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直书到叙事

史书记言以《尚书》为代表，记事则当推《春秋》。“春秋”本为古代各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并非某部著作的专名。现存之《春秋》乃鲁之史书，曾由孔子修订润色，以鲁为主而兼及列国大事。其视野开阔、结构宏大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微言大义以及谨严的书法。有感于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充斥人间，孔子希望借史书的写作来“寓褒贬，别善恶”，进而达到定名分、制法度的目标。后世经师对《春秋》大义的发掘，不乏穿凿附会之处；但此书遣词造句之讲究，确实寄托遥深，绝非只是笔墨技巧。同样是战争，依记录者的价值判断，可书为“伐”，也可书为“侵”，还可书为“袭”“取”“克”“败”等，读者不难从一字之褒贬，体会到史家惩恶劝善的良苦用心。《孟子·滕文公下》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能说是表达了史家的愿望，设想“乱臣贼子”因惧怕此史家之“春秋笔法”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未免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力量。倒是《春秋》之简言以达旨、微辞以婉讽的笔法，对后世古文家之讲究文字精确、表达含蓄颇有影响。

章学诚对记言记事的区分甚不以为然，称“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尚书》中有事，《春秋》中有言，而“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1]《左传》大量记载行人、游士之辞令，其实不足以成为否认《春秋》注重记事的理由。前者虽为后者作传，却非单纯的解经之作（对比《公羊》《穀梁》便一目了然），起码在史书体例的设计上，颇多创新之处。柳宗元曾论及“自左丘明传孔氏”，左右史交错、言事混合，因而导致“《尚书》《春秋》之旨不立”。^[2]从唐人之赞赏其“不遵古法”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到今人之称“《左传》记言的成就，比记事还要突出”^[3]，都是注意到其所载典雅优婉的大夫辞令行人应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可此类妙语多有所本，非作者的独创。《左传》之文学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叙事——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是独步千古。

古代史官的职责，一是秉笔直书，一是褒贬劝惩，也就是像孔子修《春秋》那样，“笔则笔，削则削”，“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4]理想的史家必须坚持道义，不畏权势，为求实录，虽杀身而不悔。《左传·宣公二年》叙述过董狐之记“赵盾弑其君”，接着便是：“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既是依《春秋》而作，较少触犯当朝权势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直书与劝惩相对容易得多。要说尚德爱民、尊天敬神等大道理，《左传》没有《公羊》《穀梁》发挥得淋漓尽致；《左传》的长处在叙事而不在说理。晋人所说的“其文缓，其旨远”，或者“《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5]，都是针对其叙事技巧而不是实录精神的。

唐人刘知幾并非第一个赞赏《左传》之叙事者，但《史通》的表彰最为系统：“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如此褒扬，略嫌过于抽象，于是有了如下大段精彩的描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计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6]

这里所表彰的，除了“腴辞”“美句”的版权属于行人游士外，大体都应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尤其是纷纭复杂的战争，既有运筹帷幄的神秘，又有风云突变的惊诧，还有金戈铁马的惨烈，居然被叙述得有声有色，而且脉络清晰可辨。

《左传》直接涉及的军事行动多达三四百起，其中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五大战役，都被叙述得曲折且生动。除了必不可少的战前准备、战术设计以及实战的展开，还要体现“尚德不尚力”的历史哲学，这其实很难兼顾。战争的过程不容篡改，史家的权利在于选择特定的角度以及掌握叙述的节奏。城濮之战便是绝好的例子。大战尚未展开，胜负已成定局：楚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与晋文公之“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恰成鲜明对比。战争中人心之向背是否决定一切尚可争议，但《左传》的叙述确实使得其具有某种道德裁判的意味。好在这一切都不是直接道出，而是诉诸若干精心挑选的小事。在波澜壮阔的大战前后，巧妙地穿插若干琐事，既舒展文气，又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前人评论《左传》时常用的“其文缓”“无矜无躁”“从容委曲”等^[7]，不只体现为作者的涵养与气度，更落实在此等“大战”中夹杂“琐事”的剪裁运化之妙。

