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石世奇老师

□平新乔^[1]

“清明时节雨纷纷”。去年那个清明，石世奇老师离开了我们。冬去春来，今又清明，我对石老师的记忆永远定格在春天里。

石世奇老师不是我的专业导师，我在北京大学也没有注册过他的课。但在我心里，石老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恩师、严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值得我终身学习。

一、书房里的会见

我是在30年前的1983年的清明节后收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入学面试通知。4月下旬来北大面试的第一天，在四院114室遇见了石世奇老师。那一年他51岁。清瘦、精神、干练，这是石老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一年，在北大研究生的录取过程中，我遇到了政审的阻力。石世奇老师时任北大经济系党总支书记，主持全系工作，当然也主持研究生录取工作，实际上是决定是否录取我的最后拍板人。我当然不知道系里领导是如何讨论我的录取与否的，但是从我得以录取的结果来看，根据系里派出陈为民（后来继任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和董文俊（系副主任）两位领导专赴上海到我的几个工作单位调查我的问题的事实推测，我明显地感受到了北京大学对我的善意。否则就不必派人来上海调查，取消录取就是了。派人到上海，而且两次派人到上海调查，说明北京大学在争取我。因此，当我得知北大派人来上海调查时，便决定自己再到北京大学跑一趟，面陈我的情况。

我是在8月15日经朋友帮助坐上北上的列车到京的。在北大见过陈岱老以后，岱老指示我找石世奇老师面谈，并为我拨通了石老师家中的电话。于是，我就接过陈岱老写的石老师家住址的纸条，登门拜访石老师当时在中关村科学院宿所楼里的家。

中关村里北大教师的宿所是与中国科学院员工的宿所混合的。石世奇老师的家在某楼二层朝东的一小套房子里。进门后，石老师很客气地把我迎进他的小书房。

这小书房是一条型的小间，长才两米多点，宽不过一米出头。长边的墙正好让石老师置放了两个高大的书架，临窗放了一张桌子，桌后的椅子已紧挨着墙，桌子右侧是一个方凳。大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二十四史和其他书籍，一看就知道书籍的主人是搞历史的。书架上一尘不染，透出室主人爱书、爱洁、爱整齐、有条不紊的气质。方凳背后，与窗口同一侧的半面墙又置放了一个小书架，书架旁边还有若干纸箱，估计里面仍是书。三十年过去了，今天我提起笔来，石老师的小书房所充盈的书卷气息仍然是鲜活的。

我在拜访石老师之前是知道石世奇老师的学问的。70年代我读过（实际上是大段大段做过卡片）赵靖、易梦虹、石世奇合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知道石世奇老师对洋务运动的思想有过专门的研究。但是，那天来石老师家里面陈，是向党组织汇报我的经历，以争取北大领导对我的支持。石老师十分温和地为我沏了一杯绿茶，让我陈述，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烦。

听完我的陈述，石老师平和地对我说：“我们已于6月份发出了对你的录取通知书，现在由于上海方面有人告你是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骨干，才又派人去上海核实。现已查清，你只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资本论》学习班的一名学员，不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正式成员，更不是骨干。你只是受‘四人帮’的思想影响，但是没有发现你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条现在仍然要坚持。”

石老师知道我之前两次考研由于政审过不了关而未录取的事。他坚定地说：“这里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会对一个考生负责的。而且，现在已经是1983年，据我们了解，你当年学习成绩不错，1978以后这五年的工作表现也不错。”然而对于我的录取是否会取消？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石老师告诉我，“现在第二次赴上海调查的同志还未返回，所以还不能给你完全确定的答复。但是，如果在8月底你没有收到北大取消录取的告知，那你到时还是前来办理北京大学的报到手续。”

石老师话不多，却十分严肃。撇开我的录取问题不谈，他对我的问题已经完全立足事实，看得清清楚楚，分寸感掌握得恰到好处：有批评、有教育，也有保护和澄清。并且，石老师个人对我的态度是和善的，他是倾向于给我这个上北大学习的机会的。

