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逃逸的讲师

人性究竟能不能安于快乐，这个问题真是有待商榷。在家养尊处优的儿子突然上了商船跑路，深得妻子欢心的丈夫与别的女人一起私奔到得克萨斯，神职人员偷偷从教区溜走，受人尊敬的法官直接辞职不干，这种事儿真是层出不穷，数见不鲜。而约瑟夫·芬斯伯里竟然也想到了逃跑这个点子，思想开明点儿的人（在总体上）对此事倒也不会感到格外怪异。他这辈子（我们暂且这么说吧）过得并不十分舒畅。莫里斯先生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每周都要和他一起从斯尼亚斯卜公园[8]出发四处走走，他毫无疑问是位彬彬有礼的体面人，我对他也很尊重；但他不能算是个模范侄子。至于约翰，他当然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可如果他是你唯一的亲人，那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宁愿选择独自出国旅游吧。对于约瑟夫来说，约翰可不是唯一让他恋家的人（我是说，如果他能算是其中一个的话），令他无法离开的是对布卢姆斯伯里长期以来深沉的眷恋——我并不是指朱莉娅·黑兹尔坦小姐，尽管约瑟夫也非常喜欢她——我指的是他长期以来埋首的笔记本手稿本藏。他从未下定决心要离开他的一本本笔记收藏，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去，除了记忆之外身无旁物——这种境况真是够可悲了，对于他两个机智的侄子来说也毫无裨益。

他策划的这一出好戏，或者说是陷阱，已经有几个月了。几个月前，有一张大概八百镑的收款单落到了他的手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这正好于他的计划有益，他就把它扣了下来。他这么节俭，这笔钱简直算是一笔财富了。他发誓要在滑铁卢火车站的混乱人群中溜之大吉，或者（如果这也可以的话）在夜色的掩护下溜出房子，像一丝梦魇一样消失在伦敦的浩荡人群中。冥冥之中他有如神助，火车站的管理捅了个篓子，令他要不了多久就能逃出生天。

他是在布朗丁的那场灾难中最早醒来的几个人之一。他四处攀扶着站起来，看见侄子们还在地上趴着，便立马意识到逃跑的机会来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刚刚逃离火车灾难的现场，还穿着法拉第·邦德先生为他打造的全套衣服，碍手碍脚的，按理来说大概也逃不太远。所幸近处就有森林，为他这个逃兵提供了暂避的场所。自此，这位老绅士就颤颤巍巍地一路颠簸着开始了他不凡的逃亡之路。可突然他却感到呼吸困难，就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晕头转向地找不着北，于是他就在附近的一处灌木丛旁躺了下来，扛不住困意睡了过去。命运给那两个摸前找后的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当两兄弟一门心思挖沙子掩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尸体时，他们的伯伯就在树林深处几百码的地方死气沉沉地睡着觉，如果有个人来围观这一幕，可真是会忍俊不禁。

一辆敞篷游览车载着晚归的游人回去，欢快的喇叭声吵醒了约瑟夫。这笛声令约瑟夫的一把老骨头振奋起来，他于是起身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旅，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公路上。他的目光从帽檐下探出来，东扫扫，西扫扫，充满疑虑地思索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这时，远处传来一阵缓慢而小心翼翼的车轮声，离这边越来越近，不一会儿，一辆马车就出现了，车上装满了包裹，驾车的人坐在车辕的长凳上，看起来很面善，一块木板上刻着他的名字，“I·钱德勒，送货员”。尽管这位芬斯伯里先生的脑子是出了名的沉闷乏味，但他体内诗人的特质还是十分充沛。在他年少轻狂的四十岁，这种诗性驱使着他，与他一同周游小亚细亚，而现在，在他重获自由的第一个小时中，他又在诗性的驱使下，决定登上这位钱德勒先生的马车开始他的逃亡。如果不出所料，价格应该会很便宜，如果谈得好，说不定还能一分钱不花。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手套和洁净法兰绒衣物的严密包裹下生活，一想到能够脱下这些衣物，让自己的身体在空气中自由地呼吸，他的心就不禁雀跃起来。

