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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
——深切怀念老学友石世奇

□辛守良^[1]

2012年4月6日，石世奇同志驾鹤西去，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这些大学同窗学友感到万分悲痛。石世奇是我们北京大学经济系1956级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班里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同学们普遍的爱戴和尊敬。石世奇离我们而去，但他亲切的音容笑貌和高尚的品德，却长久地铭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会永远怀念他。现在，石世奇同志去世已满一周年，我们写这篇文稿以寄托对他的深切哀思。

一、八十高龄安然辞世

石世奇同志患肺气肿病已经多年，他的夫人黄爱华也身患重病。2011年石世奇与他的夫人先后住进了西苑中医研究院，起初住在普通病房，后来夫妇俩都转入了重症监护室。今年年初石世奇转院，住进了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干部重症监护病房。不久黄爱华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在石世奇住院期间，我们这些大学同窗好友，都非常关切和惦念。身体状况较好、行动方便的同学，朱正直、郑幼云、王翔书、李时春、商学忠、曾凡琪、邓秧、左景元偕夫人何画舫、徐雅民偕夫人韩淑娟、崔七星偕夫人梁淑珍、我偕夫人郭秀芸、马如璋偕丈夫祝邦达、靳兰征偕丈夫姚林、赖荣源毛美华夫妇带女儿芳芳都先后多次到医院探视、慰问，身体欠佳的樊生占、董玉昇委托其他同学转达问候。大家都盼望着他的病情能早日好转。

特殊的八十贺寿。去年石世奇八十周岁了。按照我们班的惯例，谁到了八十岁，同学们要聚会为他祝贺八十大寿。年初同学们就商议如何为石世奇过生日，如果到时他能出院，我们就一起到他家里为他祝寿，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庆贺聚会，祝他早日恢复健康。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他根本出不了院。经部分同学商量，决定派代表到医院给他祝寿，表示慰问。

4月1日是石世奇的生日。这天下午，左景元、徐雅民、马如璋和我四位石世奇的老同学以及祝邦达按事先约定准时到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代表全班同学为石世奇祝寿。首先由马如璋宣读贺词。

石世奇八十大寿祝贺词

值此您生日之际，老同学们向您表示深深的祝福。您是我们班中最受尊重的学长。您的品德为人和对大家的关爱，几十年来我们都铭记在心。

衷心地祝您早日康复！

接着左景元代表同学们将7000余元慰问金交给他的长女石爽，表示大家的心意。然后左景元、徐雅民和我都对他表示热烈祝贺，祝愿他安心静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老同学的祝寿，使石世奇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据石爽讲，他爸爸对老同学的祝福十分珍惜，十分感谢，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事后，四位代表约定分头通知其他同学，让他们也分批到医院去探视、祝福。

沉痛送别。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石世奇的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抢救无效，于4月6日不幸仙逝。我们在北京的十多位同班同学，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到八宝山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石世奇教授组织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家含着热泪为他送行，向他安详的面容看上最后一眼。我们还以经济系56级的名义，向石世奇老同学敬献花圈、挽联。

追往岁仙君与吾结伴寒窗共度

抚今日挚友向汝告别悲泪横流

石世奇老友永别了！愿您一路走好，升入西方极乐世界。

据石爽讲，秉承她爸爸的心愿，在安放骨灰盒时，将56级同学献给他的祝寿贺卡，一并放入盒内，让老同学们的情谊和祝福伴他远行，永不孤单。这是何等深厚真挚的情谊啊！

二、经济系56级的领军人物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这批年轻人报名参加了高考，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石世奇同学于1950年就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51年4月，因工作需要调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1956年重返北大学习。我们同窗五年，这在人生道路上虽然短暂，但同学间建立和培养起来的亲情、友谊，却比山高、比海深。

我们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系56级的学生共有33人，从全国20来个省、市、自治区聚集在了一起。其中，当年考入的有31人，复学的2人。这些同学中有20人是已经工作多年的调干生，有13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有一位少数民族学生和一位爱国华侨学生，另外还有一名印度尼西亚留学生。我们那时年轻力壮，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十分珍惜在北大的学习机会，决心勤奋学习，为将来献身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6年9月开学后，系党总支和行政迅速组建了班级党团支部。由于石世奇1950年已在经济系学习半年多，又在市委工作了几年，政策水平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众望所归，他就成了我们班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马如璋任宣传委员，樊生占任组织委员，由他们三人组成了支委会，把大家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度过了一段紧张学习和动荡不安的风雨时光。