我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到北大取消录取的告知。于是，在8月底，按石老师所说的，前来北大报到。为我接站的，恰恰是赵靖和石世奇老师合带的研究生肖麟。从那至今的30年里，石老师从未向我讲过经济系是如何讨论我的录取过程的，更没有向我说过是谁写信告我的。我也从来不问，我当时的态度很明确：只要北大让我学习一天，我就好好用足这一天，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在北大的最后一天来用。后来，我只是间接听人说，石世奇老师当时动员了他59级的同班同学靳兰征老师来帮助我：靳兰征老师先生的弟弟时任我的工作单位——上海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长，靳老师写信给这位组织部长，让他在北大赴上海调查时放过我，让我来北大学习。但对于这一切，石老师从未对我细说。就这样，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的经济学院）待了下来，一待就是30年。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在帮助我进北大学习的过程中，北大经济系几乎动员了能够调动的所有社会资源来让我过关，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许许多多的恩师。因为此文是悼念石世奇老师的，所以这里主要讲石老师的故事。坦率地说，我并不是什么杰出人才。30年前北大经济系要是不录取我，也不是什么过失，对我更算不上什么冤枉。但是，北大抬一下贵手让我进来，就给了我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从1983年至今，我就一直沐浴在北京大学温馨的气氛里，受到陈岱孙、厉以宁等一大批名师的指点，经受了现代经济学的洗礼。

二、院长风范

我于1985年在北大硕士毕业后就直接留校任教。那一年的5月，北大经济系已转而成立经济学院，石世奇老师出任经济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1988年秋起，石老师又接任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我除教学、科研工作以外，还兼任两份社会工作：一是做石世奇老师的教学秘书，二是做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厉以宁教授的科研秘书。这样，在我1985年12月至1989年12月赴美留学的四年里，我与石世奇老师有了较多的工作上的接触。

石老师在主管教学工作时，主抓排课。当时经济学院下设三个系，每个系都有一定特色的专业课，石老师主张：不管哪个系的学生，必须上12门经济学院的必修课：数学、英语、会计、统计、政经I、政经II、微观、宏观、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这个课单其实包括了70个学分，相当于本科生一半的学分。按这张课表教出来的学生，经济学的基础是比较全面的。石世奇老师让每个系出这12门课程的任课老师，由院里再统一协调。每学期，我都会跟随石老师，见证他找一个一个任课老师谈，落实经济学院这12门必修课。实际上，石世奇老师是点着名指定某系某人上某门课，他微笑着说，这样定我才放心。

1987年清明节前后，石老师带上我去南开大学参加教育部直属7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会议，会议由教育部社科司召集。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国际经济学专业的建设，召集者的意愿是要将当时以服从外交需要的国别经济学转变为国际经济学。我知道石老师是为了让我开拓眼界才带上我的。这次出差让我有幸与石老师同住一室，晚上就有机会听他聊聊一些往事。他给我说起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一些大教授，尤其对周炳林、赵迺抟后来被边缘化感到非常沉重。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人大大名鼎鼎的黄达教授（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南开的谷书堂教授，武大的谭崇台教授等学界权威。石世奇老师在会上温良恭俭让，同时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争取到了国际交流的学术资源。石老师带上我参加这个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有好处的，这让我在全国7所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心里挂上了号，以后在北大推荐我为“美中经济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留美计划的候选人时就很容易得到中方这7位院长的认可。

我当时正在给84级、85级学生开“财政学”，所以带了几本书跟随石老师赴天津南开，晚上就在招待所房间的台灯下备课。石老师对我是非常支持的。他说，他是主张北大的毕业生留校做北大的老师的，因为北大招来的学生是最优秀的，这些人如果不及时留住，到外边遇上什么风浪受点挫折，可能一辈子的才华潜力就毁灭了。石老师鼓励我写好财政学讲义，争取出版。后来我这份讲义果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

石老师重视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就在与石老师合住的那两个晚上，有次我突然说起自己非常喜欢北大历史系李培浩老师的《中国通史讲稿（中）》。我说，虽然李培浩老师在书上署的职称是讲师，但在我心中，李培浩老师书中透出的学问堪比大教授。石老师听了很高兴，说他与李培浩是好朋友，李培浩是邓广铭的学生，是北大历史系中国中古史的传人，可惜英年早逝。石老师还说，北大在80年代汇集了一大批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教师，但北大的教授名额有限，许多“讲师”的学术水平其实早就是教授了。在北大工作，就要甘坐冷板凳，不要太在乎教授头衔。

1988年8月，石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他的家早在1983年年底就已从科学院宿所楼搬至北大中关园新盖的48楼403室，一套小三居。这在当时已经是比较舒适的了。但他那三间房，大女儿刚成家住一间，小女儿住另一小间，石老师的小书房反而没了，他把书房与卧室合在一起，他那心爱的二十四史只好委屈装箱放在了床底下。到他家坐下后，石老师又给我沏上茶，然后告诉我，学校领导来经济学院民意测验，经上级决定由他出任胡代光先生卸任后的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由他“组阁”。他让我给他提副院长人选。我哪敢提什么建议名单？只是希望院里多招一些像曾毅、林毅夫那样的人回来。

