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失乐园》的接受与传播机制
自问世以来，《失乐园》便脱离了其创作者的主观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体”开始了它的“二次生成”，这一生成过程也就是它的接受与传播过程。接受与传播看似独立的两个范畴，但就发生学而言，两者不可分割，接受必然导向传播，传播必然伴随接受。接受与传播的方式、媒介、对象和语境都彼此影响甚至互相决定。因此在这里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考察《失乐园》如何通过各种媒介在时空两个维度展开文化之旅，以及不同受众群体对它的接受对于这一传播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探寻《失乐园》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是哪些因素起了作用，亦即探寻其经典化机制，同时考察《失乐园》这部作品在接受与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异、重生和再经典化。笔者将对《失乐园》传播机制的考察分为文学内部因素和文学外部因素两个部分，它的经典化是这两个部分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它的经典地位正是在传播过程中得以确立的。
一、文学内部的经典化因素
就文学内部而言，《失乐园》对古典文学及《圣经》传统的继承和利用使它具有深远的历史纵深，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就作品本身而言，《失乐园》以其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其风格的多样、体例的庞大、叙事所涉时空的宏大，天然地具有成为经典的基质，从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失乐园》对后世文学产生的最显著影响表现在浪漫派诗人的创作中。首先，《失乐园》的主题对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失乐园》的叙事框架是以《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类堕落故事为基础的，它讲述了一个人类从纯真到堕落再到寻求救赎的过程。这就是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他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1917）中提出的“弥尔顿范式”[1]。艾布拉姆斯指出，典型浪漫派都将诗歌建构为一个从纯真到经验再到更高形式的纯真的环形之旅。最典型的当数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2]诗中展现了“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模式，将纯真的伊甸园和堕落世界作为人的心理状态的象征。此外，布莱克更是直接以弥尔顿入诗，他的《弥尔顿》一诗将这一范式转向个人性叙事。[3]该诗讲述的是弥尔顿的灵魂在天堂被净化获得重生的故事。这个旧的弥尔顿被经过净化的新的弥尔顿所取代，新的弥尔顿之灵从布莱克脚底进入了他的身体，这重生使他成为了一个如弥尔顿一样的先知诗人。布莱克将弥尔顿视为最伟大、最富灵感的英国诗人，但这个弥尔顿却被他的古典学识、清教信仰及理性主义哲学引入了歧途，因而传达出的是被扭曲的真理。原先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呈现的是一个虚假的上帝，一个暴君式的立法者，而不是仁爱的圣父。布莱克要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重新讲述这个真理，他的《弥尔顿》一诗即是他对撒旦堕落叙事的重述。他通过这首诗预言了神性与人性的重新整合，而这种整合是通过诗歌想象力得以达到的。
另两位深受弥尔顿影响的诗人是“湖畔派”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弥尔顿不但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而且是他们从早期的激进主义转向后来的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和桥梁。他们从弥尔顿的政论和诗歌中寻求真理，弥尔顿和他那个时代的共和主义者使得华兹华斯们放弃早期的激进主义立场，将政治激情重新放置在艺术和想象力的领域中，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个人思想道德的重生。[4]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后期都借用弥尔顿的《建立共和国的简易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的幻灭，由此他们对弥尔顿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华兹华斯将弥尔顿定义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柯勒律治更是认为，在弥尔顿的时代共和主义就是对宗教和道德上的贵族主义的称谓。