约瑟夫这样一位年迈而着装奇异的老绅士，会在如此偏僻的一条路上恳请自己载他一程，这或许令钱德勒先生感到了一丝迷乱。但他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也乐意做好事，于是就让这位陌生人上了车；他人也礼貌客套，所以问题都一概不问。钱德勒先生对这种相对无言的状态很满足。但马车还没走多远，芬斯伯里就开始自说自话了。

“我看啊，”芬斯伯里先生开始了，“你车上的包裹各样的都有，每个上面都贴着标签，你又驾着匹佛兰德母马，你一定就是那个传说中英格兰运输系统的送货员吧，它虽然有各种不好使的地方，但毕竟还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没错呀，先生。”钱德勒含混不清地说，他搜肠刮肚地想着面对如此评论该说些什么，“这些包裹可是给我们邮差带来了数不清的祸害呀。”

“不是我偏心，”约瑟夫·芬斯伯里继续说道，“年轻的时候，我没少出去走动，没有什么细枝末节或者晦涩不清的事情是我不能理解的。在海上时，我学了航海技术，学会像水手们一样打各种复杂的船结，习得了各种专有名词。我在那不勒斯学会了做意大利通心粉，在尼斯学做会了做果脯，平时我去剧院听歌剧之前，都会提前买本介绍它的书阅读预热，还要用手指头在钢琴上敲出它主要唱段的旋律熟悉熟悉。”

“您真是行万里路呀，”送货员如是说，摸了摸马的鬃毛，说，“我希望我也有您这么好的条件。”

“你知道‘鞭’这个字在旧约中出现了多少次？”这位老绅士接着说，“一百四十七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真的吗？”钱德勒先生说，“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呢。”

“《圣经》一共有3501249个字母，诗歌我想肯定有超过18000节。《圣经》有许多版本。威克里夫[9]在大约1300年引入英格兰的是第一版，它很有名，被称作‘段落圣经’，因为它的文本被分为一个一个段落。还有一个有名的版本叫做‘布里奇斯圣经’，可能因为它是由布里奇斯家族的一个人出版的，不过也可能是取自出版社的名字。”

送货员随口附和了一句，说他讲的很有道理。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更加愉快的事情上，比如和一辆运稻草的马车错车。这可并不容易，因为道路狭窄，两旁都有渠沟。

“据我观察，”马车经过后，芬斯伯里又开始了他的演说，“你刚刚只用了一只手驭车，其实你应该用两只手。”

“我就喜欢用一只手！”送货员鄙夷地说，“为什么非要用两只手？”

“这你就不懂了吧，”芬斯伯里继续道，“我告诉你，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这就要从杠杆定理开始讲了，它是机械力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块领域的研究有几本不错的一先令丛书，我想做你这个行当的人可能会喜欢看。可是啊，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不太擅长发表观点。我们已经同行了这么久，你却几乎什么都没说。我告诉你啊小伙子，你这样是不行的。好比说，我不知道你刚才注意到没有，刚刚你错车的时候，走的是那辆运稻草车的左边？”

“这还用说吗，”送货员大叫道，他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要是我走了右边，他可是会告我的。”

“可如果是在法国，或者在美利坚合众国，你就应该走右边。”

“那我也不走，”钱德勒先生愤慨地说，“到时我照样走左边。”

“咦，”芬斯伯里先生不屑地回答道，“这个马轭破损的地方你竟然是用线缝补的，英国人做事情就是这么邋遢，什么都随便搞搞，说到底还是穷，我早就批判过了。我曾经给一帮有水准的听众念过一篇稿子——”

“这不是线，”送货员绷着一张脸说，“这是包装绳。”

