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窗，胜似兄长
——永存的记忆

□赖荣源^[1]

一、传奇故事的记忆

2003年，北大经济学院56级老同学在江西省南昌市聚会，结伴畅游了革命圣地井冈山、风景名胜庐山和著名瓷都景德镇，大家情绪十分高涨，在回程火车的车厢内围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从北大毕业已四十多年，此时同窗五年所发生的，如烟般的屡屡陈年往事，一时“被激活”，成为大家争相讲述的热门话题。大家怀着纯真的同窗情谊，纷纷道出当年在燕园读书时，发生在我们身边鲜为人知或令人难忘的人与事。在这种彼此诚挚交流情感的热烈氛围中，我也乘兴“坦白交代”当年我的一件鲜为班上同窗知晓的事情，那就是我在反右派运动中的一段境遇和心路历程，一桩与当时班上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石世奇同志密切相关的特殊“隐秘”。

隐秘的问题材料

当年我对反右派运动很不理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直至反右派后期，在群众性双反运动自我检查活动中，我响应“向党交心”的号召，写了长达十四页万余字的材料，如实地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思想状况：对当时的一些右派言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对他们在“鸣放”期间的言行，没有按照原定的“助党整风”“言者无罪”的精神加以区别对待和具体分析，对一概将其断定为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乃至反革命的性质和主观动机的行为感到疑惑不解，认为有先入为主，主观失实之嫌；进而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辩论和批判会缺乏以理服人的精神，没有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方针，认为有以势压人，一棍子打死之嫌。

基于当时的思想认识及回国前养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私自“认为自己年轻，回国后生平第一次碰到这样‘生动活泼’的运动，可以放任自己在这个运动中‘自由锻炼’”和“独立思考，力求自己明白事理”，这样“满可以不去动手动嘴而只动脑筋，慢慢地、仔细地思考问题，不忙做出对问题的看法和结论，干脆用自己的‘客观立场’去‘深入观察研究’大字报和辩论会。”“我完全沉溺于这些活动中，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我有生以来思想活动的‘日日夜夜’，在思考问题中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我的思想活动基本上是陷于极度紧张、杂乱的状态，往往重复循环，有时已解决了的问题，却突然又搞不通，而未解决的问题，却有时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总之是矛盾百出，至今是否已彻底解决了呢？我实在不敢说是已经解决了，因最近一礼拜的思想又有些混乱，整理不出头绪。”正是这种思想状态促使我“在任何（辩论或批判）会上连一次掌也没鼓过，只是在一旁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双方的争论。”“由于思想上仍搞不通，所以我不愿在北大学生（关于积极投入到反右派斗争）致全国大学生的信上签字，因我仍不理解和没法接受信中的内容。”

富有人格魅力的传奇

我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上充满矛盾和纠结的状态下，抱着向党交心的意愿，将这份陈述自己对反右派斗争问题的真实想法和看法的汇报材料交给了班党支部书记石世奇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材料显然是一份典型的可供批判的反面材料，按规定是要存档备案的，可能会对我采取极为不利的后续处理办法。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石世奇同志看了以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上交给上级领导，而是悄然还给了我，并特别嘱咐我自己保存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身边保存至今的这份文字材料，已成了我一段心路历程的“个人写真集”，成了发生在我和石世奇两人之间的一桩隐秘的历史见证。

2003年，在聚会之后回程的路上，56级同窗好友听了我的这一段讲述，都感到意外惊奇。此前他们对此事毫无知晓，想不到当年我在反右派运动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藏有连身边同窗都觉察不到的大“秘密”。他们有的半开玩笑地说，我这当时班上的小字辈（中学毕业生，不同于年纪较大，阅历较深的调干生）竟能“狡猾”地藏而不露；有的说我是十分幸运，当时没有被波涛汹涌的反右浪潮吞没掉，算是“逃过一劫”；有的还说石世奇同志那样做并非偶然，那时他也保护了同窗中许多其他涉世不深的小字辈。

看来我谈的这件事似乎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同窗好友后来在一次通信中还特地谈及此事，写道“此次江西之行实在是太好了，也是毕业后相聚最长的日子，今后不知何时再能相聚了。听你讲了一些过去从未言及的往事，看来你还是一位颇具特色的传奇人物，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我认为将这位同窗在信中做出的评价用于评价石世奇同志在反右派运动中的举动更为适合和贴切得多，也更有意义。当年他在我的这个问题上做出的举动，这一“过去从未言及的往事”，确实可视为在反右派运动中罕见的一个“传奇”，他本人也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一位颇具特色的传奇人物”，而这一切也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一言以蔽之，当年如果没有石世奇同志做出的“传奇”式的举动，我的所谓“传奇”式的故事也就无从说起了。