[5]在诗歌创作上弥尔顿对他们的影响更为显著。华兹华斯对《失乐园》进行了重写，他将《失乐园》讲述的人类堕落故事移植到人类内心，将其视作人类心理发展的奠基性神话。通过诗歌华兹华斯提出乐园可以在此世复得，但他否认政治手段的有效性，认为只有当敏于洞察的人类智慧与“这个美好的宇宙联姻/在爱和神圣激情中结合”才能达到和谐，重返乐园。[6]他在诗歌中试图将18世纪帝国主义政治哲学的受害者从“死亡之梦”中唤醒，这种哲学只强调物质性与实在性，他试图破除它的障蔽，在信奉理性的成年人身上恢复孩童的纯真想象。至此，艾布拉姆斯提出的“弥尔顿范式”在“序言”中最终形成：文中年轻的华兹华斯从自身与世界一体的孩童般的状态堕入一个成人式的疏隔与异化状态再上升到拯救与重生，在自然的帮助下诗人借由创造性的想象弥合了自我与世界的裂隙。[7]诗中充满了弥尔顿式的崇高奇瑰的想象与《失乐园》中诗句的回响。柯勒律治的《宗教冥思》以一元论对《失乐园》进行解读，他的代表作《古舟子咏》以象征主义方式重新讲述了《失乐园》堕落和救赎的神话。在他的著名诗作《忽必烈汗》中弥尔顿式的思想和意象显而易见，是对《失乐园》主题和题材的浓缩。其中的御花园无疑是以《失乐园》中的伊甸园为原型的。（《失乐园》卷四，8-11行）
与上述三位浪漫派诗人不同，约翰·济慈与弥尔顿这位文学前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济慈的诗歌风格更倾向于被动性，强调自我的消隐，因而他发觉弥尔顿作品与自己的诗歌风格与主题并不相谐。在他看来，弥尔顿式的诗歌表达是一种艺术化的方式，而不是艺术家性情的外化，《失乐园》的诗风呈现出一种“瑰丽壮观的晦涩”。[8]弥尔顿以反向和否定的方式影响着济慈，这一影响同样是深刻显著的。
布莱克曾说，弥尔顿是一个受陈旧教条拘禁的艺术家，要解除这一拘禁必须对其作品作“恶魔式”的解读。这一评价在“恶魔派”诗人身上得到了回应，《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对雪莱和拜伦这两位“恶魔派”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论恶魔》和后来的《为诗辩护》中雪莱称赞弥尔顿将基督教传统中荒诞的恶魔形象变得有血有肉，并集中体现在《失乐园》中气魄宏大、精力充沛的撒旦身上。[9]雪莱认为撒旦这个恶魔在道德上远胜过诗中的上帝，弥尔顿的诗是“对它大力支持的体系的哲学批判”。[10]在雪莱看来，伟大的诗歌既从属于它的时代，又是对时代的批驳，但雪莱对弥尔顿的撒旦所代表的英雄主义并不完全欣赏。他心目中的理想英雄结合了撒旦的力量、活力、气魄与基督的仁爱和受难，这个理想英雄就是他创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撒旦身上最为吸引浪漫派诗人的品质是他永不屈服的意志和以自身欲望为最高动机的强有力的心智，浪漫主义时期作品反复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将自我作为唯一的道德参照物的异化个体。撒旦形象在浪漫派和哥特派作品中的邪恶英雄身上得以复活：从华兹华斯的《远游》（1793）中的里维斯先生到安·拉德克利夫的《意大利人》（1797）中的斯奇多尼都是撒旦式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以强烈的自我主义为严重罪行寻找正当性。[11]而另一位“恶魔派”诗人拜伦则特别善于从撒旦的视角重新讲述堕落神话，具有代表性的是其戏剧《该隐：一个推理剧》（1821）中那个充满同情心的撒旦。
弥尔顿对于女性浪漫派作家的影响则更为微妙。女性作家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和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选择颠覆《失乐园》，“将原来男人用来反女性的诗为己所用”。[12]此类作品中最为知名的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在这部作品中玛丽与第二代浪漫派诗人一样倾向于从撒旦的视角讲述故事。其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更像是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创造的“怪物”被他这个造物主所抛弃，这个怪物是个可悲而恐怖的“亚当”。与亚当一样，怪物最初感到的是对于自己因何被创造出来的困惑，他想弄清自己的道德责任。当他被他的创造主和人类社会所抛弃时，他又经历了与撒旦同样的仇恨和嫉妒。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是对《失乐园》中上帝创造人类的黑色戏仿，玛丽·雪莱通过它探讨了恶的存在问题，她认为，谋杀等罪行并不是源于原罪，而是社会的排斥和剥夺的恶果。[13]与玛丽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另一位极为重要的女性作者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作品中并不能看出弥尔顿的影响。她只有一次在信中提及弥尔顿，将他视作真诚和正直的代表。