我记得石老师这一届院班子是在1988年9月底上任的，新班子上任的教职工大会是在二教101教室召开的。这一年石世奇老师56岁。他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但他努力创造条件，启用林毅夫、曾毅这两位当时已经脱颖而出的西方经济学教育背景杰出人才。

在林毅夫1987年回国后不久，石老师就告我，院里聘了林毅夫做北大兼职副教授。1987年11月，由石老师出面，请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舒尔茨教授来北大办公楼礼堂做讲演。林毅夫充当翻译，石老师坐在主席台上，当面感谢舒尔茨教授为中国、为北大培养了一个林毅夫。1988年春，石老师多次与林毅夫商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石老师要我参与院里与林毅夫的商谈，并要求我帮林毅夫起草“关于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送达北大校长丁石孙。这一年9月，自石世奇出任经济学院院长以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就步步推进。石世奇院长直接带领经济学院党政班子、林毅夫、朱善利、孙祁祥与我，去丁石孙校长办公室面谈，由林毅夫向丁校长直接面陈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必要，林毅夫提出了搭建新的平台以迎接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归来做教学和科研的设想。这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计划与后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当时石老师心中的研究中心是与北大经济学院为一体的。

石世奇老师对曾毅的安排同样是竭尽全力的。1987年曾毅回国时，北大没有什么房子，以至于一些理科院系的领导提出“房子就是人才”。为了让曾毅安心工作，石老师和院里好不容易到学校要到了55楼二间筒子楼的两间房间。当时的北大人口所，是经济学院的人口所，相当于经济学院的一个系级单位。石老师当时是一手抓住林毅夫，以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另一手与人口所所长一起抓住曾毅，以更新北大人口经济学的人才队伍与学科结构。

除了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备和人口所的学术国际化以外，石世奇老师从1987年起就直接打“剑桥”牌：依托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北大经济学院的盛宇明及其先生，直接开展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经济学系的学术合作。这项合作先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北大方面接待了剑桥大学派出的辛格（Singer）（高级讲师）讲学（共7周），并接待了约翰·伊特维尔（John Eatwell）教授一行。作为交流，石世奇副院长等在1987年年底访问了剑桥大学。剑桥大学方面还争取到了英国政府的资助，安排几位北大经院的青年教师访问剑桥，或者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

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我出席了石世奇老师欢迎约翰·伊特维尔教授的家宴。约翰·伊特维尔教授是当时1987年出版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第一主编，是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家宴在石老师家中不到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举行。石老师的夫人王老师（北大图书馆系党总支书记）下厨，石老师、约翰·伊特维尔坐主席，韩实（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教员、兼经济学院外事秘书）坐在石老师和约翰·伊特维尔之间做翻译，这边是我与石老师的女婿（清华大学的留校博士）坐在一起。韩实英文好，一顿饭全没吃，全神贯注于翻译了。我静静地听着石老师与约翰·伊特维尔之间的交流。石老师当时最关心的是，怎么样让北大经院的老师像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那样做研究，他希望北大经院能够获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赠书。那个饭桌上的石世奇老师的神态我至今仍然记得：充满希望、坚定、透明、儒雅、自信、公正且廉洁。须知，石老师当时的月工资才区区百十来元，他不用公款请客，而是以自掏腰包、夫人下厨做菜的方式接待了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让客人感受了当时中国大学中那股清新向上的春风，同时又让客人深入了解了中国人的家庭文化。

三、心系学生

石世奇老师对我个人的栽培和提携是多方面的。

能够做他的教学秘书，当然是由于石老师亲自点我的名。对我而言，尽管要多跑跑腿，但跟着石老师学，让我一个一个拜识当时北大乃至全国的经济学大师，实在是一种幸运。

1987年，院里领导提名让我与刘伟、张国有一起，攻读经济学院在职博士生，刘伟跟萧灼基教授读，张国有跟闵庆全先生读，我的导师是胡代光先生。我知道这是院、系领导对我的又一次栽培，其中一定也包含了石老师对我的殷殷期望。

1988年年底，石老师这一届院领导班子上任不久，《经济科学》杂志编委会也面临换届，陈岱老卸去主编一职。在考虑新的编委会时，石世奇老师力荐我进入编委会。他在私下给我谈过。后来我果然被选入做了一年的《经济科学》编委会委员，在新主编刘方域教授的领导下，我参加了两期编委会工作，经历了看稿、审稿、请人改稿、最终录用稿子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988年我已经上了胡代光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由于专业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我很想到“当代西方”去体会一把经济学。石世奇老师很了解我的这个心思，在与剑桥大学建立学术交流联系时，他建议我去剑桥交流。但在私下征求我个人意见时，我本人更偏好于去美国学习。石世奇老师就想办法安排我去美国进修。他通过我们学院的洪君彦老师和国际政治系的袁明老师帮我联系，前前后后给我安排过三次，最后让我获得美中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去布朗大学经济学系做一年访问学者。洪君彦老师在美国亲口对我说过，我的出国学习，背后是石老师推动的。