回忆这段经历，我认为正是当年石世奇同志在特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这一“传奇”式的举动，使我这一涉世未深的归侨学子得以“幸免于难”。实际上，当年石世奇同志作为党支部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心胸坦荡，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尽力保护班上那些曾发表过激烈言论的同学，尤其是那些小字辈，使他们得以“过关”，免于被划定为右派的命运。需要提出的是，石世奇同志的确为此遭遇了“很大的风险”。在反右斗争运动后期，进行整党时，56级党支部被批评领导右倾，斗争不力，没有落实上级要求，右派划得少，划得晚，石世奇同志受到党内严重的警告处分。难能可贵的是，石世奇同志遭受到这种错误的不公正待遇之后，却能够表现得“忍辱负重”，淡定从容，无怨无悔，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一如既往、始终积极地发挥着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二、后续故事的记忆

石世奇同志在反右派运动中展现的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博大的人文情怀给我们56级的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像一块磁铁，具有特别强的凝聚力，始终对我们大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论是在五年同窗的求学时代，还是从学校毕业各奔东西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们大家都将他视为我们56级大家庭的老大哥，政治思想品德上的精神榜样和人生道路上的领军人物。

大学同窗五年

我和石世奇同志同窗五年，他作为调干生老大哥，和像我这样中学毕业直接考入大学的小字辈，在年龄和阅历上差异不小。入学之初，他还曾风趣地给我们这些小字辈起了一个雅号——“金童玉女”，看来他是将我们这些小字辈视为天真无邪、心灵稚嫩的年轻学生，认为需要给予关怀和呵护，后来的经历证实，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对我的问题材料非同寻常的特殊处理，像是一只无形的援手“瞒天过海”，帮助我“蒙混过关”，使我得以免遭沦为所谓“反右补课”对象的厄运，同时也解除了此后在各项运动中头上要顶着“漏网右派”的无形帽子的后患。反右派运动的这番境遇，使我能够“有惊无险”地迈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关口，能够“轻装上阵”继续走好我的人生道路。从此，我也将石世奇同志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己，一位胜似兄长的同窗好友，只要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遇到问题和困难，我都乐于找他交谈商量，请他“答疑解惑”，而他每每都能给予我悉心的关怀和全力的帮助与鼓励。

从大学本科开始直至退休以后，我一直乐于找机会就我感兴趣的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时事问题跟他倾心探讨，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看法，并和他交换意见。从他那颇具真知灼见的谈话之中，我经常能够得到有益的启示，思想认识上也能够得到新的收获。大学毕业前夕，随着我在政治思想上的不断进步，对自己入党问题的考虑也日臻成熟。而此时石世奇同志虽已调离56级，留系任教，但我还是像以往一样，首先找到他，将我的入党申请书递交给他，他也一如既往地充分肯定了我的进步，热情鼓励我在留系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学习阶段，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加入党的革命队伍。

“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

1966年年初，我作为世界经济专业的首位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以补充经济系的教师队伍。不幸的是，我毕业赴任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全校乃至全国都被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氛围中。我到任不久，在教学岗位上还未起步，便迎来了北大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顷刻之间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遭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校内和各系内部普遍出现了两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学生、教师、干部和工人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了很多纷争。当时在经济系，我作为刚上任不久的青年教师，对系里教师队伍的历史状况和人际关系都不甚了解，对运动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不好“表态”和“站队”。遇到这些场合，我往往像过去一样，乐于找石世奇同志请教，了解具体情况，密切交换意见。每到这种时候，他都能向我全面客观地介绍和分析相关的人和事，坦诚表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表现出他一贯的行事作风：实事求是，遇事冷静，待人处事稳健，勇于和善于主持公道，避免偏颇倾向。这些处世之道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启迪，有助于我实事求是地看待“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此后拨乱反正时期出现的种种现象，以及正确处理相关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派性斗争演变成了武斗，我们被从单身集体宿舍赶了出来，变成了无家可归、无处栖身的人。这时石世奇同志毫不迟疑地将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员及时接到他的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我们住，而自己一家四口则挤在另一个房间，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乱世见真情，此时此刻我们心中倍感温暖。

