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汤老师复出工作以后的三十几年蜚声海内外，无须多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汤老师引领潮流、开创风气的大眼光，大视野。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走出国门、推动国际交流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者。他较早主编的西学东渐系列，值得一切关心近代中国命运的人关注。后来主持的儒学史、经学史、三教关系史、解释学史都是宏大的项目，更不要说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愿意并且能够发动、主持这些工作的当今海内外大概只有汤一介一人。

除了著作，思想和学术课题方面，汤老师更是引领思想潮流的领袖。他提出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主题，提出重建中国解释学，提出思想对话、普遍和谐、新轴心时代、世界之中国等理论概念，都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重要课题。很多内容还经常被人提起，有些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我本人受托主持的《道家诠释学史》已经约了海峡两岸十几个学者合作，大家都在认真地撰稿，也在思考如何处理道家经典诠释的历史与诠释学理论的关系。由此也可看出汤老师的感召力仍然如他的精神一样浩气长存。

在新的时期，汤先生的思想绝不是点缀风光的应景之作。他曾提出中国的希望在于政府力量、企业家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的结合。但不知为什么此说曾引起一些人不满，已经准备发动公开批判。但今天看来，这应该是正常社会本应有的发展道路。

毋庸讳言，汤老师的宏大概念、叙事和工作与当前学术界的评价体系不一定吻合，一般人也很难实践，其工作也很难在当下注重论文数量的风气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然而，学术研究需要多方面、多角度、多维度的共生共荣。培养论文工匠并不难，难的是允许汤老师这样眼光深远宏大的巨匠能够有生存的土壤。大项目、小课题各有价值。大项目可以空疏无文，也可以建功立言，彪炳史册；小项目可以扎实有据，突破习见，也可以因循模拟，聊补于无。学术课题的关键不在大小冷热，而在于是否来自扎实的研究基础，是否确能揭示真相，引发灼见。显而易见的是，以行政权强推某一个标准，必然是削足适履，南辕北辙。

2013年夏天我到北京前，曾给乐老师发了电邮，乐老师马上回信说汤老师查出癌症中期，家里乱套了。我当时有些吃惊、意外，心想是否不应该去打扰先生养病。到北京后，干春松告诉我汤老师说过“笑敢过几天要来看我”，于是春松开车带我去汤先生家。见到先生寒暄过后，他说今年十月汤用彤讲座和蔡元培讲座请新加坡的锺志邦来讲，明年十月由你来讲。2014年6月在北大儒学院开工作会议，汤老师清瘦虚弱，但讲话很有条理，很清晰。我还心存侥幸，希望先生能熬过此劫，让他将想做的事做完。没想到噩耗突然传来……

不管怎样，汤老师开创的各项事业都在进行，我也在2015年10月完成了汤用彤讲座和蔡元培讲座，我参与的《中国诠释学史》的项目也在进行中……

两年过去了，每当想到汤老师，他在我面前还是那样温厚、平和地微笑着，那么鲜明、那么感人，让我永远无法忘怀。

（2014年9月14日初稿，9月25日扩充，2016年12月再修改增补于香港）

（本文作者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