[14]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弥尔顿之后所有写作者都不得不创造性地与这位文学家长作俄狄浦斯式的斗争，以解放自己的诗歌表达。这种“影响的焦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弥尔顿作品尤其是《失乐园》缘何成为浪漫派诗人难以摆脱的情结，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浪漫派诗人与他们的伟大前辈弥尔顿作俄狄浦斯式的搏斗时，他们从弥尔顿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资源和灵感，弥尔顿对他们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而具建设性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众多可能性的竞争关系。柯勒律治曾将弥尔顿与莎士比亚并列为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两人是同侪而非竞争对手。莎士比亚是面向大众的“探索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类性格与情感”，而弥尔顿则是面向自我的，他“将所有事物都纳入自身，纳入他的理想统一体”。[15]弥尔顿被与莎士比亚一道树立为英国民族文化的两座丰碑。浪漫派对弥尔顿的这种高度推崇对奠定弥尔顿在英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离不开它的编撰和出版，《失乐园》同样如此。第一本对《失乐园》经典化有着重要意义的版本是1695年派屈克·休谟出版的321页的对开本，这使弥尔顿成为继莎士比亚和斯宾塞之后第三位享此殊荣的作者。对开本是经典作品才拥有的特权性待遇，这无疑象征性地宣布了《失乐园》的经典地位。此外，这一版本附有对《失乐园》的详尽注释，这包括指出诗中与《圣经》文本相关的部分，指出该诗对荷马和维吉尔的模仿及与两者作品相似的段落，将诗中晦涩之处以通俗易懂之词出之，对诗中的古语及生僻词句加以解释，交代其出处。这种以对待古典作品的学术性的方式对待《失乐园》的做法将《失乐园》提升到经典的地位。
其后约伯·唐森成为弥尔顿诗作版权新的拥有者，这位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出版大享对于《失乐园》经典地位的确立功不可没，他的成功秘诀在于他“拥有将英国诗人营销为经典诗人，将经典作品营销为英国作品的天才”[16]。唐森以新的方式包装《失乐园》，为它附上学术性的注释，且针对不同的阅读市场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失乐园》，使《失乐园》成为弥尔顿作品中最为热销的一部。这也带动了弥尔顿其他作品的传播，借助读者群体对弥尔顿的认可和热情，出版界唐森的竞争对手们很快便着手营销弥尔顿的其他作品，试图借其声誉将弥尔顿的文化资本迅速兑现为商业利润。就这样，弥尔顿被营销而跻身经典谱系之中，成为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的英国诗人。
此外，一个中产阶级读者群体的形成和日益扩大对《失乐园》的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其中涉及在18世纪形成的关于“品位”的话语，这一话语对所谓“品位”推崇备至，认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是其拥有者社会阶层身份必不可少的表征，对艺术的欣赏能力只局限于精英阶层，审美愉悦被转化为一种排他性的“精神财产”[17]，符合“精英品位”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严肃的经典之作。《失乐园》的风格、题材，其“用词之简洁、惜字之谨慎使得任何一个想从中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滋养的读者必须从其言辞中深入挖掘”[18]。《失乐园》于是成为这个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体彰显自身品位、表征自身身份的理想文本，这大大促进了《失乐园》的传播。随着读者群的扩大化和多样化，更为经济实惠的版本以及各种精选本、缩减本、插图本及注释本大量出版，这使得掌握这一原本高深的文化资本并不需要渊博的学识，此外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妇女、儿童和贫穷阶层的版本。将《失乐园》作为畅销书进行的成功商业营销最终促使《失乐园》成为一部现代经典。与此同时，外国出版商开始出版原文版和译文版的《失乐园》，甚至开始出现了盗版。越来越多的文学选集将《失乐园》选入其中，进一步巩固了《失乐园》作为经典作品的地位。[19]《失乐园》在18世纪之后成为日益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出版商看来，它是一件具有特别价值的商品，他们对这一文化资源的不断开发反过来又扩大了《失乐园》的传播。