改革开放新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经济系“百废待兴”，新设置的“经济专业英语”课程难以物色到适合的教师，面临无法开课的“危机”。我“临危授命”，担负起开设该课程教学的重任。经济系（后来的经济学院）的领导始终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为这门课提供十分“给力”的支持，为我“开绿灯”，予以“特殊政策”，放手让我自行编制和使用与北大学生的水平和需要相匹配的特色教材。在这样良好的条件下，我得以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开拓精神，在教育质量、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书育人等诸环节的工作中“摸着石头过河”，做出多层面的颇为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和尝试，并试图逐步向美国专业“Readings”课程靠拢和接轨。经过在“经济专业英语”这个教学园地的辛勤耕耘，我驾驭专业英语课程的能力逐步得到锤炼，教学效果不断改善，课程的质量也逐步提高，课程逐渐走向成熟。由于“在教学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学校在1984—1985学年和1985—1986学年连续两届授予我“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1986年秋，经济学院进行职称评定工作，当时我提出的副教授任职资格申请因资历和论文方面的限制未能通过；而此时的北大图书馆正在筹建情报研究室，通过实施人才流动措施，积极招聘来自校内各系、所的专业人才，以缓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中“历史欠账太多”和“僧多粥少”的窘境。当时负责筹备该室的副馆长恰好是我的同窗，他了解我的情况后，为我的职称问题鸣不平，表示将优先考虑给予我流动名额，让我能搭上阶段性职称评定的最后一班车。而这时刚担任经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的石世奇同志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百忙之中利用午休时间，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家里，找我商量我的去留问题，代表学院领导表示诚心挽留之意。

作为同窗，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换彼此的想法和意见，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两利”办法。他充分地肯定了我在教学工作中发扬的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勇于担当，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成功开设了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新热门课程，为学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绩。他强调学院需要这门切合改革开放需要的必修课，切望我能留下来继续教这门课。他郑重表示学院领导一直特别关注我的职称问题，虽然这次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名额有限和种种条件的限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学院领导下了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尽早解决我的职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通的解决办法的设想。他当时设想的是通过有关规定程序授予我第三张“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以“三连冠”的方式破格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胡代光院长则向我表示可以亲笔批条承诺，将设法采用学院自筹经费的“地方粮票”（相对于学校颁发的“全国粮票”）的方式解决我的职称待遇问题。事实上，阶段性的职称名额紧缺，职称评定时限紧迫，而评定工作又深受向“论资排辈”和“论文至上”倾斜的指导方针的局限。在这种整体氛围下，院领导设想的这些承诺均属“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无奈之举，解决不了眼前的现实问题，实在是难为学院领导了。

那些天，怀着三十年间积淀的对经济学院的深厚情感，我个人面对去留问题的两难抉择，深陷于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在极其矛盾与纠结的状态下，经多方协商，“快刀斩乱麻”地找出了“两全其美”的安排：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名义）流动到图书馆，一方面担任副研究馆员的工作，另一方面破例让我“双肩挑”，继续为经济学院讲课。多年后石世奇同志告诉我，这种安排是经济学院和图书馆协议同意我流动的一个关键条件。

虽然石世奇同志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跟我的学科专业领域相距甚远，但是，他作为同窗好友和学院领导，一直关心着我的教学工作情况，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给予了我宝贵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即便在我离开经院以后仍然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几个教员带领工农兵学员赴大寨人民公社搞社会调查，其间安排我给学员们讲关于毛主席农业合作化思想的一堂课。这是我任教以来上的头一堂课，心中不免有些战战兢兢；对此，当时负责组织教学工作的石世奇同志对我十分关心，亲自来到课堂上“坐镇”支持，无形之中起了“压阵”的慰勉效应，大大增强了我初上讲台的底气，使我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堂课。在80年代初，我开设的新课程刚起步时，石世奇同志曾言简意赅地跟我传授了“授课之道”，说学生的求知欲宛如富有吸收力的一张白纸，教师要有真才实学的过硬功夫，他们是会如饥似渴地好好听课的。他的这一番话激励了我，使我狠下苦功夫，老老实实地精心备课，认认真真地用心讲课，以求不断增进教学效果。

1987年，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组织出版了一本有关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获得者教学经验总结的报告文集，我应约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主要涉及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程的心得体会，特别是我在教书育人、因材施教及教材选编诸方面进行探索的一些实践经验和收获。石世奇同志看了以后，特地找我谈了他的读后感，认为文章言之有物，写得实情实理，很有意义，胜似一篇专业文章。这番评价不免让我有些“百感交集”，为业务上幸遇知己甚感慰藉，离开经济学院时心中勾起的那股莫名隐疼也得以抚平；同时，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启迪，有所感悟，让我能够下决心和功夫改掉以往一位同窗老友所指出的我在事业上那种勤于动脑疏于动笔的偏颇倾向。此后，我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勤勉笔耕，相继参与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著和报告等的编撰工作，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在其中有所作为，有所收获，从而得以避免在自己的事业生涯中留下过多的缺憾。