“对呀，我早就批判过了，”这位老人又重复了一遍。“英国下层阶级的人在家庭生活，还有他们操劳的职业生涯中简直目光短浅，奢侈浪费，不知节俭为何物！及时地缝补——”

“到底谁才是下层阶级？”送货员大喊道。“你自己才是下层阶级！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混得风生水起的达官贵族，我才不会接你上车！”他丝毫没想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两个人显然已经闹得很不愉快了。饶是芬斯伯里先生这样喜欢嚼舌头根到令人同情的人想再继续嚼下去也是不可能了。他愤怒地把自己的军帽檐子往下一压，盖住眼睛，从他最里面的口袋掏出一个笔记本，一支蓝色铅笔，很快便沉迷在了在自己的计算中。

我们的送货员吹起了口哨，清奇可听。如果他时不时看两眼这个同行的伴侣的话，他肯定会感到一种胜利者的骄傲，但同时也会有一丝警惕——胜利是因为他成功降伏了这位演讲天才，警惕是生怕他随时可以被什么灵感触发，重整旗鼓。途中有一阵子突然下起了雨，过了一会儿又停了，就连这个时候，两个人也啥都没说，他们最后驶入南安普顿时，车上也还是一片寂静。

黄昏降临，这座老海港城市街头的商铺闪烁出幽光。晚饭时间，各家各户也都在屋内点起了灯火。芬斯伯里先生尽管此刻还居无定所，他也觉得不必着急，不紧不慢地考虑起在哪儿落脚的事。他放下了他的纸币，清了清嗓，一脸犹疑地看着钱德勒先生。

“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是很友善，”他说，“但你能不能推荐个旅馆给我住？”

钱德勒先生听了，沉思了一会儿。

“呜，”他终于开口了，“特雷根威尔姆旅馆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老人说，“如果它干净便宜，老板也不坏的话。”

“拜托，我根本没在为你着想，”钱德勒先生深思熟虑地说。“我是想帮我朋友沃茨招呼生意。他是我朋友，去年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把你这个老东西丢到他那儿住，让你在他耳根子边唠叨那么多常识，对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钱德勒倒也坦诚。

“啊喂，”老绅士突然就精神起来了，他叫道，“虽然你把我载到这儿来了，一分钱都没要我的，我承认你很好心，但你也无权拿这种字眼形容我！我且给你一先令，真是让你费事了，你要是不想让我住在特雷根威尔姆旅馆，那我就自己随便找个地方住吧！”

钱德勒吃了一惊，他像要道歉一样嘟哝了几句，把一先令还给他，二人默无声息地驾马经过了几条错综复杂的街道小巷，只见一家旅馆的窗子里已经点了灯。他们终于在窗前停下，钱德勒大声叫沃茨的名字。

“杰姆是你吗？”马厩院子里有人热切地问道，“快进来暖和暖和。”

“我只是路过，”钱德勒先生解释道，“给你带来了一个找地方吃饭睡觉的老先生，不过我告诉你啊，他可比个禁酒会的讲师还难伺候。”

芬斯伯里艰难地从车上爬了下来。整个旅途他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更别说他在此之前就已在车祸中经历了激烈的颠簸。就算车夫把他说得如此不堪，热情友好的沃茨还是对他充满尊重，十分客气地把他引到后厅去休息，后厅的炉栅里生着火，烧得正旺。一时间，一张桌子摆了起来，沃茨邀约瑟夫上桌吃饭。桌上摆了一道不知是炖鸡还是其他的什么禽类的菜品——看起来并不十分诱人，大概是被人吃剩下的——桌上还有一只大白蜡杯，里面盛着从木桶里接来的麦芽酒。