《失乐园》的改编也是其传播的重要途径，各种形式的改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失乐园》的传播，扩大了其受众。其中散文体的改编是一种重要的改编形式，它能帮助普通读者理解《失乐园》这样一部典故众多、用词古雅、风格宏丽的经典史诗，常被用来与原文对照阅读，但这种改编形式的弊病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将读者的注意力从诗作本身引向一些事实性的外围信息，使诗句原有的韵律和风格荡然无存，大大减损了读诗的审美愉悦。此外，18世纪出现了大量模仿《失乐园》的喜剧诗，其中有约翰·菲利浦斯的“The Splendid Shilling”（1701），安妮·芬奇的“Fanscombe barn．in Imitation of Milton”（1713），约翰·阿姆斯特朗的“The Oeconomy of love”（1736）。这些模仿之作的大量出现表明《失乐园》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而且这些读者对《失乐园》的文本已相当熟悉，因为戏仿之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有赖于读者对原作的熟悉程度。[20]
《失乐园》诗句极富音乐性，因此常被改编为音乐剧就毫不奇怪了。其煌煌十二卷中最常被改编的部分是亚当、夏娃的晨间颂歌，其中以海顿（Haydn）的改编为其顶峰。这里必须提及约翰·厄内斯特·盖利斯特·盖利亚德的改编，其改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改编时将原诗诗句一部分划为亚当的台词，一部分划为夏娃的台词，归于亚当的是对太阳、空气、四大元素、风和松树的赞美，归于夏娃的是对星辰、月亮、雾霭和溪泉的赞美。这一细节化的性别区分增强了戏剧效果，营造了对话性的情境，可谓颇具创造性的改编。而1706年本杰明·斯汀弗利特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史密斯依据《失乐园》改编的宗教清唱剧中，夏娃的部分尤为精彩突出。在剧中夏娃歌唱自然世界的美好，哀叹离开乐园的悲怆。此外，在18世纪弥尔顿常被人们视作歌颂婚姻之爱的诗人，因此在这部清唱剧中亚当、夏娃的双重唱赞美两人之间以及两人与上帝之间的和谐，其中晨间颂歌和晚间颂歌由两人合唱，将这种和谐推向了巅峰，而堕落后亚当、夏娃的相互指责则被简化。[21]
《失乐园》中生动的细节描写有着强烈的画面感，因此常被用来与绘画相比较，理查德·格雷夫斯就曾将艮斯勃洛的画比作弥尔顿的诗句，以此来赞美其画作。《失乐园》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插图艺术上。早在1688年西班牙巴洛克派画家约翰·巴普蒂斯特爵士、英国画家伯那德·伦斯和亨利·阿尔屈奇就为《失乐园》绘制了插图，其中前两位为诗中每一卷都按叙述的顺序绘制了概括性的插图。相比之下，法国著名插图画家古斯塔夫·杜雷1866年的《失乐园》插图只着重表现诗中的某个特定场景，而且是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加以呈现，未加以任何主观评论。杜雷的插图极受喜爱，多次重印。另一位同样知名、重印率也极高的插图画家是威廉·布莱克。与杜雷的中立客观不同，布莱克的插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几乎诠释了他对《失乐园》的理解。与他相似的是西班牙画家格里高利·普里埃托于1972年绘制的《失乐园》插图，他的插图选取了特定场景加以着重表现，表达了极具主观色彩的理解。
除了插图艺术，《失乐园》还为后世画家提供了影射讽喻的题材，让画家得以通过对画作中主题的表现做出公共表达。例如英国画家詹姆斯·吉尔瑞的名为《阿里克托和她的随从在万魔殿门前（1791年7月4日）》的画作就是如此，画中代表愤怒的复仇女神讽刺了让英国涉入法国革命的主张，英法战争最终于1793年爆发，紧接着就是恐怖统治时期。画中所有的革命派都被表现为弥尔顿笔下缩小身形的众恶魔，暗指1848年在全欧此起彼伏的众多革命。另一个例子是《弥尔顿》（1791年10月11日）上的一幅对《失乐园》的模仿之作，题为《乘一线阳光来到乐园的天使》，画中一个肥硕的尤烈儿，抑或是拉斐尔或撒旦，披挂满了宝石、金钱，执一支十字架从天堂降临汉诺威——当时英国君主乔治三世原先的领地。通过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表现，画家吉尔瑞认为乔治三世不应对当时埃德蒙·伯克和约翰·福克斯之间在英法关系问题上的争斗视而不见。[22]由此可见，这类画作是借《失乐园》中的人物和情节表达对当时政治的讽喻，这一表现方式反过来体现了《失乐园》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丰富和扩大了失乐园的传播。
二、文学外部的经典化机制