带领同学潜心学习。大学一年级开学后，考虑到同学们奋发读书、报效祖国的热切愿望，以石世奇为首的党支部确定，把抓好学习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首先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大家尽快静下心来，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同时发挥团支部书记朱正直和班长徐雅民的作用，使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专心聆听教师讲课，认真阅读课程指定的必读和参考书目，积极参加本系和兄弟系举办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报告、讲座，参加各种形式的社团活动，并且学会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优越资源，充实自己，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回想起来，大学一年级的学习生活，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北大住房条件较差，还有不少二层简易小楼。我们班男同学有27人，住在6斋二层的一个大房间内，房子的中间有两堵半截墙，把房子分割成三小间，相应地将全班同学分成三个学习小组，各小间房内摆放着上下层的床铺，住在上层的同学可以一览无余看到全室的情况。住房条件虽差，但同学们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学习情绪非常高涨。石世奇带头学习，非常刻苦，人们经常看见他在午休时，仍在床上看书。他曾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给同学们很大启发和鼓舞。应该说大一的学习生活确实开了个好头，让大家真正尝到了大学生活的美好滋味。

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的党纪处分。平静紧张的学习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打乱了。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欢迎党内外同志给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提意见。北京大学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自然积极响应，很快就出现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局面，校园里的墙上贴满了“提意见”的大字报，各种辩论会、讲演会自发地举行，在大量善意的、正确的意见提出的同时，一些偏激的、刺耳的意见也出现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运动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极点。此后北大校园里的意见和辩论更加激烈。我们班党支部在石世奇的带领下，积极投入运动，写了不少大字报，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批驳了一些错误的言论。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此，风云突变，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了。北京大学很快就卷入了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有些教师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极右派分子。面对这种冷酷的现实，石世奇同志沉着冷静、低调应付，表现出较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他没有组织大家冲锋陷阵，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更没有无限上纲冤枉他人，而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一些有过激言论的同学过关，好长一段时间，班上没有划定一个右派分子。

当时，上级党组织听到一些反映，认为我们班迟迟未揪出右派，是党支部反右派不积极。石世奇同志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安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一些同学。遗憾的是最终班上还是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凡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时，便会有一些党性强、政策水平高、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打击迫害。反右斗争运动后期，进行整党，56级党支部被批评领导右倾，斗争不力，没有落实上级要求，右派划得少，划得晚。因此支部书记石世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宣传委员马如璋受到警告处分，一个党员预备期被延长一年。显然，这样的处理是错误的。班上共青团内也有几人受到批评，其中一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人受到警告处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错误的处理，才一一得到彻底纠正。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尽管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它给我国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不幸和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回忆这段往事时，马如璋同志说：“在划右派问题上，我和石世奇发表的一些见解，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庆幸的是，可能被划而没有被划为右派的同学，平安地度过了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如果他们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政治生命、前途、家庭一定会很不幸的，他们的人生道路会是多么坎坷啊！”党员商学忠同志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是调干生，对整风“反右”运动认识模糊，不理解，有怀疑，故而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默认自己是个落后党员，也可称为逍遥派，当运动进入紧张时期，精神上承受着很大压力，终日忐忑不安，怕被划为右派。然而党支部并没有向我和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学发难。石世奇这种包容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我要说一声：谢谢！”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赖荣源同学回忆，运动后期他曾向组织写信交心，说自己对反右派不理解，有看法。石世奇看信后，劝他将信自己保留，不要上交。由此，使自己躲过一劫，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团结全班同学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大学校领导比较关注教学改革，较早地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1958年年初，经济系开始进行教学改革。我们班同学先于1958年1月参加修建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小水库劳动；4月参加兴修十三陵水库劳动；5月到圆明园农场参加种植水稻劳动；暑假期间全班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9月去怀柔县东流水庄、西流水庄等地参加秋收秋种劳动；10月全班同学在班主任杨勋老师的带领下，到朝阳区高碑店公社参加劳动，进行教学改革，实行“课堂搬家”，边劳动边学习。经济系的老师罗志如、严仁赓、胡代光、熊正文、范家骧、胡健颖、金明善等也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与教改。