《左传》承袭《春秋》的编年史结构，但并没有囿于线性的叙事时间，常常为了结构的完整与线索的清晰而采用插笔与倒叙。或列国争霸，或祸起萧墙，都是千头万绪，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像“齐鲁长勺之战”“郑伯克段于鄢”这样千古传诵的片段，之所以能用如此短小的篇幅讲清战争的来龙去脉，与其选择最具特色的君臣对话和兄弟钩心斗角为中心来展开叙述有关。即便如此取舍，还有许多若不相涉而又必须补充说明的人事，借一“初”字领起穿插其中，使文章眉目清楚，且如灵蛇腾雾，首尾无定处。后世谈论叙事技巧，涉及插笔与倒叙，最适合于作为例证的便是此《左传》。^[8]《左传》对叙事时间的处理，千载之下，仍值得散文家和小说家借鉴。只是由于章回小说中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倒装叙述等技法才没能得以施展，以至清末文人初读西洋政治小说及侦探小说，才会为其“一起之突兀”而惊叹不已。

《左传》之叙事，历来为古文家所推崇；至于其文体，则时有非议。范宁《穀梁传序》之称“其失也巫”，以及韩愈《进学解》之讥“左氏浮夸”，大概都是抱怨其不若《尚书》之高古、《春秋》之谨严。就连对《左传》大为欣赏的刘知幾，其《史通·叙事》中标举“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也只列出《尚书》和《春秋》。《左传》文字，确实不够“古雅”，可这不足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后世讲义法的古文家，大谈文约言省时，喜欢以《尚书》《春秋》为楷模。其实，这种“微”与“晦”的书法，并不一定值得效仿。

清人孙、章学诚、阮元等都曾指出古人汗青刻简之不易，非省文简辞不可；而后人不察其所以然，竟以其“势所然尔”的“谨严”来评判一切文章，实在不得要领。^[9]“省文”的《春秋》尽管人人喝彩，未免过于“高不可攀”。后世学作古文者，大都模仿的是《左传》。除了叙事生动文辞美茂外，还有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10]

“史著”而被奉为“古文”楷模的，除了《左传》，便是《史记》。唐宋以下直至晚清的古文家，往往以太史公笔法相号召。《史记》之被普遍推崇，文学家起了很大作用。自《汉书·司马迁传》赞其“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评论《史记》者，多像刘勰，喜在“实录无隐之旨”上做文章。所谓“良史之直笔”，实未足以尽《史记》之精华。一方面，“秉笔直书”乃千古史家的共同口号，非司马迁的独创；另一方面，《春秋》尚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实录”其实可望而不可即。《史记》之隐含悲愤贬损当世，常被今人作为“实录”的例证；但这与古人理解的“言罕褒讳”的“直书”颇有距离。太史公一腔抑郁不平之气，充溢于《史记》全书，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同一事件的记载，《史记》之所以比其他史著更精彩，与其归之于古已有之且为史家共同尊奉的“实录”，不如归之于作者对历史以及人生的独特感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并非司马迁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太史公的真正抱负。《报任安书》所表述的这一非同寻常的“抱负”，使得《太史公书》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既是史，也是子。清人钱大昕一语道破《史记》对《春秋》的继承与发展：“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11]班固本其父彪之语，讥《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其实正说到其成一家言的长处。此后的史著，或许体例更加清晰，考证更加严谨，叙述更加缜密，可再也没有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力图成一家言的气魄和能力：像《平准书》那样不避当朝天子，或者像《酷吏列传》那样指摘时弊、《货殖列传》那样背离主流意识形态，除因司马迁的个人天赋外，更因帝国初建，文网未密，再加上其时子、史尚未完全分家。