诺斯洛普·弗莱曾将浪漫主义称为一个向内转的新神话，这个新的救赎神话从上帝转到人自身，个体和文化转变的中心事件被置于艺术家的意识之中，救赎被描述为“虽堕落但具有重生潜能的意识获得一种天启的想象力”。[23]人，而非上帝，尤其是艺术家和诗人才是这个时代的弥赛亚，他们充分扩展的意识、重新觉醒的知觉、更为敏锐的判断力，创造出了一个革新的重生的世界，而弥尔顿正是这一浪漫主义新神话的先驱。[24]《失乐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意识的史诗”，诗中叙述的从纯真到堕落再到救赎的故事被理解为对人内在心理成长过程的比拟。与此同时，弥尔顿在诗中特别强调诗人的崇高地位，他认为诗人和上帝都是创造主，诗是原初上帝创世的延伸，诗人的诗性创造力丝毫不低于上帝的创世。诗人成为相对于他所处世界的微型宇宙，是那个时代文化冲突和张力的缩影，是那个文化被认可的立法者和英雄。他将诗与诗人紧紧关联在一起，诗中强烈可感的诗人自我的在场使得读弥尔顿其诗似乎就是在读弥尔顿其人。[25]柯勒律治曾说：“在《失乐园》中你读到的是诗人自己。读弥尔顿作品时这种强烈的自我主义的感受给了我最大的乐趣。”[26]正是由于弥尔顿作为浪漫主义新神话的最初建构者和朝内转向的先声，由于他对自我的强烈关注和表达，戈登·特斯基将弥尔顿的转折性地位描述为“欧洲文学传统中将创造行为的中心置于上帝的最后一个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发现创造行为的中心在于人自身的第一个诗人”[27]。
这一转向不仅发生在文学领域，而且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刻的意义上发生在社会时代的趋势中。继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之后，现代世界的人发现了“自我”。《失乐园》在这一时代性转向中的重要位置以及这一时代转向在《失乐园》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文学外领域。这一领域中的哪些因素在《失乐园》的传播及经典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宗教语境以及弥尔顿本人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在当时的受众眼中，《失乐园》的作者是一个弑君的辩护人，一个共和制的拥护者，一个在政治、宗教、婚姻观念上持激进观点的狂热分子，因此他们对《失乐园》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带上其作者的政治身份印记。然而到了18世纪《失乐园》却被视作一部帝国史诗、一部颂扬大英帝国文治武功的皇皇巨著、一笔为帝国利益代言的巨大民族文化资本。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失乐园》的传播，进而在其经典地位的确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解答以上问题，必须回到18世纪对《失乐园》接受的政治语境。
18世纪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贸易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海外拓殖给英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在军事方面英国海军已取得了绝对的海上霸权，其“蓝水海军”政策表面目标在于捍卫大不列颠的和平安定，保护海上贸易，但这种表面上的防御性并不能掩盖它的征服实质，其“蓝水海军”着眼于远洋航行和作战，其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保护英国的海外利益，为大肆进行殖民扩张提供军事保障。随着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一个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宗主国，它也成为一个文化的输出国。它与法国之间为文化及帝国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它急切地需要相应的为帝国代言的文化资本。于是《失乐园》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对象。这与《失乐园》自身的特质分不开。首先，《失乐园》被视为与荷马和维吉尔的古典史诗并列的经典谱系中的成员，弥尔顿被称为荷马，尤其是维吉尔的英国后继者，而维吉尔正是为奥古斯都帝国写作的诗人，是罗马帝国的文学代言者。弥尔顿有意选择用英语而不是史诗的常规语言拉丁语创作《失乐园》，开启了与经典史诗的竞争，努力使这部英国史诗摆脱作为前殖民地文学的附属地位，这也象征性地表明英国摆脱其作为前罗马殖民地的政治附庸国地位。其次，《失乐园》中有着大量精彩激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它常被用来比拟不列颠的海上军事胜利，事实上，在18世纪，上帝天使对伊甸园的守护就常常被用来比作英国海军对不列颠这个新的人间乐园的保卫。[28]再者，《失乐园》中不但有铁马冰河的战争场面和恢宏壮阔的帝国气象，还有伊甸园的田园风情，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在《失乐园》中同时存在，并在帝国话语的建构和转化中被微妙地统一了起来。18世纪田园诗对田园景观的描写不再是怀旧的旧日英格兰风光，而是“被注入了更广阔的帝国空间和帝国经济连续体的意识”[29]。那一时期的田园诗中充斥着来自异域的风物、商品、地名和意象，而正是《失乐园》中充满异域色彩的田园描写开启了这一传统，同时弥尔顿笔下的田园景观被改造并用以表达18世纪的新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强调对自然景观的改造，其中包括合理的规划、充分的开发和品位的塑造，它兼具“有用性”和“有品位”，是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结合。