90年代初，学院领导按照惯例组织应届毕业生对各门课程和相关老师进行教学评价。会后，石世奇同志专门找我介绍学生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学生对我的教学效果的反馈意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学以致用。学生们说道：“我们在毕业求职时，应聘面试的内容和方式，许多是先前赖老师教过的，是我们学过和考过的。”石世奇同志郑重其事地告知我学生们的珍贵评语，又一次显示了他对我教学工作的关注、鼓励和支持，也是对我立志做一名合格教师所做出的一番努力和坚持的宝贵肯定。

按照当年有关人才流动的不成文“规定”，流动出来的人才是没有“回流”机会的。不过几年之后，这一“规定”有所松动，到图书馆流动的两位同事选择回到了原系、所。当时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石世奇同志来到图书馆，又一次表示关心我的“去留问题”，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是否考虑“归队”问题。我跟他敞开心怀地讲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想法。当时正值国家教委启动高校“211工程”，北大图书馆负责全国高校文献资源配置调研和筹备设立《全国高校文科文献中心》等重大工作，我根据自己的学科专长和馆领导安排，承担了一些相关的重要任务，不好中途放弃。按我自己以往随遇而安的习性，我既已融入了新的工作环境，也就不想在单位间“跳来跳去”，反复折腾了。我虽然决定继续留在图书馆，但石世奇同志对我的这番关怀我却铭记心间。

拳拳之心

同石世奇同志相处，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作为资深的学者教授和学院领导爱才惜才的拳拳之心。他对我这个同窗好友教学工作的悉心眷注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实际上，早在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时，就体会到了他的爱才惜才之心。毕业时，基于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兴趣，我填报志愿时首选的是分配方案中的一个涉外研究所，但结果未能如愿，不免令人难以释怀。多年之后，我曾有机会问他这事是否与我当时的归侨身份问题有关，他如实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事实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我生性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也优秀，年纪又轻，有培养前途，将我保送攻读研究生学位较为合适。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石世奇同志对我的女儿也不乏爱抚之心。我女儿大学本科在经院就读，后来留学美国获得名校的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名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间有机会的话，我和夫人便要带女儿一起去看望石世奇同志。石世奇同志了解了她的情况后，每每见面时，都要赞许我女儿，称她在我们这一代经院老教师的子弟，尤其是56级老同学的子弟之中算是很（最）优秀的。最令人动容的是，在寒冷的冬日，石世奇同志病重，已转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需靠呼吸器艰难地呼吸，见到我女儿时，还要费力用极度沙哑的声音，动情地一再重复说“你是很优秀的”这一句话。我知道也很理解他每每说这一句话时，心中那无限的感慨之情。我女儿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赶上了大好时代，像她一样的同龄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于像石世奇同志的子女那样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境遇，有更多的美好机遇等着他们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才华。他们的茁壮成长代表着育才和成才事业上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时代潮流。这对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教书育人这项伟大事业的石世奇同志来说，是值得十分自豪，感到莫大欣慰的。

石世奇同志对年轻学生成才的关怀和呵护之情有多么深厚，从以下一桩案例中可窥见一斑。有一次我来看望他，他和我谈到美国招收研究生情况时提到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美国访问一所名校时，曾向该校有关负责人专门询问北大经院一位学生的录取情况。当得知这位学生落选时，他特地向他们介绍该学生是经院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建议他们重新审核他的申请，给他一个机会。对此该校极为重视，立即从一堆申请材料中找到该生的申请书，郑重表示定会给予满意的处理。后来，这位学生最终得以如愿的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一事情上，石世奇同志的举动又一次像一只无形的“援手”，弥补了一所美国大学在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纰漏，从而使一位中国学生圆了出国深造的梦想，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回首往事，从海外回国至今，我与石世奇同志的相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他始终是我的一位胜似兄长的同窗好友。在我的成长旅程中，尤其是在迈过极为关键的第一个关口的时刻，他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位贵人。他给予了我极其宝贵的机会，使我能够“与时俱进”，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走，坚持同北大人一起经受锻炼和成长，这成就了我当年北上归国的初衷——回国深造，为新时期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现在，贵人已驾鹤西去，我愿以此文作为对他永远的铭记。

2013年4月6日

[1] 赖荣源，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