在高碑店将近八个月，除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外，还安排了大学三年级的一部分课程，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举行学习讨论会和学术辩论会。业余时间还参加跑步、打球、单双杠等体育活动，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大家的精神非常愉快。去高碑店公社不久，班上有商学忠、辛守良、曾凡琪、樊生占、郑幼云、倪致和、董玉昇、李之曦八位同学被抽调出，参加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调查组活动。

石世奇同志虽然在反右后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并没有消沉，在学习劳动中表现得很好，同学们对他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尊重。此时党支部书记为左景元，石世奇任支委，他学习刻苦，思考问题周全，作风稳健，待人随和，善于和老师沟通，在完成教学改革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罗志如、严仁赓等老教授身体虚弱，需要有人照顾，党支部安排石世奇与他们同住，他对老教授关怀备至。那时吃饭是和社员一样，要到公共食堂打饭，经常吃的是窝头熬白菜，为了让教授们吃的窝头松软些，每逢吃窝头时，石世奇和同学们都要到房东家把窝头切成片，再放在白菜汤里烩一烩，让老教授们吃得舒服些。师生同甘苦，共患难，情绪饱满。

石世奇积极参加劳动，和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就与社员一起盖起了一座蔬菜大棚；还与社员一起冒雨摘棉花，在夜晚降霜时又和大家摸黑到棉花地里烧柴火堆，驱赶浓霜大雾，确保棉花丰收。

在高碑店时，正赶上公社发动社员写诗作画，歌颂当时的大好形势。一时间，全村诗画满墙，广播里天天播放着社员创作的诗歌。我们班的师生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项活动，先后创作了近百首诗歌。罗志如、胡代光、范家骧等老师也写了诗。后来，李介之同学刻了腊板，把大家创作的诗歌油印成册，至今保存完好。下面是石世奇写的两首小诗：

雨夜抢摘棉记

忽报阴雨连夜来，

社员不眠抢摘棉。

手舞足蹈驾雾走，

顿时云海成黑海。

冒雪下乡工作记

腊月十七雪纷飞，

一行四人去出征。

借问尔等何处去，

新村调查事务多。

马寅初校长、陈岱孙系主任都曾到高碑店看望大家，对大家在辛勤劳动和教改中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和肯定（附图1G3）。

1959年5月，结束了在高碑店公社的学习劳动生活，回到学校。临走时，生产队送给大家一筐蔬菜，有新鲜的西红柿、黄瓜、青椒等，这在当时可是稀缺的东西。返校后，党支部与同学们商议，推举石世奇、左景元、李时春等人将这筐蔬菜送到了校领导陆平同志的办公室，并向他汇报了在高碑店学习劳动的情况。陆平同志给予大家勉励，还特别嘱咐大家，这几年运动多，影响了学习，今后要抓紧时间，认真读书，搞好学习。

组织同学静心补课。遵照陆平同志的嘱咐和系党政领导的安排，经济系56级在大学的最后两年，认真抓学习。石世奇时任党支委兼班长，协助左景元，组织全班同学，克服浮躁情绪，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读书。“资本论”课程就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为大家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功底。这个时期我们仍然会参加一些生产劳动，1959年秋天到西山挖坑植树（附图4）；1960年夏季、冬季两次去石景山钢铁厂的炼钢车间、翻砂车间、炼焦车间劳动。石世奇除积极劳动外，还反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对年龄小的同学更是十分关照。

我们班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在学习、劳动、政治运动、教学改革、社会活动等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突出，1959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先进代表大会上，我们班被评为了先进集体，会上给我们颁发了一幅带镜框的奖状和一瓶香水（化学系研制的新产品）。左景元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并领奖。其后在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我们班作为先进集体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彰，授予的锦旗上写着：坚决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突击队。靳兰征出席领奖（附图5）。

1961年7月，我们完成了全部的学习任务，北大经济系为我们举行了1956级毕业仪式，系主任陈岱孙、党总支书记龚理嘉和给我们任过课的教授到会并讲话。会后合影留念，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和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同志前来参加合影，向大家表示祝贺。我们非常感谢（附图6）。