正如约翰·埃金所说，“弥尔顿的伊甸园是一切人类园圃的理想范例”[30]。这种有关“品位”的话语在18世纪发展起来，它表面上关涉的只是审美领域，但一方面，如上所述，这种审美性与功利性、有用性结合在一起。1755年约翰·吉尔伯特·库柏在《有关品位》中将英国风景描写为一个功利性的伊甸园，将一个田园诗式的所在转变为一个农业景观，将一个纯粹“美”的风景转变为一个有用的景观，用他的话说，“真理、美与有用性不可分割”[31]。而对审美对象的“有用性”的发掘正是由“理性精神”完成的，是“理性”发现了自然之美中“潜藏的原因”，将审美与功利联结在一起。借由这种联结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伊甸园描写成为后世景观话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在18世纪及其后的所有雄心勃勃的资本主义景观改造者心中，这个原初的人类乐园始终是一切完美景观的理想范本，但这个新的景观已远远不是那个原始纯真、未遭人类斧凿薪火沾染的乐园了。另一方面，对《失乐园》中自然景色描写的评论总是同时传达了意识形态观念，“讲述了其他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如殖民贩奴、消费主义、城镇化、圈地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贫苦人群的影响”[32]。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安妮·斯沃德，在她看来，弥尔顿对“太初乐园的描写”是对“追求进步完善的理性精神”的文学表达，而在艺术和自然之间达到平衡“使英国成为欧洲的伊甸园”，她的关于“自由”的辉格党政治信念与其美学立场联结在一起，“英格兰乐园的天然、自由、美丽源自于其结构中散发的真正自由”。[33]约瑟夫·爱迪逊于1711—1712年前发表于《观察者》上的一系列《失乐园》评论文章打造了一个“闪光崇高”的弥尔顿，这些文章围绕“文雅品味”和“礼节”展开，用这些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审美价值观念清洗了《失乐园》原本具有的激进政治倾向，与安妮的上述审美/政治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唯美的柔化处理将一个被驯化的弥尔顿呈现在公众面前，扩大了《失乐园》的受众，使他们不再需要为其中蕴含的危险的激进立场感到不安。由此可见，同他的文学前辈维吉尔一样，弥尔顿的《失乐园》兼具田园诗和帝国史诗的双面性，满足了人为建构的帝国想象成为理想的帝国文化资本，成为“为帝国写作的史诗”[34]。
最后，《失乐园》兼有的本土性特质和异域符号还使它可被用作理想的殖民话语文本。如前所述，《失乐园》是用英语创作的英国史诗，强调了“英国身份”与“英国立场”，表达了“英国情感”和“英国思想”，宣告了不列颠民族在文学乃至文化上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但这种本土特质中又掺杂着浓重的“非英语”因素，其语言的拉丁化句式、措辞、异域典故的运用和对新古典主义美学规范的偏离常引起批评和争议，在批评家和编者眼中，显得不够“英国化”。但另一方面，批评家又将《失乐园》视作语言化用的成功典范，德莱顿曾称赞《失乐园》的语言风格。他的这种称赞不只是审美判断，还具有更重要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意义。在德莱顿看来，借用不代表附庸和臣服，而是一种获益甚至征服，就如同“我将意大利珍宝带回英格兰消费，让它在英国流通”[35]。这个比喻背后隐含着一个近代早期的商业理念，该理念认为“世界上的财富是一个常量”，“一个国家的盈利必须以他国的损耗为代价”。[36]而派屈克·休谟更将《失乐园》中语言的多样性视作商业活力在语言领域的体现，并由此联系到英国的“蓝水海军政策”的政治语境，认为文学语言与政治经济关系有着重要关联，它反映了这些关系并为现实政治提供了美学和道义上的合理性。[37]除了语言风格上的本土性和异域性的双重色彩外，《失乐园》中的各种意象，尤其是其景观描写中存在着众多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事物。堕落前的伊甸园中有着许多具有东方色彩的景物，那几乎就是典型的东方园林景观，它与周围的外部自然之间是一种相连相通的开放关系，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老英格兰”，而是关联着更广大的海外帝国空间。创作《失乐园》时弥尔顿从当时旅行者的记述中撷取了大量素材，这些素材在18世纪的殖民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促使这一时期的评论家们将注意力投向旅行者的游记，并借助这些记录解释《失乐园》中的相关描写，例如克莉丝汀·凯恩编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圣经及比喻汇编》中包含大段有关殖民地生活状况的记叙，其中异国奢侈品与英国本土的日用品被放在一起加以描述。