过了八百年，平王迁都、五霸迭兴，终究在孔夫子的一声长叹中礼崩乐坏。无论是王后的“告桑之礼”，还是华美的晋衣、飘逸的楚裳都大势已去，无以救回矣。

历经战国七雄惨烈相争，大秦帝国威风凛凛地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国土的统一靠战争，人心的统一靠制度。早在秦国时就首推改革，商鞅变法保障农桑。秦相吕不韦三千门客所编《吕氏春秋》记载：“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这种宫廷蚕事活动，不仅是效法古制，更多地反映了秦国对蚕的重视程度。《云梦秦简》则从律令上做了制度的保障，其中的二十来种秦律对蚕事的规定很具体，很严厉。如第四种律令中记载，偷采人家桑叶，价值不超过一钱的，要罚做苦役30天，偷得多的，当然要重罚。短命的秦朝为大汉盛世留下了蚕丝业深厚的积淀。

汉代以两样东西维持着外交，一是和亲之约，二是丝绸外交。昭君出塞除了怀抱琵琶，还带去大量的丝织物。张骞这位著名的外交家，也是以丝织物作为信物和外交礼品与邻国斡旋。中原地区蚕业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蚕业在大汉民族起步时得到了更快更宽的铺陈，北至燕山，南临淮河，西至黄土高原，东临大海。随着政权的稳固，长江流域的蚕业也有了更大范围的发展。丝绸铺出了大汉王朝的锦绣前程。汉政权为了大力发展蚕桑生产，有“蚕月之务，不闭四门”之说，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蚕官令丞”。最有趣的是汉代的一个铜器上刻有“大富虫王”。据周匡明先生《蚕业史话》中讲，这里的大富虫王是指汉人对蚕的称呼。可见，汉代人对蚕已到了推崇备至的程度。汉代的丝业有多么辉煌，我们从西汉马王堆一号墓主人的陪葬品数量中就可见端倪：丝织品衣服100余件，其中单幅46卷，成衣58件，属于服饰类的27件，还有两件世界稀罕物素纱衣、丝绸印花敷彩纱。色彩斑斓的丝绸绣品与汉代的意识形态也连到了一起，云气纹、长寿绣、乘云绣，流动飞扬，蜿蜒舒卷。汉武帝派张骞出使，靠这忽丝凿通了西域，促进了沿途各国的贸易，也带去了遥远的中国味道。而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的古西南丝绸之路，则在更早之前已经由民间开通，连起了东南亚和南亚。带着使命的这忽丝，如此多姿多彩地拉到了魏晋。

魏晋自有风度。不管历史学家如何褒贬，曹操在战火硝烟的群雄割据中独占上风，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消灭割据势力，结束长期战乱动荡的社会局面，统一了中国北方。他是曹魏政权的实际缔造者，也是一位体恤民情、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政治家。从左思《魏都赋》中“锦绣襄邑，罗绮朝歌，锦纩房子，缣总清河，若此之属，繁富伙够”，可看出当时蚕丝业的兴盛景象。为了保证蚕丝生产，曹操曾在禁令中声明“军行，不得砍伐五果、桑柘、棘枣”。统一北方后厉行屯田，发展农桑，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用人唯才，不计门第，加强中央集权。在文学上，他堪称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慷慨沉雄，苍凉悲壮，气势非凡，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一代诗风“建安风骨”。曹氏父子在大力延展政脉、文脉的同时，也勃发了蚕脉。曹植的《美女篇》写“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杂诗》写“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采桑养蚕的盛况。陶潜是一位备受推崇的东晋诗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回乡终老，把中国农村的桑麻景色描写得温暖而有情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简洁两笔描出了一幅山村水墨画。“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使安静的乡村生活有了生命，显得更有趣味。读到这里让人特别有画面感，这仿佛是我的摄像机镜头由远拉近，深深的巷道里一只狗在叫着告诉主人客人来了，院子里主妇攀在桑树上采桑叶，突然客人来访，急着下树，使桑树枝颠动起来……真是一幅很好的作品。生动的村景使我想到，《诗经》里用“桑”字频率很高，桑林、桑梓、沧桑、扶桑、空桑、桑榆、陌上桑，其实在这里已不仅是一株桑树，而是景，是诗，是意境，是社稷。

唐代的文化太强大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诗。如果说汉代把蚕丝做成锦绣，唐代则把蚕丝作为诗篇。围绕蚕丝这个主题，诗人们抵达了文学的高度，走进了蚕妇生活的深度，寻求丝绸艺术的宽度。武则天这位出色的女皇帝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嫘祖给予这样的评价和赞颂：“丝绸龟手富，见锦鹅溪绢；功比马头娘，映月水三潭。”白居易的《红线毯》“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把大唐的丝品渲染得精美绝伦。丝品与大唐一样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样的咏唱在唐诗中数不胜数：李商隐的“越罗冷薄金泥重”，刘禹锡的“舞衣偏尚越罗轻”，李白的“碧纱如烟隔窗语”……然而，一场“安史之乱”给唐朝社会带来了一场浩劫，直接导致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蚕丝生产的凋落。陆上丝绸之路堵塞，国衰、人衰，蚕也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百练到安西”，这是晚唐诗人张籍的《凉州词》对丝绸之路盛况的怀念，读来令人惆怅不已。不过，随着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的南移，早已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迅猛地兴盛起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了主通道，中国通过浩渺的海洋更为紧密地联系起从马来半岛到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区域。