芬斯伯里接受了店家的邀请，吃了饭，精神恢复了很多，他移到火栅边的一个椅子上坐好，接着开始拿他那演讲家的犀利目光津津有味地研究起其他客人来。一眼望去大概有十来个客人，都是男人，而且全是工人（约瑟夫对此喜闻乐见）。他已经在预谋一场无关紧要的演说来满足他说教的欲望了——这是他最喜欢搞的事情。一群工人的口味也是需要迎合的，在这件事情上再没有一个人比约瑟夫·芬斯伯里更加巧舌如簧了。他架上眼镜，从口袋里抽出一摞纸，摊开摆在面前的桌上。他把它们揉成一团，又展开，略看了一看，显然对内容很满意。他眉头紧锁，拿铅笔轻轻敲着眉毛，正在深思熟虑一段演讲词。他抬起眼皮窥视了一眼众人，眼见自己的装腔作势已经卓有成效——自己已经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场众人都已目瞪口呆，举起的烟管停在半空中，就连鸟儿都在凝神谛听——此时，沃茨走进了房间，给他带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发现，”他对店主说，同时拿撺掇众人的目光扫视了房间一眼，企图将他们都囊括在他的讲演范围之内，“我发现有好些先生在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看到一个人在旅馆的公共休息室里如此沉迷于文学和科学研究，他们一定会觉得很不同寻常吧。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些有关于在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生活成本的一些计算——不用说，工人阶级应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吧。我估测了一下一个人在年收入分别为八十、一百六十、两百和两百四十镑时的不同生活水平。好吧，八十镑的生活水准确实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其他几档年收入的生活水平也不像我期望中的那么容易估清楚，因为洗衣服的成本在每个国家是非常不一样的，焦炭和煤、柴火的价格的浮动也大相径庭。我要把我的研究念给你们听，如果有什么由我的疏忽或无知带来的小错漏，请不吝指出。那么现在我就要从一年八十镑的收入开始念了。”

这位老先生如此便开始了他的演说。他对这群工人的同情或许就比对一群粗鲁的兽类少一丁点。他的各种数据简直冗长又无趣，对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他甚至能做出九种版本来，分别以伦敦、巴黎、巴格达、斯匹茨卑尔根岛、巴士拉、黑尔戈兰、锡利群岛、布莱顿、辛辛那提和下诺夫哥罗德九个地区为生活背景都各算出了一套数据。那些听众若是回想起当晚的情形来，无疑会觉得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疲劳的一个傍晚。

芬斯伯里远还没有念到一百六十镑的年收入在下诺夫哥罗德的生活状况，人群便已经走得稀稀落落的了，只剩下几个老酒鬼和虽然很无聊但还是乐呵呵的沃茨。其间也时常有几波新客来到，但只要酒一上他们就恨不能一口饮尽，迅捷抽身去找下家。

当这个年收入两百镑的假想中的人在锡利群岛闲游的时候，厅堂里就只剩下了沃茨先生和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于是只能紧追着沃茨念稿子。而当这个假想中的年轻人刚刚在布莱顿开始他的新生活时，连这最后一位听众也从这追逐中仓皇逃走。

经历了一天的辗转颠簸，芬斯伯里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他起得很晚，吃了一顿不错的早餐，要了账单打算结账。但此刻，他有了重大发现，很多人一直以来也经历过这事——要账单是一回事，结账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点的东西并不多，金额也很少（其实往往并非如此）；但当这位老绅士极其严谨地搜刮了一遍口袋之后，发现身上的可用资产只有一先令九点五便士。于是他把沃茨叫了过来。

“这是一张我在伦敦给别人开的收款单，有八百镑，”沃茨这位行事公道的人出现之后，芬斯伯里说，“我恐怕还需要一两天来兑现这账单，到时才能把钱给你，或者你想贴现的话也行。”

沃茨先生看了看这张帐单，翻了个面，把它折了一个角，“一两天？”他重复道，“你身上没钱了吗？”

“还有一点零钱，”老绅士回答说，“很少，微不足道。”

“那你可以寄过来，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你。”

“呃，其实，”老先生说，“我更想多住几天，我现在很缺钱。”