提前调出留校任教。经济系那时的学制是五年。我们56级1961年毕业。由于学校需要充实师资队伍，1958年至毕业前，学校先后从我们班调出了八位同学留在学校任教，其中有石世奇、左景元、马如璋、徐雅民、靳兰征、曾凡琪、朱正直和我，我们被分配在各个教研室。石世奇被分配在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他工作认真负责，长期专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造诣很深，成绩显著。他作为主要成员主持和参与编写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他的教学，内容翔实，有深度，有新意，很受学生欢迎。他指导研究生时认真负责，甚至在生病期间仍不放松，靠吸烟支撑，同志们见到他时，常见他眼圈发黑，说明他经常开夜车，最后积劳成疾，终成大病。他是学生爱戴和尊敬的老师。他先后担任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系副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工作成绩突出。靳兰征同志回忆：石世奇在领导教学工作时，提出要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理念，即一定要让学生把基础理论学扎实，学牢固，同时专业课不要学得太窄，知识面要广，这样学生毕业后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提高快，后劲足。这个指导思想对培养优秀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经济系56级同学在北京的联络点

经济系1956级于1961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有5位同学继续读研究生，1966年毕业，赖荣源也留校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先后有4人调出北大。在全班33人中，长期在北大工作的只有石世奇、徐雅民、朱正直、靳兰征、赖荣源5人，还有13位同学分在北京的中央党政机关、北京市党政机关和北京市各高等院校，余下的15位同学则分散在京外各地。那时，大家都年富力强，有理想、有抱负，决心把自己的精力和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分配在外地的同学来京出差时，总要回到学校看望老师和同学。石世奇在学校工作，家又住在学校附近，后来又当了经济系、经济学院的领导，因此他的办公室和家里自然就成了老同学的联络点。他的爱人黄爱华同志也非常热情好客，为同学们准备饭菜，招待大家。有一段时期，靳兰征同志（曾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住的离石世奇家很近，孙树霖、熊穆权、郑绍增等同学到石世奇家时，就找她去作陪，说明他和同学的友情很深。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伤害了一些同学，留下了后遗症。我们班有两人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有一人在河南河北调查组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引起精神分裂，被责令退学，送回浙江萧山老家，还有一些同学曾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石世奇为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做了不懈努力，使右派错案较早得到纠正，其中一人因右派加小偷小摸问题，被加重判刑七年，在石世奇的帮助下，其不仅右派帽子被摘掉，刑事处罚也被撤销；有一位同学被批判“走白专道路”也得到了纠正；河南河北调查组的错误批判也得到了平反。由于工作细致，这些受过错误对待的同学都比较满意。后来，在我们班同学几次大聚会时，外地与本市同学相逢，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一派和谐景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系统恢复了职称评定。一些同学在其他院校工作，在评定副教授、教授高级职称时，需要专家作学术水平评定。找上门来，石世奇从不推辞，给以热情支持，做出恰当评定，使老同学的职称问题得到了解决。

四、推动老同学聚会

友谊是一种精神营养，多一份友谊，就多一份幸福。老同学的友谊是十分可贵的，我们班这些老同学彼此关爱，完全是至爱亲朋。

在京同学年年聚会。从1977年开始，我们在京同学约定，每年春节聚会。发起人是郑幼云、朱正直、左景元、马如璋，他们去看望石世奇时，提出了这个建议，得到了石世奇的热烈支持。当时大家都还在职，所以，把聚会的时间定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三。1977年正月初三的第一次聚会就在石世奇家。1978年第二次聚会在马如璋家。从那时起，每年轮流在各家聚会，从未间断过。开始聚会时，由于物资供应紧张，参加聚会的每个人带一个菜。后来市场供应和经济条件好转，由主人家准备茶点饭菜或请大家到饭馆相聚。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陆续退休了，聚会时间也由正月初三改为“五四”校庆日，后来又改为每年春天或秋天的一个日子。聚会内容是交流一年来的情况，聊家常，论国事，气氛非常和谐。为了保证同学间的联系经常化，大家商定这件事由石世奇总负责，后来他身体欠佳，就由朱正直（曾任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北京出版社的左景元负责，北大的徐雅民、《求是》杂志社的郑幼云、石油部的王翔书和我来协助。聚会人员带着老伴一起来，热热闹闹，好不开心啊！大家都把每年的聚会，当成一次幸福的团聚。

