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政仕鲁

如果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有名的武士，那么，孔子就是一位最著名的文士。政治地位并不高，但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就他的个人愿望而言，他是很想从事政治以施展其抱负的，但是，没有机会。他也不以从政为唯一目的。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想应公山弗扰之召。《论语·阳货》记载说：“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费是季氏邑，公山弗扰当是邑宰，欲畔而召孔子，孔子想去。但子路反对，何必投奔这样的人呢？孔子说出了他的想法，如果有人用我，我要在东方复兴周朝的事业，就是说，他去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干一番大事。但他终于没有去。

二是想应佛肸之召。^[32]记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中牟是晋国的地方，佛肸想在这里反抗赵简子（晋国执政者），既召孔子，孔子也想去。但子路同样反对，而且举出孔子说过的话，即亲身行不善的人，君子不去。孔子又说出一番道理，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难道是葫芦，挂在那里不能食用吗？这里所说的“食”，不是说我要吃饭，而是说我要对社会有用。但是，他同样没有去。

这两件事，只能说明孔子想实现政治抱负，并不能说明别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去，大概子路所说的理由他是认可的。但是后来，他却在鲁国做了四年的官。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五十一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后来的县长。据说，干了不到一年，做出了政绩，“四方皆则之”^[33]，周边地区都仿效他。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对长幼、强弱、男女之间，从工作任务到生活礼俗都做出了规定；对养生送死之事也有明确规定，实现了“路不拾遗，器不雕伪”^[34]的景象，人民的道德水准有很大提高，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不追求华丽。“路不拾遗”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器不雕伪”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应是孔子治理中都的最大功绩，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鲁定公十年，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长。这是孔子从政以来最高的官职，时间也最长，共做了三年左右。孔子刚刚上任不久，为工作的事，经常去见执政者季桓子。桓子不悦，他还是去见。学生宰予说：先生这样做，怕不合适吧！孔子说：“然。鲁国以众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35]这是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因此，不以其“不悦”而不去见。至于政见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司寇是管狱讼的，孔子断案时，能够征求各方面人的意见，然后做出裁决，这样就能避免主观武断，与他提倡的“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精神是一致的。“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36]当时并没有详细的民事、刑事诉讼法的条文，有何刑律规定，现在也已无从知道，但是，应当有一些基本原则，到具体判案时，就需要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听取“众议”，选择其中合理的意见，最后做出裁决。这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7]就是说，办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差不多，但是一定要做到没有诉讼才好。“无讼”是他的理想，但是要做到“无讼”，就不仅仅是司寇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事情。所谓“吾犹人也”，是同“无讼”的理想状态比较而言的，大凡听讼都有一些基本的程式，但孔子尊重并听取“众议”的做法，确实具有民主精神。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诉讼都像孔子这样去处理的。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就能果断地作出判断。果则果矣，但未免有武断之嫌。孔子在评论子路时指出了这一点。

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前500）的夏天，齐、鲁之间有一次大的盟会，史称“夹谷之会”。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摄相事”，担任司仪。齐国想借此机会，显示力量，使鲁国臣服。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孔子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勇气，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地位，立了大功。盟会的礼仪刚刚过后，齐国便“奏四方之乐”，各种武器“鼓噪而至”。孔子立刻登上台阶，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将其撤去。齐景公心里不安，挥而去之。过了一会儿，齐国又“奏宫中之乐”，结果是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又立刻登上台阶，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加以处治。结果齐国当场处理了这些乐舞者。此举使齐国君臣为之胆寒，回国后将其侵占鲁国的土地郓、汶阳、龟阴三地归还鲁国。^[38]这是小国利用盟会之礼战胜大国的一次重大胜利，孔子则是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人物。

夹谷之会的胜利，使孔子的威望大为提高，结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即参与国家大事。而此后孔子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堕三都”，但是，并没有完全成功。所谓“堕三都”，就是拆掉季、孟、叔三家的都邑。当时，鲁国的情况是三桓执掌政权，即所谓“政在大夫”；而三家的家臣又执掌三桓的权力，即所谓“陪臣执国命”。孔子想通过摧毁家臣的权力，进而削弱三桓的势力，以张公室，巩固鲁国的政权，于是建议鲁定公将三家都城拆掉，并使子路为季氏宰，执行这个任务。结果，叔孙氏首先拆掉了后阝都，季孙氏将要拆掉费都时，遭到公山不狃等人的反抗，他们率费人进攻鲁城曲阜，鲁定公与三桓躲进季氏之宫。孔子率领鲁国军队反击，击败了进攻之敌。公山不狃等人逃奔，终于拆了费都。最后拆除孟孙氏的城邑时，其家臣公敛处父建议孟孙氏说：“无城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终于不拆。鲁军围城，未能攻下，以失败告终。

但是，这次“堕三都”，倒是使三桓更加惊觉了，而鲁国的政治，并没有改善多少。孔子既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统治集团的矛盾也未能消除，工作已经很不顺利，终于离开了鲁国。其直接原因是，齐国从全国选拔了八十名美女，组成大型乐队，又选骏马三十驷（即一百二十匹），送给鲁国。表面上是为了两国修好，实际上是为了瓦解鲁国君臣的意志，以逼走孔子。季桓子带着鲁定公天天去观看歌舞，“怠于政事”。这时，子路也已失去季氏的信任，看到这种情况，劝老师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还想再观察观察，说：鲁国将要举行郊祀，按照通常的惯例，郊祀之后要将祭肉送给大夫，如果能够送祭肉给大夫，我就可以不走。但结果是，“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39]。季桓子既接受了齐国的女乐队，又不送祭肉给大夫，孔子认为，已不可为矣，于是匆匆离开鲁国，开始了列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