[38]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弥漫的对异国情调的向往催生了大批以弥尔顿风格描写异域之旅的史诗，这种探索热情很快从文本层面转向现实世界，这一时期许多英国旅行者“追寻弥尔顿的脚步”，依据《失乐园》中的描写按图索骥地展开异域之旅，并进一步激发起拓殖热情。这种热情并不限于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探索，还包括对英国国内的所谓“荒废公地”的私有化，这就是圈地运动。“占有外部世界的需要导致在国内产生了类似规则”[39]，这种热情与关于《失乐园》的美学辩论不无关联，爱迪逊在评论《失乐园》时将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对景观的富有品位的观看联系起来[40]，这在后来发展为一种景观话语，它回避露骨的征服姿态，以观看和欣赏的行为实现对空间的占有，这其中既包括异域空间，也包括本土空间。两者遵循的规则是相同的。实际上，“圈地运动是英国本土的内部殖民化，是一个将国土从布莱克所说的‘a green ＆ pleasant land’变为‘景观’的过程”[41]。由此可见，围绕《失乐园》展开的语言及审美批评以及摹仿其风格进行的文学创作无不关涉着更宽广的时代政治背景。它是《失乐园》接受及传播的重要语境，也是推动《失乐园》经典化的重要外部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帝国的政治经济需要将《失乐园》建构成为英国性的象征符号，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国家珍宝”。
[1] See M．H.Abrams，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3.
[2] William Blake，The Poems of William Blake，W.H．Stevenson ed.，Harlow：Longman，1971.
[3] Ibid.
[4] Peter J．Kitson，“Milton：The Romantics and After”，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p.470-473.
[5] Joseph A．Wittreich，The Romantics on Milton：Formal Essays and Critical Asides．Cleveland and London：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1970，p.136.
[6] William Wordsworth，Poetical Works，Ernest de Selincourt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590.
[7] See William Wordsworth，The Prelude 1799，1805，1850：Authoritative Texts，Context and Reception，Recent Critical Essays，M．H．Abrams，Stephen Gill and Jonathan Wordsworth ed.，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79.
[8] See John Keats，The Poems of John Keats，Miriam Allott ed.，Harlow：Longman，1970.
[9] See Persey Bysshe Shelley，A Defence of Poetry，London：Porcupine Press，1948.
[10] Peter J．Kitson，“Milton：The Romantics and After”，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p.470-473．
[11] Peter J．Kitson，“Milton：The Romantics and After”，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473.
[12] See Joseph A．Wittreich，Feminist Milt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13] Peter J．Kitson，“Milton：The Romantics and After”，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473．
[14] Jane Austin，Jane Austin’s Letters，Deirdre La Faye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40.
[15] Joseph A．Wittreich，The Romantics on Milton：Formal Essays and Critical Asides．Cleveland and London：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1970，pp.223-224.