邀请外地同学大聚会.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学校组织热烈庆祝。我们邀请外地同学参加。熊穆权、郑绍增、孙树霖、李之曦、倪致和、戴美德、李介之等同学来京，住在北大勺园。石世奇对大家的活动做了精心安排，除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外，还在经济学院举行了座谈会，请赵靖、张友仁等老师参加。同时组织大家到紫竹院公园游玩。

2001年是我们班大学毕业40周年，我们邀请外地同学来京聚会。同学来京的有熊穆权夫妇、杨康为夫妇、倪致和、李介之等，安排住在中央党校。聚会座谈时，请了胡代光、赵靖、张友仁等老师和院党委丁国香参加，党委书记雎国余出席并讲了话。

2003年部分老同学赴江西聚会。这是由江西师范大学熊穆权同学与他夫人万德梅发起并邀请的。5月，我们一行14人到达南昌，安徽孙树霖、福建郑绍增也到南昌聚齐，住在江西师大招待所。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圣地井冈山，瓷都景德镇，风景如画的庐山，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迪。

2006年是我们班入校50周年。经过精心准备，邀请外地同学尽可能地于9月来京团聚。这次同学来得比较多，有熊穆权夫妇、杨康为夫妇、郭继贤夫妇和儿子、徐百钧夫妇、戴美德等，住在北大蔚秀园招待所。聚会首先在经济学院举行，请胡代光、张友仁、徐淑娟、闵庆全、金以辉、李德彬、巫宁耕、杨勋、严庆珍等老师参加。徐雅民主持会议，选派同学代表向老师献花，全体同学向老师鞠躬，表示崇高的敬意。老师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时任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同志出席，并介绍了经济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使大家很受启发。石世奇带病出席，向大家问好，并转达赵靖老师对同学们的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集体聚会。同学们在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气氛热烈，一位外地同学发言时，激动得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北京同学在老舍茶馆、西贝莜面村、全聚德、天外天宴请外地同学，组织他们观光北京市容，重游颐和园。这可能是我们班最后一次大型聚会了（附图7）。

后来，熊穆权夫妇把我们班的大学生活情况和毕业后同学们的交往活动，精心制作成光盘，送给大家，留作永恒的纪念。

为进入80岁的老同学祝寿。从2009年起，我们在北京的同学中，有人开始步入80岁高龄。大家相约，集体为他们祝寿，这已成为惯例。2009年至2011年已为四位同学祝寿。2012年为石世奇举行了特殊的祝寿。

五、老同学学习的楷模

记得我们刚入学时，和石世奇同学初次见面，他给大家的印象很深，修长偏瘦的身材，一张白净的面孔，讲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像个文弱书生。相处时间长了，发现他身上具备很多优点，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长，是一位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是一位资深学者和合格的领导干部。

第一，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石世奇同学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他坚持改革开放，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勇于战胜各种困难。在他80年的人生旅程中，虽多有挫折，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容淡定，毫不气馁，始终执着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第二，具有广博高深的经济思想史专业知识。石世奇同学儒雅大度，文化底蕴厚实，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有着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学术造诣高深，成绩卓著。他的研究才能在大学时期已经崭露头角，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第三，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石世奇同学多年来一边从事教学研究，一边担负着院系党政领导工作。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遇事沉着冷静，思考问题缜密周全，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妥善处理各种疑难问题。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广大师生团结在一起，沿着党的既定目标前进。

第四，具有优良的党性修养。石世奇同学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克己奉公，光明磊落，热心助人，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同学，热情帮助同学入党，帮助同学解决生活困难。因此，在同学中口碑甚好，有很高的威望。在大学期间，靳兰征同学家庭经济困难，申请补助，石世奇同学作为支部书记，热心帮助其办理。他爱人黄爱华也很热情，送给靳兰征一块布料做衣服，靳兰征十分感激。“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两派武斗，徐雅民和来京看病的母亲及三岁的小侄子，被赶出教师住的19楼集体宿舍，石世奇同学闻讯赶来，把徐雅民祖孙三人接到家中。当时赖荣源也躲在他家。辛守良同学父亲病危、病故，回老家料理丧事，回校后宿舍已被人占领，只好也投奔石世奇同学家。而他家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不大的客厅。大家在他家吃住，真是难为他们了。但他们还是想办法热情款待大家。

石世奇同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201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