此前的史书，或整理旧闻述而不作，或作者众多分辨不易，真正可以作为个人著述来把握的，大概得从《史记》说起。有了明确的“作者”，再加上遭宫刑而发愤著述的传奇性，使得后世褒贬《史记》者，都喜欢抓住李陵事件做文章。《报任安书》里关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类的说法，更容易误使论者将《史记》中的意气与不平统统归之于司马迁的个人身世。班固“既陷极刑，幽而发愤”的说法，已有将《史记》作为自我伤悼之书的倾向；关于是否“谤书”的争论，更是将“发愤”与“著述”直接等同起来。以伯夷居列传之首，而且论赞多于记述，大发修身洁行之士遭祸害而暴戾恣睢之徒享安乐的感慨；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对“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之赞叹等：确实别有怀抱。可这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牢骚孤愤，毕竟寄托在人物传记的叙述中或论赞上，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心境相通，体例却大不同。因而，刘熙载称“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可又不忘添上一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鲁迅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但前面还有“史家之绝唱”五字垫底。^[12]《史记》首先是史学名著，即便蕴涵着感慨与幽思，也仍以叙事见长。过分夸大其发于情肆于心，不只忽略了史书的文体特征，也与“实录”之说自相矛盾。从成一家言的角度来理解《史记》中的反叛与不平，当比只将其作为“自怨生”的《离骚》或“悲士不遇”赋来解读更贴切。

同样突破上古史官记言记事之分，《左传》《史记》对后世史著及叙事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只是二者的着重点颇有不同，借用章学诚的话来说，便是“记事出于左氏，记人原于史迁”^[13]。司马迁之参酌古今，发凡起例，以十二本纪叙帝王，三十世家记诸侯，十表系时事，八书详制度，七十列传志人物，五体交织而成全史，百代而下不易其法，故被誉为“史家之极则”^[14]。“本纪”“世家”“列传”所志之人物身份地位不同，“列传”中又有专传、合传、类传之分，可作为“传记”的文体却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说《史记》的体例，乃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大概不会有异议。比起《左传》之以编年体叙事不得不割裂人物，或者《战国策》之以游士为中心描写范围大受限制，《史记》包罗甚广且叙述完整的人物传记更见精彩。

《史记》写人栩栩如生，历来为古文家与小说家所共同赞赏。《项羽本纪》之以鸿门宴和乌江兵败为中心，除取其戏剧性冲突强烈，更因其最能体现项羽的英雄盖世及粗豪爽快。如此以“性格”而不是“事件”来决定篇幅的长短、叙述的轻重与节奏的快慢，与后世诸多正史相比，明显地“不拘章法”。人类活动千头万绪，史家只能关注大事件、大人物，《史记》自然也不例外。其精妙处在叙述战争风云英雄霸业的间隙，穿插若干“小事”“闲笔”，如写韩信而有胯下之辱，以及张良之为圯上老人进履、廉颇蔺相如之“将相和”、信陵君之不耻下交虚心待士等。这些细节描写，大都带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列传中春秋以前部分相对平淡，一入战国，笔墨陡然变得雄奇跌宕。一来得益于《战国策》旧文（如荆轲刺秦王及苏秦张仪故事），二来秦汉间相距不远，文献犹足，太史公游历天下，四处访求，不难做到“摹画绝佳”。^[15]三来司马迁“爱奇”，胸中本就充溢侠气豪气及抑郁之气，叙荆轲、纪项羽、赞屈原等，都是“所谓爬着他痒处”，难怪其“分外精神”。^[16]