“我可以借给你十先令，如果你需要的话。”沃茨不耐烦地说。

“不不，我还是住下来比较好，”老人道，“我还是想把账单贴现。”

“你不能再住我这了，”沃茨大叫道，“你以后想都别想在特雷根威尔姆旅馆得到一个床位。”

“我坚持要住下来，”芬斯伯里先生说道，他兴头十分足，“按照议会法案，我没有任何不留下来的理由，你要是有那个胆子，就把我赶出去！”

“那你先把账结了。”沃茨说。

“收下这个，”老人把收款单扔给他，企图协商。

“这又不是法定货币，”沃茨先生答道，“你马上从我家里出去。”

“你可能并不喜欢我现在对你的态度，沃茨先生，”老人说，他好像意识到已经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得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我拒绝结账。”

“没关系，”沃茨先生说，“只要你从我眼前消失就可以了。”

“这就对了嘛，”老先生说，他拿起军帽，匆忙地罩在头上，“可能你没见过世面，因此对我不甚尊敬，”他补了一句，“你大概是不会告诉我下一班到伦敦去的火车是什么时间的吧？”

“下一班是四十五分钟之后，”旅馆店主不耐烦地丢下一句道，“你肯定能赶上，不用慌。”

约瑟夫现在的处境可谓十分被动。因为以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最好不要坐直达车去，因为他怕两个侄子正在火车站守株待兔，抓他个现行，但同时，他又很需要在收款单到期之前把它兑现，好拿到一笔钱，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还是决定去赶开往伦敦的最近一班火车。现在万事俱备，只剩一个问题悬而未决——火车票怎么办？

约瑟夫的指甲里总是脏兮兮的；他几乎只用餐刀吃饭。你大概不能说他具备一位绅士应该有的品行——但他的举动却比一位绅士更富有凛然的威严。这难道是因为他曾经周游过小亚细亚？或者那是他芬斯伯里血脉中的一种品格？他的客户的确有暗示性地提到过这一点。至少，当他出现在火车站站长面前的时候，向其致以了穆斯林的额手礼，充满了传神的东方风范，简直要让那个小办公室长出茂密的棕榈树，刮起亚洲沙漠一带的干热风，空气中莫名响起白头翁的啼鸣来——这些个场景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留给那些更了解东方的人自行脑补吧。他的个人形象也是独树一帜——法拉第先生为他定制的套装，不论穿着它行动多么累赘，在人群中又多么扎眼，看起来也不是一个骗子能穿得起的。再加上他戴着昂贵的手表，拿着一张八百镑的收款单，更是为他的言行增加了可信度。十五分钟后火车进站，站长带着约瑟夫向乘务员打了个招呼，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一等座。站长微笑着表示，这件事就包在他身上了。

就在这个老绅士坐在座位上等待发车时，他目睹了一件小事，这件事似乎和他的家族命运有一种奇异的关联。站台上，十几个搬运工扛着一个巨大的打包箱，箱子就跟巨石阵里面的石头差不多大，重得那些搬运工腿脚都打颤。终于，它被连拖带拉地装上了行李托运的车厢，围观群众都欢欣鼓舞。它这么重，到底是怎么搬上去的呢——历史学家老喜欢叫人注意这些鬼斧神工一般的巧妙安排（应该可以用更尊崇的口气说吧）。火车载着约瑟夫驶出南安普顿东站前往伦敦。在行李车厢里，约瑟夫的奇异经历（暂且这么说吧）正在孕育。那个巨大的箱子将在滑铁卢火车站卸载，等待主人认领，最终送到一个名叫“威廉·登特·彼特曼”的人手上。就在它旁边的行李车厢角落里，有一只线条优美的桶，上面写着“芬斯伯里先生，约翰街16号，布卢姆斯伯里。邮费已付”。

如此毗邻的位置，如同箭在弦上，命运的火药已经塞入了枪膛，只要一只闲着没事干的手漫不经心地拨动一下，就会令它不得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