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百家争鸣

文章之事，最主要的莫过于“纪事”与“说理”。在中国，前者根乎“史”，而后者源于“子”。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称“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并以韩、柳效法孟子、韩非，以及三苏兼取苏秦、张仪与庄子为例。假如考虑到楚汉辞赋得益于纵横之学，魏晋玄文近乎名法中兴，再加上明清以下周秦之文始终是读书人着意模仿的榜样，不难想象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决定性影响。但像刘师培那样，将“论辨”“书说”“传记”“箴铭”诸体以及唐宋明清诸家诗文，直接归之于儒道名法或阴阳纵横^[1]，又实在有点过分牵强。因为后世文人读书博杂，不再各守专门旨无旁出；而且文体演变纷纭，并非永远一线单传。

诸子文章，以说理见长。由寓言故事而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或者因夹有偶句韵语而启迪汉魏的骈赋，毕竟不是诸子之文的主要特征。《文选序》称其“以立意为宗”，以及《文心雕龙·诸子》断其为“入道见志之书”，都是注意到诸子文章的这一特征。只是孔子、老子之“立意”与“见志”，主要借助于“陈述”；而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战国之文，则更多带有“论辨”的色彩。刘勰之辨析“论”与“说”，主要思考的是精研一理故义贵圆通与巧喻服人故随机应变两种论述风格的区别。^[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同为“辨正然否”的立论，孔、老近乎意态潇闲的“独白”，而墨、孟、庄、荀等则如众声喧哗中的“对话”。孔、老先后，学界至今尚未有定论；但这两部开宗立派之巨著都重立说而少驳论，成于春秋末年的说法大致可信。那时私门讲学、私家著述刚刚开始，所谓学派之争尚未形成，尽可直抒己见，而没有防范论敌八面围攻的意识。到了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立说时可就不能不以驳难开篇了。

列国争霸，游士纵横捭阖，为了博取人君之信任，争取发言机会及生存空间，无不讲究“论辨”之术。而王纲解纽，学术下移，思维的活跃以及思想资源的日渐丰富，也使得各家各派有可能独树新帜，自立门户。章太炎曾述及古今学术差异，以后世之“汗漫”对比周秦之“独立”：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3]

墨家或道家的“非儒”，自在情理之中；同为儒家的荀子，“非十二子”时，连子思、孟轲也在讥刺排斥之列，这与后世之只讲“党同伐异”大不相同。不只是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道、名、法、兵，哪家也没有真正步调一致过。同在一家者尚且小有异同便自立门户，可以想象不同家派之间更是如同水火。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诸子百家“其言相殊，辟犹水火”后，不忘加上一句“相灭亦相生”。师说迥异，道术不同，因而不能不争；可这种争辩是在充分理解并尊重论敌立场及思路的前提下进行的，故极少如泼妇骂街。明明是驳难文章，却偏说百家“不见天地之纯”固然可惜，但毕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批评十二子“欺惑愚众”，但也承认“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4]在互相攻讦、往复驳难的过程中，虽都立场坚定，对他人到底心存忌惮，不敢自以为独占真理。其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声音，各家各派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能否成为“显学”，取决于自家学说的精深博大以及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审时度势，权宜应变，其实也是游士喜欢标新立异的原因之一。周秦诸子的驰骋言辞，不完全是理论思辨，也包含游说诸侯以取功名，故其立说时的“排斥异己”，很难说完全出于公心。《汉书·艺文志》称，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使得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从别一侧面勾勒出“百家争鸣”的面影。如此平视诸子，并非否认儒墨道法的理论差异及价值高低，而是借“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理解先秦思想学说的产生及其“论辨”方式。

不管尚文还是尚质，战国文辞大都沾染纵横游说之风。铺张排比或放言无惮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诸子对自家政见及哲理均有充分自信，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指点江山有恃无恐的游士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5]，故习惯于以匹夫而为天下立法。偶尔也会引述圣经贤传，但那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立论根基仍是自家学说。《墨子·小取》区分明是非、审治乱等六类“论辨”方式，而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都是“破”字当头。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说的，为了“正人心”，不得不着力于“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喜欢为人、为己“解蔽”的周秦诸子，其文章中所使用的归谬法、类比法、反证法等，对后世之驳论文影响甚大。

