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汤老师的学术生涯也可大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放弃了做哲学家的宏愿，甘心做“哲学工作者”，跟着潮流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人的文章，“文革”开始却变成了“黑帮”，整天要交代、接受审查，乐老师每天在办公楼外等候他平安归来。几年后汤老师又意外地被选入“通天”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彻底摆脱了黑帮命运。“四人帮”倒台后这段历史又成为政治错误，再次遭受多年审查。这三十多年真可谓浮沉升降，曲折跌宕。有些文化人喜欢文过饰非，尽力将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或喜欢诉说自己的委屈衷肠，汤老师却坦坦荡荡，从未为自己辩解，也从未为自己受过的不公待遇抱怨过任何人，更不讳言自己走过的弯路。他七十岁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记者想回避汤老师的忏悔之意，他却颤抖地亲笔写下“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的句子。这种仁厚坦荡的为人风格似乎也属于凤毛麟角吧。

我八十年代到美国，听到有些来自台湾的教授说中国有四大无耻，冯友兰名列其中。我颇不以为然。倒是余英时先生眼光锐利，能说公道话。他说，过去有人骂过一次皇帝，一生考验这么一次，就青史留名。面对变换不断的政治风云，谁能经受那么多翻来覆去的考验还一身清白？由此我想到，不能身临其境设想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对别人作道德判断。自以为高明的轻佻的道德判断只能伤人，不能化人，无益于世风向善。

平心而论，汤老师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也并没有很出格的言行和文章，这可能和他的性格宽厚平和、不过激、不投机是有关系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是很值得赞佩的，是曲中见直的诚。他不仅讲儒学，也真正身体力行了儒门之风。现在，讲儒学的多有人在，但真能体现儒风的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