《史记》中不少绘声绘色的描写，或取材于民间传说，或纯为太史公之增饰渲染，其实经不起“刨根问底”。只是以考据之眼读《史记》，不该忘了其“史而文”的特征。治《史记》者历来有考据与文章之分，林纾从古文家立场，认定“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17]。扬雄、班固、刘勰等虽也注意到司马迁之善叙事理，但主要赞赏其良史之才；自韩愈将《史记》与庄周之文、屈原之骚、相如之赋并称，此后古文家谈《史记》，方才离史而求文。《史记》文章的最大特征，莫过于笔力雅健、气势沉雄，而这主要体现在其长篇之作。若语言之诙诡绮丽或状物之惟妙惟肖，此前此后皆有可匹敌者；唯有《项羽本纪》那样长篇叙事而能收束得住，不流于散漫冗碎，这点最为难得。迷信文章高古者，往往以《汉书》之简洁讥《史记》之宕逸，可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繁简”则所称：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

后人之所以将《史记》比之于“大川”或“江海”，都是注意到其情态横出、气势磅礴。而所谓“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于此书者”，当主要指此类变化无穷而又收束得住的长文。^[18]

“二十四史”中，史学价值与文学成就均可与《史记》相抗衡的，只能是《汉书》。《汉书》虽成于四人之手，实班固贡献最大，所谓班、马优劣的比较也就以他为主。作为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体例上也颇有创新处，尤其是改“书”为“志”，使得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更加丰富翔实，若新增的《艺文志》对于学术源流的考察，极为后世所重视。与司马迁之注重慷慨悲歌的刺客与游侠不同，班固更欣赏儒雅博学的文人学士。《扬雄传》与《司马相如传》均占两卷，比许多叱咤风云封侯拜相者更为显赫。至于传中引录大批经世之文或传主自序，对于保存历史文献也有意义。史家对文化学术的偏爱，明显影响其叙述风格。《文心雕龙·史传》所称道的“赞序弘丽，儒雅彬彬”，正是博贯载籍、穷究百家的学者之文的本色。只是这么一来，作为史学著述，《汉书》完全可与《史记》并肩；但如果论作者的才情与著述的文采，后者则明显高出一筹。

班固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基本完成的东汉前期，对大汉王朝正统观念的接受与维护，使得其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嘲笑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恰好表现出班固“史识”的不足。对比班、马的《货殖》《游侠》二传，前者的谨守规矩与维护当朝利益，除了观念保守外，也使其文章缺乏灵性与气势。后世谈论马、班异同，尽管立足点不同，但大都承认马“喜驰骋”，班“尚剪裁”；马“通变化”故“圆用神”，班“守绳墨”故“方用智”。^[19]而《史记》《汉书》对“成法”“定例”的不同态度，首先基于其见识，而后才是文风。在与朝廷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班固也能写出慷慨悲凉的好文章，如《苏武传》便“千载下犹有生气”，一点不比迁文逊色。^[20]可惜这样“叙次精彩”的文章，在《汉书》中并不多见。

《史》《汉》之争由来已久，唐宋以下之所以多扬马而抑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多用排偶。在崇尚骈赋的时代，《汉书》的弘丽精巧自然受欢迎；自韩愈提倡古文，《史记》的疏纵雄健于是成了文章极致。同为史学巨著，可要说到对历代文章的影响，《汉书》远不如《史记》。

[1] 参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上》。

[2] 《柳宗元集》卷二一《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3] 参阅刘知幾《史通》卷二《载言》和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95页。

[4] 参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5] 参阅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和范宁《穀梁传序》。

[6] 刘知幾：《史通·杂说上》。

[7] 参阅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

[8] 参阅李绂《秋山论文》、王源《左传评》和林纾《春觉斋论文》。

[9] 参阅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163—164页和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页。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国语>》，中华书局1932年版。

[1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史记志疑序》。

[12] 参阅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20页。

[1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四《（湖北）通志凡例》。

[14] 参阅郑樵《通志·总序》和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则。

[15] 参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以及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

[16] 参阅扬雄《法言》卷一二《君子篇》和楼昉《过庭录》。

[17] 林纾：《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畏庐续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18] 参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世界书局1936年版；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章太炎《文学略说》，《章氏星期讲演会》第九期，1935年11月。

[19] 参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

[2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增传”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