可相对于明是非决嫌疑的“辨”，诸子立一家之言的“论”，更让后人追慕。“论”与“辨”，本相依相存，很难有高低之分。但自立绳墨，以确定评价标准，无疑更带根本性。诸子立说各有根基，而且所争乃开天辟地、安身立命等根本性大问题，不像后世文人多在枝节上做文章。《墨子·非命上》总结立论时须用“本”“原”“用”三法，其中列为首位的“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为诸子所共同遵循。这似乎与后世文人之“替圣贤立言”没多大差别，其实不然。儒、墨、道、法所本之“圣王之事”大不相同，康有为说诸子都在“改制托古”^[6]，一点也不过分。不单立说时求独立，少依附，就连文章也都个性鲜明。传世文献中有互相引述或错乱重复者，但各家文章风格还是颇易辨认的。若儒家之淳厚、墨家之率直、名家之诡辩、道家之恣肆、法家之峻刻，以及纵横之夸饰、阴阳之怪异，大都有明显的自家面目。就连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其文章也以博采闳大而专精少逊为特征。

说理文章要做到思想独立且有自家面目，其实很不容易。秦汉以下，王朝一统，儒学独尊，守正统则容易平庸，走偏锋则流于乖异，绝少正大光明而又思深自得者。刘勰已经注意到两汉文章多“顺风以托势”，不再敢批君主的逆鳞，因而也就谈不上“师心独见”。明清文人更是感慨周秦诸子的“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7]令千古文人追慕不已的“自家 面目”，既指向诸子的学说，也包括其文风。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这句话，基本适应于战国时代的各家各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论辨”是其正人心、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尽管道家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墨家深怕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故“其言多不辩”，法家更断言“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8]，可战国诸子无不“好辩”。其中之奥秘，《荀子·非相》一语道破：

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

至于“不辩”云云，只是针对游谈无根、过分伪饰之“奸言”。在荀子看来，倘若已经明大义、识治乱，而居然“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立说根基原本不同，一味“不辩”，未免显得不够真诚，也缺乏道德勇气。《孟子》一书对杨朱、墨翟、许行、告子、张仪、宋牼等的批评尚比较零散；而《墨子·非儒》《庄子·天下》，以及荀子的《非十二子》和《解蔽》、韩非子的《显学》和《五蠹》等，都已经是相当完整的学派评估，而且纵论得失，一无顾忌。

性善性恶、有为无为之争，背后当然可能蕴涵着政治立场乃至权势利益，但既然使用的是理论语言，而且是在学术层面上展开，就不能不特别倚重论辩的技巧。诸子百家在辨明是非、砥砺学术的同时，日渐成熟其各具特色的辩论术。儒家之辩，不尚空谈，多援古证今，正言明志，以诚恳朴实为主要特色。纵横家善揣摩迎合，多虚张声势，驰骋浮词，偶有出人意表的精彩之论。墨家不尚文辞，文章淡乎无味，但其探讨“三表法”以及研究“辟”“侔”“援”“推”等论证方式，对后世文章逻辑性的加强颇有影响。“惠施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公孙龙“辞巧理拙”^[9]，可名家辨析之精微、辞锋之锐利，逼得对手不敢再满足于理高而辞屈。后起的法家之文说理透辟，论断缜密，言辞犀利峻刻，实得益于名、墨二家对“论辨”术的探讨。

“论辨”之文，除了逻辑严密，最好还能做到文字流畅，形象生动。对于先秦诸子来说，善于设譬，深于取象，可以说是立说为文的基本功，几乎所有传世子书都不安于平铺直叙。与后世文章喜欢引经据典不同，先秦诸子更愿意借言简意赅且富于风趣的寓言来表达自家思想。一来其时著者、读者的抽象思维能力有限，表达玄妙的哲理往往力不从心，而借寓言来比喻寄托更易于达“言外之旨”；二来游说诸侯并非易事，荀子、韩非都有“说难”的感慨^[10]，出于讽喻而不是直言，假托他人来论说，双方都有回旋的余地；三来寓言因其情节性与幽默感而易于理解和传播，现场表演，效果尤为出色。这就难怪寓言在先秦子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史著中《战国策》因近乎“纵横家言”，故也颇多“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脍炙人口的寓言。