石老师之所以如此关心我，不遗余力地给我学习、进修的机会，是希望我们这批人迅速地成长起来，在学术上接上老先生的班。我自1985年在北大硕士毕业留校以后，相继开出“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财政学”和“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背后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厉以宁教授，在院里也得到了石世奇老师的认同。那时我已经尝试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每年自己写的，以及与刘伟合作研究的，可以发表十来篇论文。石世奇老师在私下里给过我许多肯定。我老老实实地对他承认，以自己当前的学术积累，已经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了，再写就只是重复地增加量，与林毅夫、曾毅这些洋博士相比，我有许多不足。希望自己再次充电，有一个系统的提升。石老师真的为我争取了可贵的学习机会。我记得自己赴美留学的日子是1989年12月27日，那个时刻的北大要批准一个教师去美国留学，口子是把得非常紧的，会遇到许多关口。但是经济学院的领导和石老师为我大开绿灯，其中又动用了石老师与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出身的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郝斌个人之间的互信资源。

我在美留学期间，石老师会经常给我写信，除了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习外，也会谈一些院里的事，流露出一些他的心事。譬如，1992年春，他在一封来信中希望我回来，说院里缺少能开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老师。石老师写道：“刘文忻老师1989年秋从英国回来，还未休息，就接研究生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结果累得得了心肌炎，我很对不起她。”这些信我回国时没有带回来，现在悔之晚矣。

石老师会为每一个经济学院的青年人的成就感到高兴。并且事实上，每一届经院必定存在让石老师感到骄傲的学生。1992年夏天我回国，去见石老师，他向我说起周黎安：“才25岁，刚硕士毕业留校，助教，去给高校教师进修班讲课，一堂课下来，把这些大学老师全震了。”石老师这时又会说起他那套留住北大学生的理论：哈佛大学没有留下萨缪尔森，后来一直是后悔的。

2011年的春天，还是在清明节前后，我去看望石老师。这是他离世前的倒数第二个春天。那天我向他汇报，近年来北大经院本科生申请美国留学的结果不大好，美国顶尖大学经济学系的奖学金给兄弟院校的申请者拿去了。北大经院再次面临挑战。石老师听了很揪心。他晚年得的是支气管病，靠吸氧帮助呼吸，与人说话就得拔掉氧气。我不便多打搅，就告辞了。但在我骑自行车回北大东门的路上，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掏出一看，原来是石世奇老师。我以为是什么东西落在石老师家，接起电话，只听石老师在电话那头大声说：

“平新乔，学生申请成功的关键是推荐信，要找易纲，请易纲帮助北大经院的本科生推荐！”

我可以听得出，石老师在电话那头说这几句话时，他原本苍白的脸一定憋涨得通红。这是我们久病的老院长为了心爱的学生，所发出的最后的吼声！

易纲，这位1980年被北大经济系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是北大经济系、经济学院、也是石世奇老师的骄傲。而石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让北大经济学院的学子们一代一代地出像易纲这样的领军人物。老院长的耿耿之心，溢于言表。

我不会忘记石世奇老师在春天里对我留下的这个嘱托，会尽全力以自己的余生为北大经院的学生服务。回顾一下石世奇老师从1977年5月任北大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到1993年卸任经济学院院长，经历了16年。在这16年间，北大经济学系（院）一步一步地走向经济科学的现代化。石世奇老师的特点是保护人、做好人、善待人。在他在任期间，经济学院没有散，没有分，保持了经济学院的元气。他临终前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没什么，只是一贯的‘右’。”这个“右”字，实际是尽可能地保护人，包括保护像我这样有过过失和错误的人，甚至当我有冒犯之后还能待见我、容纳我、关心我。这就是石世奇老师，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石世奇老师逝世一周年的这个清明，我真觉得，石老师所说的这种“右”，在北大是太需要了。在北京大学，我们这些教师，其实就是草木和芦苇，需要像石老师这样的园丁来细心地加以看护。北大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能代表时代的精神、代表人民的良心，勇敢地反抗任何形式的专制和愚昧。但是，知识分子又只是芦苇和杂草，本身是极端脆弱的，因此非常需要像石世奇老师这样“一贯右”的人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有一片相对安宁的气氛做做学问。清明之际，我感恩于石世奇老师和北大经院对于我30年的保护与栽培，感恩我所有已经逝去的先师，争取做好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2013年4月4日清明

[1] 平新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