[16] Michael Treadwell，“The English Book Trade”，in Robert Maccubbin and Martha Hamilton-Phillips ed.，The Age of WilliamⅢ and MaryⅡ：Power，Politics，and Patronage，1688—1702，Williamsburg：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Press，1989，p.361.
[17] John Gilbert Cooper，Letters Concerning Taste，Ralph Cohen ed.，Los Angeles：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51，p.5.
[18] Jonathan Richardson，“Explanatory Notes and Remarks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in Jonathan Richardson Jr．ed.，The Works of Mr.Jonathan Richardson，Anglistica ＆ Americana，1734，pp.315-316.
[19] Anne-Julia Zwierlein，“Milton Epic and Bucolic：Empire and Readings of Paradise Lost，1667—1837”，in Nicholas Mcdowell and Nigel Smith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83-685.
[20] Kay Gilliland Stevenson，“Reading Milton，1674—1800”，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457.
[21] Kay Gilliland Stevenson，“Reading Milton，1674—1800”，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458.
[22] Kay Gilliland Stevenson，“Reading Milton，1674—1800”，in Thomas N．Corns ed.，A Companion to Milton，Oxford：Blackwell，2001，p.460.
[23] Northrop Frye，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8，p.16.
[24] Joseph A．Wittreich，“Miltonic Romanticism”，in Nicholas Mcdowell and Nigel Smith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88-690.
[25] Henry Fuseli，“Lectures”，in John Knowles ed.，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Henry Fuseli，3 vols，London：Henry Colburn ＆ Richard Bentley，1831，p.iii.
[26] Samuel Taylor Coleridge，“Table Talks”，in Joseph A．Wittreich ed.，The Romantics on Milton，Cleveland：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70，pp.270-277.
[27] Gordon Teskey，Delirious Milton：the Fate of the Poet in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18.
[28] Nicholas Von Maltzahn，“Milton’s Readers”，in Dennis Danielson ed.，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6-252.
[29] Karen O Brien，“Imperial Georgic，1660—1789”，i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Revisited：Eng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155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0-179.
[30] John Aikin，“On Milton’s Garden of Eden as a Supposed Prototype of Modern English Gardening”，in Letters from a Father to His Son，on Various Topics，Relative to Literature and the Conduct of Life，2 vols，1796，1800，i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18th Century，Ⅲ-Ⅳ，New York：Methuen Young Books，1955．Letter VI，ii，pp.99-113.
[31] John Gilbert Cooper，Letters Concerning Taste，Ralph Cohen ed.，Los Angeles：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51，p.5.
[32] Sharon Achinstein，“Pleasure by Description：Elizabeth Singer Rowe’s Enlightened Milton”，in Mark R．Kelley，Michael Lieb and John .T．Shawcross eds.，Milton and the Grounds of Contention，Pittsburgh，pa：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2003，pp.64-87.
[33] Ann Seward，“Letter to J.Johnson，20 September，1794”，in Letters of Ann Seward，Written Between the Years 1784 and 1807，6 vols，Edinburgh：Nabu Press，1811，iv，pp.3-12.
[34] Anne-Julia Zwierlein，“Milton Epic and Bucolic：Empire and Readings of Paradise Lost，1667—1837”，in Nicholas Mcdowell and Nigel Smith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686.
[35] John Dryden，“To the Honourable John，Lord Marquess of Normandy，Earl of Mulgrave”，in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Vol．V，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335-336.
[36] Jacob Viner，“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in World Politics，Vol.1，No.1，October，1948，pp.1-29.
[37] Parick Hume，Annotations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Paterson ed.，Whitefish，MT：Kessinger Publishing，2010，pp.78 at ii.637.
[38] Miss Christian Cann，A Scriptural and Allegorical Glossary to Milton’s Paradise Lost 1828，Whitefish，MT：Kessinger Publishing，2009，pp．ii，2，ix，81.
[39] Bruce Mcleod，Andrew Hadfield rephrased，“Colonial Roots in English Gardens，Review of Bruce Mcleod”，in The Geography of Empire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80—17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4.
[40] Joseph Addison，“Criticism on Milton’s Paradise Lost”，The Spectator，March，1712，pp.75-78；June，1712，p.182.
[41] W．J．T．Mitchell，“Imperial Landscape”，in W.J.T．Mitchell ed.，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