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游列国

根据学者考证，孔子这次周游列国，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共十四年^[40]，即五十四岁到六十八岁之间。所到的国家，有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停留最多的是卫、陈两国。

孔子弃官出走的原因，如前所说；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有人认为，主要是“求仕”，讲学只是附带的事情。^[41]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孔子弃官之后，再留在鲁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即便是留下来继续讲学，也会受到很多干扰。因此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所谓“行”，就是出走，离开鲁国。正好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在卫国，是有名的贤大夫，孔子所到的国家，第一个就是卫国，而且住在颜浊邹家。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是可以自由行走的，不像后来的国家，关防重重。何况，“鲁卫之政，兄弟也”^[42]，两国不仅都是周文王的后代，而且政治状况也很相近。

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讲，如上述；从孔子的主观愿望和目的讲，“求仕”可能是目的之一，但未必是最主要的或唯一的目的。孔子出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可能是考察各国的情况，以便“行道”，并继续完善自己的学说。一边“行道”，一边“求道”，这是孔子的终生事业。这时，孔子已经过了“五十而知天命”之年，“知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经过几年的从政，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体会到“行道”之艰难。但是，他仍要宣传他的学说，探求“行道”的途径，并且要获得精神上的更大自由，实现人生的自由境界。道之行与不行，他已经寄之于“命”了。早在“堕三都”之后不久，就有人在季桓子面前说子路的坏话，预示着孔子的未来处境。“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指季孙即桓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43]公伯寮在季桓子面前说了子路的坏话，而子服景伯（鲁大夫子服何）告诉了孔子，并说他有办法使季桓子杀公伯寮以示众，孔子却说，道之行与不行，都是命运决定的，公伯寮难道能改变命运吗？那么，换一个环境怎样呢？可以试一试。但是，“知天命”之“命”与命运之“命”是不是同一个“命”呢？我们以后还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知天命”是为了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关系到德性修养的问题，即便是“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做到我所应当做的，就是尽了人生的义务。正如后来在“游说”过程中遇到挫折，有人问子路说，你老师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而子路却说，我们只是做我们应当做的，至于行不通，“已知之矣”，即早已知道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周游列国，就不只是“求仕”所能解释的了。他在最危难的情况下，还能在大树之下“弦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不能仅仅说成是“无可奈何”。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有的学生也有怨言，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孔子则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44]正是经历过这些磨难之后，孔子才说出“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他已经真正知道“天命”了。这里的“天命”就是“天道性命”之命，已经超越了命运。

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先到卫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给他很丰厚的俸禄，相当于鲁国大司寇的“奉粟六万”（小斗）。但是，并没有给他任何职务，也没有请他参与政事。卫灵公只是借孔子以炫耀自己，甚至与夫人南子乘车，让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关于“子见南子”，《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论语·雍也》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由于南子把持朝政，作风又不好，因此，子见南子之事，连学生子路也不高兴，孔子只能发誓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对，天惩罚我！天惩罚我！这些生动的记载，反映出师生之间像常人一样平等相处的情景。

孔子是主张“德政”的，他很想通过卫国实行“德政”，但是，卫灵公对此并无兴趣，倒是向他请教如何用兵打仗的事。结果，孔子离开了卫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45]这次离开卫国打算到陈国去，在经过匡这个地方时，又被匡人拘禁。因为匡人曾受到过阳虎的侵暴，而孔子长得很像阳虎，匡人误以之为阳虎而拘之。《论语》中所记“子畏于匡”^[46]，即指此而言。但五天之后，误会消除，又释放了孔子。孔子又返回卫国，住在贤大夫蘧伯玉家，直到卫灵公死，因卫国内乱而到陈国。

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五十九岁，前往陈国，经过宋国时，习礼大树下。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害孔子，将大树拔掉，孔子说了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47]，微服而过，躲过危险。路过郑国时，弟子失散，孔子站在城郭的东门外，有一个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回来以实相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48]孔子对于形容他像尧等“圣人”的话，并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形容他像“丧家之狗”，却欣然接受，这种自嘲式的乐观精神，使他与弟子们的距离更近了。

孔子到了陈国，住在贤人司城贞子家，并享受一定的俸禄，也未参与政事，主要还是学习、教学生。三年之后，鲁哀公六年（前489），他又离陈过蔡，在陈蔡交界的地方，遇到极大的困难，竟然无粮可吃，以至“从者病，莫能兴”^[49]。所谓“陈蔡绝粮”就是这时的事。但孔子仍然“讲颂弦歌不衰”^[50]，有的弟子本来有些怨言，但是在孔子的带领和教诲之下，共同渡过了难关，并且受到极大鼓舞。在行途中，孔子与楚国的叶公（名诸梁）会面。叶公问政，孔子答以“政在来远附迩”^[51]，即使远方的人归来，使近处的人更加亲近。这本是儒家“德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事后，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人，子路不回答，回来后告诉孔子。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52]这说明，孔子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不忘学习、实践、演练，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学而能“乐以忘忧”，老而“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精神正是孔子一生的写照，也是教育学生的最好方式。

鲁哀公七年（前488）孔子六十四岁时，又到卫国。这时，卫灵公已死，太子蒯聩因不满其母，谋杀未成而逃亡在外（晋国），由卫灵公之孙出公辄继位。就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正式提出了他的“正名”学说。“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53]这是孔子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主张，是针对卫国的现实而发的，同时又有普遍性意义。前面说过，孔子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已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正名”的具体应用。这次又从理论上提出“正名”说，推论出一番道理，说明“正名”原则的重要性。所谓“卫君待子而为政”云云，只是一个假设之词，即假言命题，意即“假如卫君请您主持政治，您将以何者为先？”孔子的“正名”主张，并不是只有靠自己执政才去实行，他本人从政与否，并不重要。无论谁主政，只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必然成功。这才是孔子的真实想法。

所谓“正名”，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是孔子的逻辑学，是解决名实关系问题的。如果说，这里有逻辑问题，那么，这是一种应用逻辑、政治逻辑，不是一般的所谓纯粹逻辑。在孔子看来，关键是“名”的问题，只要“名”的问题解决了，“实”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有人认为，“名”即名分，“正名”即“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54]，又有人认为，“正名”是“端正名分”^[55]。这两种解释的分歧在“正”字上，不在“名”字上。其实，“纠正”和“端正”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共同点是将“名”字解释成“名分”。所谓“名分”，是指“名”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孔子所说，主要是指“名”所代表的职责和义务，即所谓“道”。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这才是最重要的。具体就卫国的情况而言，蒯隤与辄父子二人谁为君，孔子并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但是，不管何者为君，尽君道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孔子最关心的。如果君不能尽君道，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因为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这与其说是针对卫出公（辄），毋宁说是根据卫灵公时候的经验而发的议论。总之，“名”所代表的“道”是必须通过言说体现的，而言说是必须要实行的。这就是“言”之所以“无所苟”的意义所在。

孔子在卫国又一次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同样没有实际职位。应当说，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这期间，有的弟子已经回国，有的从政，冉有则做了季康子的宰臣，并且在齐鲁之间的一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早在季桓子执政之时，就曾表示要请孔子回国，季康子继任后，冉有又建议季康子将孔子请回。季康子派人以厚礼相聘，孔子终于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