一代雄主赵匡胤以历史特有的方式走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局，建立了大宋王朝。浓墨重彩的唐丝给大宋王朝增添了底气和繁荣。唐代开始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也伴随着陶瓷业的重心南移而愈加举足轻重。正因为海上贸易所带来的高额利税，北宋以局促的版图而南宋以更为局促的版图却登上古代中国富庶之巅。宋太祖即位之初就曾豪迈地说：“北人如敢来犯也，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可见当时丝绢对于国家关系之重要，丝帛的文明气息不仅给足了这位开国帝王的底气，也安顿了一个国家群体性的精神气质。宋代是一个特殊时代，“文人治国”的国策促使经济大发展，也使带有诗品气质的蚕丝业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晋城市府城玉皇庙宋代泥塑二十八宿神仙的衣饰，历经千年仍然满殿飘逸：在一百多平方米面积的殿堂里，二十八位神仙的丝绸衣饰华丽多彩，飘逸俊美。其中九位女神的衣服更堪衣仪天下。一袭嫩黄深衣，一缕水红背子，一捧雪白披肩，领边、袖边、裙边透出了宋代社会的丝绣水平。朝廷议和、边防养兵、官家俸禄、国家庆典、帝王赏赐，蚕丝有了更广阔的用场，宋代的刺绣也达到了鼎盛，件件绣品都能流露出生动、优雅、静穆、朴素的自然气氛，宋丝工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代之后是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两大洲，以前割据地区间中断了的交往和联系开始恢复，并逐渐加强，甚至那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安全和畅通。忽必烈这个马背上的皇帝自有他的风度和气质，他的开放政策使西方宗教文化进入，给欧洲商人带来了丝的商机。如果说13世纪以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比较肤浅的话，那么《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好奇和探究，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的拓展者。丝绸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上很伟大，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主轴，它担当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重要角色。元帝国豪放、潇洒的格调使蚕丝大放异彩。“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这是元代画家柯九思《宫词十五首》中描述文宗皇帝御衣上丝绣的池塘小景“满池娇”图案。谁曾想，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撕破了御衣，踏碎了“满池娇”，建立了明王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民间疾苦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在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号召农民栽种桑麻。他在位三十年，为栽种桑、麻、棉经济作物曾下过八次诏令，而且具体要求“有司亲临督视”、“惰者有罚，不种桑者使出绢一匹”、“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充军”。新的政治力量促使新兴的经济力量蓬勃兴起，商品经济的发达使明代丝绸业呈现出近代化的趋势。不少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冶铁、造船、纺织、丝织、印刷等行业均在世界遥遥领先。然而，崇祯皇帝的俭朴和勤政挽救不了明王朝的崩溃，他选择用一条丝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勿伤百姓一人”的悲壮遗言。

清帝国拓疆扩土，运筹帷幄，开创了封建王朝的末日繁盛局面。雍正皇帝对蚕的养殖业有很深研究，他的研究不仅在蚕桑政治、蚕桑经济，更重要的是在蚕丝艺术和蚕丝技术。他用460个字，以五言诗的形式，把养蚕、缫丝、织布、做衣的二十三道流程做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读了这位皇帝的织图诗，让人踏实而温暖，这是历史艺术的魅力，更是个人性情的魅力。他是帝王，在繁杂的政务中对蚕事的术语、流程了解得如此之深，令人肃然起敬。清诗反映蚕业，是其独有的特点，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位皇帝在操劳国事中都写有养蚕的诗，如此一以贯之的重视在历代帝王中殊不多见。

1911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在国民政府实业计划第五条中算了一笔振奋人心的蚕丝民生账：按照四亿五千万人的需要，每人平均用绸2.5米，则需蚕茧85万吨、生丝71000吨、绸缎112500米、缫丝机236666台、织绸机94000台。他说：“蚕丝为中国所发明，西历纪元前数千年已用为制衣原料，为中国重要工业之一，直至近日，中国为以蚕丝供给世界之唯一国家。”但是，民国初期政局跌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蚕丝业亦随之凋零。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蒋介石在国事如麻的隙缝中欲重振蚕丝业。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全面侵华，蚕丝产区纷纷沦陷。不少历史悠久的盛产蚕茧之地，桑树挖尽倒光，成为无桑区。据周匡明先生统计，1949年蚕茧产量不过61.8万担，仅为1931年441.55万担的14%，可谓奄奄一息。传承了几千年的蚕桑业何去何从？

新中国成立后，蚕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勃发，波澜壮阔地又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全国组建蚕桑学校，组建蚕桑研究所。南方蚕桑学校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带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千里迢迢到北方来传播新的养蚕技术。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在战乱中把仅有的活体蚕种留存下来，周匡明、蒋猷龙先生用特有的良知为蚕丝正本清源。蚕丝业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发展壮大。20世纪70年代，我国蚕丝产量重新名列世界第一。这头蚕随着国家的兴旺而重新活跃起来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习近平这位极具平民意识的领袖，以其典雅的风度，演绎着时代的精髓。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之后简称为“一带一路”。

中国丝绸的魅力如此绚丽，它是写不尽的中国诗：传播于古代宫廷里，映衬了龙袍的威严和舞女的妙曼；传播于寻常百姓家，温馨了新娘的嫁衣和绣床；传播于湖湘之南，巴蜀之中，丰富了鱼米之乡的色彩；传播于文人雅士的书房，孕育了传唱千年的诗句；传播于地球上的众多国家和地区，美丽和温暖了整个世界。曾经祥和的历史、纷乱的历史，都已过去，而丝脉永续。一头蚕，几千年，家喻户晓，传唱不衰；一头蚕，历经数千年，靠一丝悬命，宠辱不惊，在历史的长河中俏吐风华；一头蚕，能引起如此广泛、如此久远的文化共鸣，它蕴含着一种哲思，一种美感，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