像《庄子》那样“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11]的或许不多，但诸子大都善以寓言说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列子》的“愚公移山”“杞人忧天”，《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掩耳盗钟”等，都由寄托遥深的寓言转化为成语而千古传诵。《韩非子》更以“储说”六篇收录寓言近二百则，成为先秦寓言的集大成者。只是韩非重现世，讲法治，其“寓言”多为历史故事，且教诲意味突出。而庄周一派非法度，求避世，笔下常见神怪与畸人，若鲲鹏之志、井蛙之见，以及对髑髅、梦蝴蝶等“无端崖之言”，想象力之丰富、风格之怪诞瑰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扑朔迷离的美感，都远非法家质朴之文所能企及。

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历朝历代不同，无法“一言以蔽之”。大致而言，唐宋以下，以孟轲、庄周与荀况的文章最为人所称道。模仿者又可能因气质与才情，而有不同的选择：卫道心切且天性淳厚者宗孟，狂狷且才气纵逸者师庄，博学且思维严谨者学荀。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当事人希望博采众长，只是读者仍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其真下工夫揣摩师法的对象。

《孟子》七章，以独白和对话为主，文体介乎《论语》与《荀子》之间，其中有些片断（如“齐人有一妻一妾”），可作为独立的文章阅读。在列国纷争，诸王无不希望走捷径成霸业的时代，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以及道性善，讲良知，推销君轻民贵、王道仁政等大道理，未免显得“迂阔”。可也正因为摆脱具体对策，不讲权宜应变，孟子文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表露。诸子“论辨”之文，大都针锋相对，纵横捭阖；只是很少像孟子那样感情充沛，气势磅礴。不管是说诸侯的《梁惠王上》，还是正人心的《滕文公下》，孟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言近旨远，大义凛然，以气势而不以辩论技巧取胜。借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2]此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发为文辞，必取雄奇奔放之势。孟子立论，说不上特别深刻，但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自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与气势。

庄周一派，力斥儒家提倡的规矩绳墨，其绝圣弃智的政治观念及齐物我、等死生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影响极大。作为文章，《庄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标榜“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理想人格，以及“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更多地借用譬喻与寓言。^[13]《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秋水》中的河伯与北海若对话、《至乐》中的庄周与髑髅辩死生，此等变幻莫测、神明诡异的笔墨，除了便于表达其“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寄寓深刻的哲理外，本身便因叙述的意出尘外汪洋恣肆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诸子笔下神人不少，可再没有比《逍遥游》中的这段描述更动人的了：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与孟子的光明磊落、荀子的逻辑谨严大不一样，《庄子》以想象奇特、恍惚迷离而又仪态万千吸引读者。周秦诸子中，倘就玄理与隽语而言，庄周及其弟子允称第一。其笔墨的恣肆、辞采之瑰丽、行文的潇洒与句法之奇特，以及想象之夸张与怪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荀子主性恶，讲礼制，对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大不恭敬，故很长时间其学其文颇受贬抑。其实，即便在正统儒家韩愈眼中，荀子也是“大醇而小疵”；更何况其以游学终生，对传授儒家经典起极大作用，称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或者“六艺之传赖以不绝”，并非过誉之辞。^[14]荀子之文，外平实而内奇宕，再加上体制宏伟，析理精微，代表先秦说理文章的成熟与定型。所谓荀子“文繁而理寡，去孟子固远矣，微独其道之多疵也”^[15]之类的说法，实未中肯綮。若《劝学》《解蔽》《正名》《非十二子》等文，撮纲要，统条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乃典型的学者之文。同样以绵密严谨著称，《荀子》不像《韩非子》那样峻峭与刻薄，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文章显得温厚可亲。如果再考虑到《成相》《赋》等对后世诗歌及辞赋的启迪，荀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114、121—124页。

[2]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3]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二年八、九号，1906年9、10月。

[4] 参阅《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

[5] 见《孟子·滕文公下》。

[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页。

[7] 参阅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袁宏道《解脱集》卷四《与张幼于》、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

[8] 参阅《老子》和《韩非子》卷一一《外储说左上》、卷五《亡征》。

[9] 参阅《庄子·天下》和《文心雕龙·诸子》。

[10] 参阅《荀子·非相》《韩非子·说难》。

[11] 见《庄子·寓言》。

[12] 见《孟子·公孙丑上》。

[13] 参阅《庄子》之《大宗师》及《天下》篇。

[14] 参阅韩愈《读荀》、汪中《荀卿子通论》和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

[15] 吴敏树：《柈湖文集》卷五《书孟子别钞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