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同窗挚友石世奇
□徐雅民[1]
2012年4月1日，我随北大经济系56级的3位同班学友，到北大第一附属医院，代表全班同学为学长世奇祝贺80华诞。他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插着导流管，不能言语，生命垂危。我们轮流站在世奇身旁，向他致意。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时我只说了两个字：“保重！”我与世奇相互凝视着，一切都在不言中。5天后，世奇走了，他带走了诸多遗憾，留下了我们对他的永不忘却的怀念。他那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豁达大度的胸怀，对事业的忠诚和执着，对同志、同学和朋友的满腔热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激荡。
对于北大经济系，我有“三进三出”的经历，在这一过程的每一时段，我与世奇都相处甚密，这中间传递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体现着世奇对我的关心和帮助。1956年，我从中学考入北大经济系，有幸和世奇同班，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北京市委工作多年，他稳重、成熟、热情，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同学，更是兄长。入学后，我们都是班干部，他是党支部书记，我是学习班长，后是团支部书记。面对班上2/3的同学都是年龄比我大许多的调干生，我这个小学弟不知如何在班上开展工作，有时表现得畏首畏尾，有时又显得过于简单生硬，世奇作为党支部书记，他是我的领导和靠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具体的帮助。
1958年，我们大二期末，世奇代表党组织传达学校的决定，要将我调到北
大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经济系。对此，我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要离开班集体，恋恋不舍，要从学生变成教员，又兴奋又茫然，对于我这个年方20岁的大二学生来说，不知道新的生活该怎样开始。当时，有一次世奇约我长谈。他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未来，同时向我敲了警钟，有针对性地告诫我千万不能翘尾巴，要谦虚谨慎，想问题做事情要克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世奇的忠告对我后来的成长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次促膝谈心我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我考入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我第二次进入北大经济系，使我十分宽慰的是，这时世奇已经在经济系当了教员，我们这两个老同学又成了新同事。我们在北大经济系共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等等，在各种政治风浪的冲击中，我们携手并肩跨越人生路上的沟沟坎坎，同甘共苦，志同道合。他在中关园的家我常去，我在19楼的单身宿舍他也常来，我和他的家人，他的爱人黄爱华、女儿石爽和石杰以及弟弟石世豪，都成了好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武斗，我被从教员单身宿舍赶了出来，时逢我的母亲和三岁的小侄从安徽老家来北京看病，一时间，我们祖孙三代老小无处栖身，连日用衣物也来不及带出，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犹如大难临头，惊慌失措。世奇闻讯赶来，当即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当时到他家临时避难的还有留系工作的其他几位同班同学。世奇一家4口人只住一间卧室和一个不大的客厅，可当时一下子挤进来这么多人，既要住又要吃，实在是让他们太为难了。然而世奇全家却热情地接待我们。我的老母亲直到晚年，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面，并能叫出“石世奇”这个让老人家钦佩的名字。
1971年，我第二次离开经济系，调到北大校部机关工作。“四人帮”垮台后，北大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一批从教师中调到学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同志纷纷归队，回到教学第一线。面对这种形势，我忧心忡忡，“文化大革命”十年，业务荒废了，今后怎么办，我面临着人生旅程中的十字路口。我到世奇家征求他的意见，他当时任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他非常希望我回系任教。正是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第三次回到经济系，不久，我重新登上久违的三尺讲台。这对我后半生的事业和生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两年后，组织上决定将我从经济系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不久我被任命为所长，到任伊始，我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研究人员太少，当务之急是解决研究人员队伍问题。教委批给我们所的用人指标是35人，而当时全所的研究人员只有6人。没有人，一切都无从谈起。我想起了我第三次离开经济系时世奇对我说的话，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们都欢迎，今后你工作有什么困难，系里会尽力协助。于是我又到经济系找到世奇向他求援，他和我当年的老师，时任系主任的胡代光教授商量决定，从胡老师应届毕业的硕士生中挑选一位优秀生分配到我们所，这对我们这个刚刚创立的单位来说，是一种最有力的支持。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北大各个系所都纷纷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我们所当时作为直属学校的文科的重要研究机构，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方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西方本来就不认同马列，而苏联解体后，国内瞬间刮起了一阵阵西方思潮，在这种背景下，搞马列很不吃香，甚至会被人讥讽，所以我们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步履艰难，最后还是在世奇的协助下打破了僵局。当时，北大为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成立了北京大学海外华人经济研究中心，挂靠在经济系，由时任校长吴树青教授兼主任，世奇任副主任，由世奇推荐，学校决定我也任副主任，借助这个平台，我们所迈开了对外学术交流的第一步。后来我长期负责北大台湾研究中心和北大港澳研究中心的工作，都与世奇的从旁协助息息相关。
世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顾全大局，豁达大度。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世奇因“右倾”受到错误批判和党的纪律处分，他一向对此淡然处之，从未出现消极情绪。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的问题才得到甄别平反，并在经济系担任党政领导工作。他在任期间，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纠正了经济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我们经济系1956级的同学中，有个别人也曾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他们来校申诉时，世奇都把他们请到家中热情款待，并帮他们平反昭雪。
我们经济系1956级的同学公认世奇是班上的佼佼者，他品学兼优，威望最高。我们这个班有很强的凝聚力，这与世奇有着很大的关系。同学们从北大毕业后各奔东西，分散在全国许多省市，各自的事业、家庭和所处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几十年来大家的相互联系一直十分密切。有人说，世奇的家就是我们班的联络点。正是在世奇的倡议和带头下，班上留京工作的17名同学，除极个别人有特殊情况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年年欢聚一堂，近年来我们还带着老伴为年届80岁的同学共庆华诞，这已成了一个定式。我们这个班犹如永不离散的集体，世奇始终是我们集体的核心人物。
世奇学兄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他的人生是完美的，他的人格魅力是高尚的。今年4月10日，我们挥洒热泪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他走了，我们痛心惋惜，愿他一路走好，愿他与山河同行！
2013年4月6日
[1] 徐雅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